古语“仙窟”，译之即为“神仙栖居之地”，其满含着先人的激励之意已不言而喻。
穿过琼海市中原镇的镇墟，再驱车南行两三公里，途经联兴村之后，一个碧塘绿水环绕、白鹭栖息的美丽村庄——仙窟村便呈现在了眼前。
湖水清澈如镜，让每一位到访的游人似乎都能感受到一种喧闹城市中所找寻不到的清宁；而一只只鹭鸟在停留时的温暖相聚，更装帧了原本缤纷的画卷，呈现出了一派自然的风景天成。
岁月雕琢仙窟村之美仙窟村始于明末崇祯戊寅年(1638年)，据传说先人本是中原人士，后移居到此地，以农耕为生，至今已有376年历史了。刚刚走进村子，映入眼帘的便是一汪方圆30亩的理眠塘。这池塘在外人看来着实成为了小村庄美景的一处点睛之笔，而村里人更视理眠塘为“风水宝地”。
理眠塘及村庄
回到村里居住的退休教师王裕秋说，这汪池塘自古就与村民有着不解的缘分，传说仙窟村人的祖先都是“船上人”，既然是“船上人”就要喝河塘、水沟、江海里的水，而不宜打井找水，于是，祖先们就按照规矩老老实实艰难地四处找水喝，理眠塘成为了仙窟人祖祖辈辈赖以依靠的取水之地。至今，理眠塘清澈的池水依然滋养着全村32户、100多村民。
海南大学教授周廷婉就曾赞誉仙窟村的理眠塘：“置身在池塘边，仰观长空碧蓝如洗，俯视塘水清澈如镜，鱼群在追逐嬉戏，三两白鹭贴着塘面自由翱翔……”
这汪景观性的池塘，近些年仙窟村也因为地处正在开发建设中的中原风情小镇，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优势让开发商们“踏破门槛”，然而不管如何游说，村民们都坚决将开发挡在了门外，守着这份自然的纯净，“到任何时候，村子的‘魂’不能丢掉!”王辉军说。
日本电影制作人林有惠先生，曾在村子里逗留了几天，回国后写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游记《自给自足，休闲农趣》，刊登在《家园》(日本畅销刊物之一)上。作者在文中写道：仙窟村令他沉醉，除了山光水色，还有这里的田园风光和休闲农趣。
仙窟村的美，在老华侨王裕河的眼中也可见一斑。仙窟是中原镇远近闻名的华侨村，村里几乎每户人家都有下南洋的长辈，王裕河于1939年(时十九岁)下南洋，半个多世纪没有回过故乡仙窟，他人远在马来西亚，但思绪却时常萦那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1997年，他曾饱含深情给一位族侄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童年时嬉娱留连之地……每近黄昏时，卧在大石上，瞧瞧塘中同伴戏水，鸭儿在河中寻捉鱼虾的乐趣，尤其是在中元节有天灯时，晚上坐在大石上，看看半空中天灯响着劈拍劈拍的炮竹声，更令人情兴神奋。年轻时游历过许许多多地方，但风景都比不上仙窟村……”
尊师重教绵延后人漫步村中，放眼望去民居鳞次栉比，错落有致。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村子中央耸立着两行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老屋，建造者为清末兼耕农商致富的先人王家玉(朝廷授予六品官)，王裕秋说，王家玉的故事几乎在村中是一辈一辈口口相传下来的，据说，他原本在外地经商致富，想把大量的钱财带回老家仙窟村，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当地人几经阻扰不让他带着家财回乡，于是，王家玉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装作猝死，大葬回乡，将银元藏在了用牛车拉着的棺柩里，因为有着这些带回家乡的钱财，才有了后来“十柱屋”的故事。
仙窟村十柱屋
王家玉回到村里，在三亩祖屋地上，一个时辰之内就建造了八间堂皇富丽、质量上乘的十柱屋。“一个时辰起八间屋”，传为当地佳话。十柱老宅历经百年沧桑，迄今大部分尚保存完好，走进堂屋，十根古木柱子支撑，被学者称之为再现海南19世纪古建筑风貌的“活化石”，誉为“民居瑰宝”。
此后，王家玉购置土地，出租给农民。每年按比例拿出一部分租金收入，依照学阶与奖额成正比的原则，奖励族内学子勤奋向学。这是仙窟村重教的发端。而这项鼓励学子的规定，从1800年起实施，至1952年终止，历时152年，让族内数代学子受益成才。上世纪二十年代，闯南洋创业成功的王先楫先贤，也回家购地置业，热心创办仙窟村小学，对先后就读于中山大学的王先柏，西南联大的王裕桐，清华大学的王春尧等村内优秀子弟，予以经济上的支持和鼓励。
仙窟一景
这两位先贤所采取的奖励措施，不只是让村中诸多学子受益，更重要的是养成了一种爱读书，重视知识的村风，而且得以代代相传。
革命志士成长之地在革命年代，仙窟村涌现出了很多投身革命的热血青年，村里100岁高龄的冯昭英老人曾对当年村人支持革命的记忆还念念不忘。她向“十柱屋”的侧方指着说，“那一处十分显眼、荒落破败的老屋曾是革命志士王裕方的家”。
战争，让多少像王裕方一样的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慷慨赴大义。在王裕秋的家中，王裕秋珍藏了他的父亲王先柏曾经写过的日记。王先柏也是一位投身革命的志士，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政府派遣陈纳德将军率领美国空军飞虎队来华援助中国抗战，加强中国空中军事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昆明的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招收英语后勤人员的布告吸引了王先柏的注意，献身抗日救亡运动事业的抱负推动他去报考，结果王先柏以优秀成绩被录用了。
仙窟村古树
彼时，王先柏还是一名教师，他告别了琼崖中学的师生，只身一人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去受训，结束后便奔赴桂林的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工作，后来又调回昆明的战地服务团空军招待所，在战争时期，王先柏主要负责美军处理后勤事务的翻译工作，直到抗战胜利。那时，战地服务团统一穿美式军装，父亲在工作中见过陈纳德将军，也与美军飞行员合过影，然而这些照片，后来在“文革”中却成为了“中美合作所特务”的“证据”，王先柏由此遭受了不公对待。
王裕秋感慨说，“抗战胜利后，美军回国前，为答谢中方后勤人员的翻译服务，愿意提供签证给父亲去美国发展，但被父亲谢绝了，他说‘我的祖国需要我’，只这一句便道尽了爱国之心。离开昆明后，父亲经人介绍，入广东省难民救济署工作，把组织来的生活用品分派到难民手中，包括美国送来的物品。父亲还把救济品运到了家乡中原，分发给当地人，尽管杯水车薪，也是雪中送炭，难民有救济总比没有好。”
私立海南大学1947年成立，王先柏接受海南大学梁大鹏代理校长的聘请，到海南大学附中教英语，继续他的教师生涯。梁大鹏校长是中原书田村人，王先柏抱着“仕为知己者用”的心态在海南大学附中工作，乐此不疲。1949年私立海南大学解散，王先柏又入琼台师范学校继续教外语。1951年，经海南籍著名雕塑家卢鸿基先生推荐，海南区行政公署委任父亲到乐会温泉中学当校长。
（本文原载于2014年12月29日海南日报海南周刊，见刊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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