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于经济学的症状，并不是总惦记着发些高大上的文章，而是无时无刻不冒出一些和经济相关的联想，即便在看娱乐节目和玩游戏时，也摆脱不了经济思绪的暧昧纠缠。当然，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因为这让我发现了另一种和大众交流经济理念的大好方式，就是在喜闻乐见的音乐和游戏里，掺上一点关于经济的闲思细语。娱乐无罪，经济有理，在娱乐时再能若有所思、若有所得，就更没有罪恶感了，不是吗？
这一部分收录的文章，主要是关于音乐和游戏的经济之思。《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都是我喜欢看的音乐节目，不仅因为有好听的音乐，还因为这些节目的机制设计、衍伸八卦和综合影响，或是闪现着经济学的思想火花，或是暗示着经济世界的趋势演变，发人深思。至于游戏，更是一路伴随着我从少年变成大叔。中国社会主流对游戏的认识，从“电子海洛因”向“第九文化”艰难、缓慢地发生着转变，这种转变，既反映了代际更迭、网络崛起和微观做大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也折射出传统观念、既有偏见和守旧势力对新经济元素产生的桎梏作用。
《中国好声音》的经济之思（第一季）
哈林说，音乐没有距离；我想说，思想没有边际。
改变，让精彩发生。若干年前，快乐女生唱响中国，若干年后，好声音响彻神州。中国音乐综艺从一个传奇到另一个传奇的涅槃重生，伴随着对情感附件的删除和音乐原旨的发送，当闪烁的视觉、廉价的眼泪、虚伪的拥抱、老旧的桥段、无聊的八卦再不能支撑起收视率的神话，《中国好声音》用穿过骨头抚摸你的简单感受，唤醒了电视观众的耳朵，重塑了音乐综艺的繁荣。
说到繁荣，中国经济也同样有过去的繁荣，也正经历现在的失落，也同样期盼未来的重塑。但引致过往繁荣的那些要素，似乎越来越难以支撑起中国经济的增长传奇。是的，新传奇需要新要素，中国经济再续繁荣需要从粗放到集约、从外生到内生、从增速到增质的改变。那么，如何让改变发生？
哈林说，音乐没有距离；我想说，思想没有边际。《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也给中国经济的改变提供了一些思想上的启示：
首先，起点公平比终点公平更重要。人，生而不同，理论上，这应是需要平等的理由，但现实里，这经常变成制造不平等的借口。《中国好声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平等的舞台，让每一个精彩的“不同”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展现。相貌、年龄、经历、专业，不再对声音比拼的起点产生影响，只会让结果变得更加意味深长。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创造一个屏蔽出身、垄断和权力额外影响的舞台，以机会平等激发全要素生产力，才是重塑长期繁荣的基础。
其次，制度约束比道德约束更管用。起点公平源自制度约束，而非道德约束。《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四位导师的德艺双馨，但从根本上看，转椅盲听制度本身才是让正能量集体爆发的保障。好的制度，不仅让“坏声音”无处遁形，更对导师和学员都形成了“做好”的激励和约束。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以制度改进来求得公平、效率的双向提升，以制度创新来求得政府、公众的双向约束，才是重塑长期繁荣的保障。
最后，微观力量比宏观力量更有力。当中文系刘悦唱出幕后辛酸，当小编曲金志文唱出为爱痴狂，当高考生郑虹唱出百年孤独，当航天人云杰唱出海阔天空，当小老板魏语诺唱出时尚动感，当小职员英子唱出摇滚倔强，我们不禁感慨，好声音在民间！而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新动力何尝不是在民间、在市场、在微观？而唤醒并激活中国经济的微观力量，我们不仅需要机会公平的舞台、制度创新的保障，更需要有如刘欢、哈林、那英、杨坤那样放下身段、沉下眼光、融入草根的经济导师。
从中国好声音到中国好经济，音乐没有距离，思想没有边际，让我们闭上眼睛去听，低下头颅去看，沉下身子去做，抛却杂念去感受……
《中国好声音》的经济再思（第二季）
野心太大、目标太杂，对于做好选秀节目或是搞好宏观调控，都有害无益。
办好一个选秀类综艺节目，并不比搞好一国经济要容易多少，事实上，它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可利用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2013年，在经历了三十多年年均10%增长的精彩第一季后，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第二季。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改进和宏观调控来引导第二季的可持续增长？这个问题困扰着所有专业人士。与其揣摩政策内容，不如打开思路，把身子放低点，把眼光收窄点，从与选秀综艺节目的比较来寻求一些思想上的共鸣。可巧的是，《中国好声音》也于7月12日拉开了第二季的大幕，在同类节目产能过剩的格局下，好声音刚至就立刻呈现出王者归来的霸气。它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必须要有简单的定位和目标。八年之前，李宇春时代的《超级女声》很容易就获得了成功，但八年之后，观众口味变得更加挑剔，一个野心太大、目标太杂的节目反而很难把最吸引观众的点做到极致。宏观调控也是这样，目标不仅要明确，更要简单、纯粹，不能“既要、还要、也要、更要”。追求面面俱到，不若有取有舍，强调并坚持当前形势下最迫切，同时也是和市场主体最息息相关的政策目标。而当下中国经济，核心目标毫无疑问是结构调整，增长下限、通胀上限和稳中有为，都应是服务于这个核心目标的，而不能理解成对核心目标的短期替代或长期淡化。
其次，要有针对核心目标的机制设计。为什么同样是以遴选声音为单一目标，《中国最强音》差评多多，而《中国好声音》却好评连连？原因很简单，《中国好声音》的转椅机制确保了海选只能以声音为评判，而《中国最强音》却没有令人信任的机制来确保核心目标的纯粹性。再举个例子，为什么《快乐男声》和《中国梦之声》都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因为同是选偶像的节目，它们的复赛环节都只有唱歌一种形式，没有相应的机制设计来让选手展现综合实力，目标的复杂性和机制的单一性之间发生了冲突和矛盾。对于宏观调控而言，核心目标的明确和政策宣示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完善和强化聚力于这一核心目标的机制设计。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何促使金融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改变国有金融机构的绩效考核体制，资金向实体的流动才会真正顺畅起来。
此外，要保证政策调控体系自身的有效性。现在几乎所有的节目都有导师，这些明星导师完全可以类比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比较各类节目的导师表现，可以发现三个有趣现象：一是导师当主角的，往往节目较失败，《中国最强音》就是最好的例子；二是导师素质和节目核心目标不匹配的，往往选秀有失公允，例如选声音的节目请来章子怡，难免闹得一地鸡毛；三是需要全体老师通过的，往往会失掉好选手，而只需要一个导师转身的《中国好声音》，却吸引了实力最强劲的学员。同样，对宏观调控而言，如果政府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主角，那么增长就难以形成内生动力；而经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专业能力，至少是其有效吸收专业建言的能力，将对政策能否达成预期效果具有潜在影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实体经济的市场主体究竟要不要迎合政策偏好，会不会在过厚的政策调控夹层中耗尽资源和发展动能，是决定宏观调控能否激活市场、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对当下中国经济而言，简政放权能否坚持下去、落实下去，将真正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能否吸引更多更好的微观实体的参与并得到各类资本的助力。
《中国好声音》的经济又思（第三季）
当关注力的重心转移了，同样的机制，产生的激励效应也会发生潜移默化的重大变化。
再好的东西，搁久了，总感觉会变味，《中国好声音》也不例外。和之前相比，第三季《中国好声音》不那么抓人了，椅子依旧很忙，但除了汪峰组的帕尔哈提，叫得上名字的学员几乎没有几个，也没有留下第一季《为爱痴狂》和第二季《Hey Jude》那么震撼的声音记忆。
《中国好声音》怎么了？是被埋没的好歌手被挖掘殆尽了，还是我们的耳朵已经麻木？我想，都不是。真正变的，还是《中国好声音》自己。其实，《中国好声音》之所以有魅力，根本原因是她建立了一个机会公平的好机制，让所有“好声音”之外的东西变得次要，“声音”成为唯一被聚焦的决定性要素。音乐的核心是声音，凸显了声音，音乐自然会展现出最打动人的那一面。
不过，第三季《中国好声音》偏离了以声音为核心的运作模式。虽然转椅机制没有变，但第三季《中国好声音》明显将节目重心向导师这边转移了。导师之间略显夸张、做作的抢人大战看上去比较欢乐，实际上却冲淡了这个节目的主题。这种镜头焦点的变化，让原本公平的选拔机制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声音背后的故事被放大了，学员们也变得更加“乖巧”，更加注重用声音之外的东西去打动导师。
这就是关注力的力量！当关注力的重心转移了，同样的机制，产生的激励效应也会发生潜在的重大变化。人类都是生性八卦且没有长性的，所以，关注力的非理性转移会频繁发生，不光《中国好声音》有，经济世界也很常见。
稍微注意下华尔街见闻之类的专业财经网站，或是金融市场人士的研究报告和讨论话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人们最关心的，不是实体经济会怎么样，而是中央银行将怎么办，很多时候，了解前者也只是为了判断后者做铺垫。对于非专业的普通人而言，格林斯潘、伯南克和耶伦的大名也是如雷贯耳，就像经济圈里的姚明或刘德华。
稍微深究一下，就会感觉到，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和怪象：几乎所有专业人士都知道，经济学最经典的一条公理就是“货币中性”，即认为货币在长期中是不重要的，决定经济长期发展的是真实要素，而货币只不过是一条蒙在真实要素上无关紧要的面纱；但偏偏大部分专业人士，又都将注意力聚焦在了掌控货币魔杖的中央银行身上。
那么，究竟是该相信货币中性，还是不相信货币中性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没有人相信货币中性。那么，为什么专业人士明知道就理论而言长期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还依旧执迷不悟地偏爱关注中央银行？很简单，屁股决定脑袋。占领经济舆论主阵线的，并不是学院派经济学家，而是投行经济学家或金融市场专业人士，这些“市场派”对经济世界的关注都是以服务投资为目标的，而货币环境直接决定了投资方向和收益空间，因此，他们对央行动向竭尽所能地捕风捉影也就可以理解了。
和《中国好声音》一样，注意力的偏移也会让经济世界变味。投资亦或是以货币为核心的金融市场行为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体系越来越倾向于内生演化，而逐渐脱离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本质属性。
这种变味显然是危险的，当金融变成了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投资变成了主流经济研究的服务目标，谁还会老老实实去生产和制造？激励机制正自发引致资源配置向金融体系倾斜，这恰是金融危机不断发生、全球经济增长中枢不断下降的根本原因。
当声音不再是音乐舞台的核心，当“耶伦们”变成经济舞台的明星，这些舞台即便有一时的热闹，也不会有长久的精彩。
《我是歌手》的经济之思
专业是一种天赋，认真是一种美德，自省是一种才能，突破是一种执着，谦逊是一种魅力，尊重是一种力量，内敛是一种光芒。
我很少看电视，但每周五晚的《我是歌手》却不会错过。每每看到“S（inger）7”在舞台上的斗法，我总会不自由自主地想到另一个“G（roup）7”，同样的7，代表的都是专业阵营和顶尖力量的碰撞。当然，7不止于7，就像《我是歌手》里的“S7”不止7位歌手，全球经济里的“G7”也早就不止英美德法加意日这7个发达经济体，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等新兴崛起的经济力量，也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角。那么，崛起中的中国经济，如何在“G7”碰撞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我看来，“S7”飙歌过程中的跌宕起伏就给出了很多有益的启示：
其一，有包容的真实方是流行大势。也许很多人和我一样，在看《我是歌手》之前，只知道尚雯婕是某一届的“超女”，已经遗忘了玩过摇滚的周晓欧和黄贯中，甚至根本没听过黄绮珊和杨宗纬的名字，但这些歌手，后来都因为节目的成功而名满天下。所以说，《我是歌手》的成功是歌手再红的基础，就如中国经济的再发展也依托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我是歌手》之所以成功，恰是因为它包容并激励每一位歌手回归音乐的本我。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只有忘却数字增长的虚荣，回归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成为全球复苏的一股力量，并分享全球复苏的荣光。
其二，有压力的竞争方可激发潜能。坦白说，之前我并不喜欢沙宝亮，但看过《我是歌手》，对他却多了一分敬意，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在最后几场比赛中，他已然竭尽全力。努力、勤奋和认真，即便不会带来成功，也足以带来尊重。这个节目之所以好看，是因为这些功成名就的歌手都在压力下拿出了*手锏。而关键在于，压力并非仅来自专业竞争，稍加留意，你会发现这些歌手对于彼此的表演评价大多满是褒美之词。在我看来，歌手的压力来自体制，以大众评委投票定输赢的体制逼迫歌手们全力以赴。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只有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增强微观群体在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政策施力才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
其三，有底蕴的专业才能前行无怯。《我是歌手》是一个纯粹的舞台，一个专业的舞台，专业和专业的对抗，是歌的对抗，也是人的对抗。这种对抗，最能看出底蕴的力量。《我是歌手》里，有一种歌充满了底蕴，它是摇滚，它蕴藏着时代的反思和叛逆的沉淀，所以当周晓欧唱起《无地自容》，羽泉唱起《大地》，杨宗纬唱起《流浪记》，听众无不流泪共鸣；《我是歌手》里，有一个人充满了底蕴，他是林志炫，每次听他说话，都能感受到谦逊、平和和智慧，所以即便他唱起无歌词的《Opera》，听众也能感受到那彻骨的透明和真诚。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只有在谋求增速的同时增质，才能在经济崛起之路上积累底蕴。
其四，有改变的坚持才是取胜之匙。《我是歌手》不是一首歌的舞台，一招鲜确实无法吃遍天。黄绮珊从一开始的第六，变成中期始终位居三甲，再到最后回到第六，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她在坚持之外缺少改变。当听众对黄氏高音审美疲劳之后，林志炫、杨宗纬、羽泉和周晓欧在坚持中的自我突破就充满了比较优势。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显然势在必然，但若在中国特色中融入更多的时代元素、微观元素和国际元素，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将更为不竭。
总之，专业是一种天赋，认真是一种美德，自省是一种才能，突破是一种执着，谦逊是一种魅力，尊重是一种力量，内敛是一种光芒。此间种种，于歌手而言，得其所有，可称大家；于经济而言，得其所有，可安天下；于你我而言，得其所有，人生可嘉。
黄绮珊现象的经济之思
是金子未必要发光。
她没有沉鱼落雁之美貌，她没有闭月羞花之娇容，她没有婀娜曼妙之身形，她没有年方二八之青春，她没有如雷贯耳之声名，她有的，只是浑然天成、嘶哑通透的天籁之音，以及返璞归真、无拘无束的音乐之魂。你一定知道，她就是黄绮珊，《我是歌手》因她而红透华夏，她则因《我是歌手》而姗姗来迟、铿锵绽放。
黄绮珊，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以大器晚成、老骥伏枥、意外成功为关键词的黄绮珊现象，不仅是中国现象，也是国际现象。2013年2月，第85届奥斯卡将一尊小金人颁给了本德让劳尔指导的《寻找小糖人》，这部纪录片讲述的，恰是美国版的“黄绮珊故事”：墨西哥裔歌手罗德里格斯，一个卖苦力的美国建筑工人，一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民歌复兴年代的小人物，一个两张唱片都只卖出几十张的无名歌手，却在南非受到了无数歌迷的拥戴。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版和国际版的黄绮珊现象，最本质的地方都在于：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却不这么认为。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像黄绮珊和罗德里格斯一样伟大的歌者，他们很可能已经或即将永远被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值得尊敬、值得歌颂、值得赞美的人和事，只不过他（它）们很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走入大众的视野；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未曾挖掘的潜力和获得成功的可能，只不过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发现自己或去把握机遇。
在我看来，黄绮珊现象真正的内涵在于：是金子未必要发光。甘于平淡却不放弃梦想，享受平凡却不孤芳自赏，坚持信念却不心存虚妄，欣赏世界却不嫉贤妒芳，这就是黄绮珊和罗德里格斯的声音在岁月磨砺之后更显成熟魅力的原因，这也是金子长期不发光，却依旧不失含金量的原因。
是金子未必要发光，发光的未必是金子。对于金子而言，放光的外在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金子的足赤内涵。在我看来，黄绮珊现象不仅是音乐现象，也是经济现象。对于经济而言，是金子也未必要发光，发展的内涵远比增长的形式更为重要。
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新兴市场国家，外在的增长神话已然演绎得光亮十足，现在需要正视的，恰是经济起飞之后增长质量和发展内涵的急需夯实。但令人忧虑的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增长的光亮让一些人不自觉地就陷入了对形式的崇拜，很多地方沉迷于打造“国际一流”，很多企业贪恋于建设“全球第一”，地方经济对增长概念的执念甚至可能超越了对微观需求的关注，资本市场对企业包装的追捧甚至可能超越了对企业潜力的预估。而这些，恰是中国实体经济和资本市场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风险所在。
趋利避害，需要我们将目光从“发光”转向“金子”，需要我们克制形式主义，找寻内在价值。音乐的内在价值不在于花哨的明星包装和无谓的表演炫技，而在于给听众带来满足和欢乐，同理，宏观经济和微观企业的价值，也不在于光鲜的增长数据和靠前的世界排名，而在于给所有经济主体、所有人创造物质丰盈和精神振奋的更多可能。
其实，在我看来，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正在悄然启动发现内在价值的过程，而黄绮珊的一夜成名，恰恰是中国社会从欣赏外在向推崇内涵转变的一个时代强音。
怀念列侬：一个解答经济困惑的音乐天使
单飞的列侬在他的音乐中宣扬着爱、平等、和平和自由，而这正是治愈财富“忧郁症”的苦口良药。
12月8日，是一个缅怀旧人的日子。1980年的这一天，一个名叫查普曼的25岁疯狂青年用四颗罪恶的子弹结束了约翰·列侬40年辉煌无限的音乐人生。也许列侬并不是嗓音最美妙的歌手，但他绝对是最懂得观察和思考的音乐天使，他不仅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音乐遗产，更留下了发人深省的思想财富。
列侬之所以伟大，首先因为他是传奇乐队披头士（The Beatles）的灵魂。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困惑于披头士乐队的名声斐然，因为从纯音乐的角度看，同时期的滚石乐队（Rolling Stone）和谁乐队（The Who）同样是驾驭旋律的行家里手。于是整整一个月，我都坐在图书馆的偏僻角落里反复聆听披头士乐队留下的经典专辑，从《黄色潜水艇》、《白色专辑》、《神秘之旅》、《佩珀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到《橡胶灵魂》，终于在某个瞬间，我感受到了他们的真实。
披头士乐队简单、干净的音乐中表达的却是物质时代生活的复杂和无奈，品味他们的离经叛道让水泥森林中备受压抑的人们得到了一种宣泄和解脱，这种革命精神和代言效应造就了披头士乐队卓尔不群的音乐地位。应该说，披头士用醉人的歌声吐露了很多人内心的经济迷惑：为什么财富并没有给我带来快乐？
在英国乐队披头士引领时尚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空间绝后的经济发展黄金时期，物质生活的极度繁荣却带来了精神生活的压抑。近来一系列的调查研究表明，绝对财富的积累并没有改变幸福“奢侈品”的属性，一项美国的问卷调查显示，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声称自己“很幸福”的人始终保持在30%左右的低水平，而声称自己“并不幸福”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比例下降。
行为经济学给这一经济困惑提供了些许解释，从效用的“主观性”出发，人们的财富幸福感大部分来自于鹤立鸡群的“比较快感”，较之绝对财富，相对财富的增加才是幸福增加的真正原因。不管收入的具体数字是多少，只要和同类人相比是高的，人们就会感到骄傲和幸福。但遗憾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处于同行业顶层的人数总是有限的，这种“相对财富地位”的稀缺使得财富幸福本质上就不可能普及。这种幸福的“相对财富说”带来了一个无奈的结论：人类追求财富的竞争本身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然而，这种“零和博弈”中同时还包含着老鼠赛跑式的紧张和疲惫，这让曾经简单、轻松的快乐渐行渐远。
披头士乐队传达和宣泄了经济困惑，经济学解释了经济困惑，但他们都没有给出走出困惑的答案，这个任务留给了列侬。列侬的伟大不仅因为他是披头士的灵魂，更因为他是列侬。1970年，披头士乐队分崩离析之后，列侬在爱妻大野洋子的支持下走上了孤独而自由的个人音乐之旅。1971年，他奉献了美妙、高尚和深邃的不朽专辑——《想象》。
单飞的列侬在他的音乐中宣扬着爱、平等、和平和自由，而这正是治愈财富“忧郁症”的苦口良药。经济学在经济困惑面前的无能为力要归因于经济学的基础性理论哲学：个人效用最大化。这种理性的利己主义虽然为一整套行之有效、精密绝伦的市场运作体系提供了支撑，但并不能给精神世界的丰富带来过多帮助。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需求由低到高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简单的财富幸福显然并不能满足人类的全部需求，此时利他主义指导下对和平的畅想、对平等的追求、对自由的斗争、对爱的付出构成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幸福来源。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听《想象》时的感动，这种感动让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泛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温暖和快乐。列侬已经死了，但天使还在唱歌，也许那些在财富游戏中“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人，还有那些在经济学模型推导和实证研究中“酒不醉人人自醉”的人，都应该平心静气地听听列侬，感受超越利己主义的博大和幸福。
玩物未必丧志
“玩物”里也藏着大志向，致力于“玩物”行业既是顺势而为的理性选择，也是值得尊敬的伟大理想。
没有无缘无故的成功，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失败，人生如是，经济亦然。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的经济人生平平淡淡、乏善可陈，为什么一个又一个的财富机会和我们擦身而过，只留下一腔愁怨和满心不甘？在我看来，原因很简单，财富女神永远不会青睐一个思想上的囚徒，我们绝大多数人，无形中都戴着传统思维的沉重镣铐，总是追不上时代变迁的步伐，等到我们后知后觉地发现了趋势变化，等到我们处心积虑地做好了能力准备，顺势而为的财富机会早就如秋叶般迎风飘落，美轮美奂的财富梦想也随之化作一池萍碎。
从经济学角度上看，经济周期和人们的认知周期总是处于一种“错位”状态，经济周期带来产业此起彼伏的格局变化，而认知上的“后发劣势”使得绝大多数人游离于机会最多的产业之外，盲目地在人力资源明显过剩的传统“热门”行业中无谓竞争、苦苦挣扎。仔细观察2013年中国产业的结构变迁，这种现实机会和思想桎梏共存的“错位”现象恰有值得深思的体现：就在很多人还在斥责游戏“玩物丧志”的同时，游戏行业特别是手游行业，取得了令人侧目的经济业绩。2013年，中国游戏用户数量达到约4.9亿人，同比增长20.6%；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831.7亿元，同比增长38.0%；2013年，手机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112.4亿元，并有望于2014年快速突破200亿元。
作为经历过街机时代、任天堂FC时代、PC仙剑时代、文字MUD时代、魔兽世界时代、PS3和XBOX时代、页游手游时代的70后资深游戏玩家，我从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接触游戏开始，就不断感受到来自父辈、老师乃至整个社会对游戏的深深恶意。但现在站在宏观经济的专业立场，我不得不说，游戏，特别是手游行业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产业趋势，真正需要改变的，是人们对游戏的落后看法，而且更重要的是，砸碎“玩物丧志”这一思想镣铐也势在必行。
玩物未必丧志，原因有四：首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使然。2013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500美元，虽然谈不上富裕，但也接近中等收入水平，消费者效用满足已不再局限于基本生存，文化娱乐需求大量增加，进而使得供给“玩物”饱含商机。其次，中国社会环境变化使然。城镇化的发展导致工作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填充碎片化时间的消费需求长期广泛存在。再次，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使然。爱玩游戏、舍得文化消费的70后、80后们已经长大，并已成为中国消费阶层的主力军，“玩物”的“有效需求”正不断激升。最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使然。在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目标下，满足消费者“玩物”需求的第三产业企业更容易得到政策扶持，更容易挖掘发展潜力。
总之，“玩物丧志”，听上去像是一句言之有理的古训，实际上却在时代变迁中变成了束缚社会生产力的思想桎梏，本质上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以农工商为主业的时代，并不是只有在银行、大工厂、律师所工作才谈得上正经职业。会玩是一种天赋，而会创造“玩物”还需要知识、技术、资本和努力，没有自控能力的人不玩游戏也会沉迷于其他事物，玩乐本能被压抑反而容易带来逆反式的厌学和厌知。所以，真正懂得“玩物”，或有志于创造“玩物”的人根本不会“丧志”，“玩物”里也藏着大志向，致力于“玩物”行业既是顺势而为的理性选择，也是值得尊敬的伟大理想。
谢耳朵的光环之夜才是未来
借自贸区的东风，中国家用游戏机市场终于破冰，无论市场现在有多麻木，这终将是中国游戏产业最具价值的未来。
很多朋友喜欢美剧《生活大爆炸》（The Big Bang Theory），剧里谢耳朵（Sheldon）等人搞了个Halo’s Night（光环之夜），每周的这个晚上，四个宅男会尽量把工作、女友和其他一切重要、不重要的事情放在一边，一起欢乐地玩耍微软的当家游戏——光环。说实话，作为资深游戏迷和老牌宅男，我一直对这个场景心驰神往。现在，机会来了。
千呼万唤之后，微软新一代游戏主机Xbox One（以下简称X1）的中国行货终于发售了，并在京东、微信等电商媒介上掀起了一轮销售风暴。不过，即便卖得轰轰烈烈，从各种游戏论坛的反馈来看，大多数人还是对X1行货的市场前景不甚乐观。
风物长宜放眼量，站在玩家和学者的跨界角度理性分析，我倒是认为，就像当年iPhone行货初入中国一样，X1行货，或者说所有次世代主机行货的未来，都被明显低估了。
让我们来逐条论证下看空X1行货的理由：一是有盗版可玩。很多人不愿意买X1行货，是因为习惯了从街边游戏店里淘5元一张的游戏碟，进而把花上百元买个正版行货游戏视作一种疯狂。但事实上，中国游戏机市场的盗版奸商时代，必将作古。很快，中国就要参照国际标准，把研发支出计入国内生产总值，这势必将对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进版权保护形成硬约束，盗版的生存空间将越来越小，国民的版权意识有望越来越强。
二是X1锁区。这是最伤游戏迷的一个地方，在经历了诸多猜测和争论之后，X1在发售初期还是确定锁区，即X1中国行货上不能运行其他地区发行的X1游戏，只能运行国行游戏。毕竟，玩简体中文游戏还是大多数中国玩家的首选，我们需要的，不是抛弃和放弃，而是多一点耐心。
三是X1太贵。微软官网上，X1带和不带Kinect感应器的行货主机预售价格分别是4299元和3699元，一些朋友认为这个价格太贵了。在我看来，这就有点矫情了，一个手机的价格买回来一个集视频、体感和游戏功能于一体的最新一代游戏机，性价比应该还算不错，而对于那些经常在各种手游上一掷千金的玩家而言，游戏主机的价格更是绝对良心了。
四是X1不能炫耀。一些人说，不看好X1，是因为它不能像iPhone一样可以随时拿出来摆酷。不得不承认，炫耀性消费是苹果产品在中国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网上就曾调侃，有的人恨不得在每条微博、QQ和微信发言下方都加上一段“此消息发自iPhone5s”。但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人还是务实的，苹果产品的炫耀功能只是初入中国市场的敲门砖，产品用起来酷比看起来酷更加具有长久吸引力。其实，X1也是有炫耀功能的，客厅里摆一个可以玩体感游戏的X1，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也会挺有面子，而且，X1确实具有让家庭更加其乐融融的功能，这为它在客厅里占据一个位置提供了保障。
五是买X1不如买PS4。其实，X1还是PS4，这始终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连天才谢耳朵都难以解决，更何况咱们普通人。不过，考虑到PS4行货的发行也是箭在弦上，这个问题对中国游戏机市场整体而言没什么影响，支持行货，X1或PS4都是好的选择。
从不支持X1行货的五个理由切入，可以发现，X1行货的未来并不像某些游戏论坛里说的那么悲观。其实，从正面分析，我更加认为，刚刚破冰的中国电视游戏机市场是很有前景的。中国最坚定、最成熟的游戏机玩家是70后和80后，他们绝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并步入中年，像《魔兽世界》那样高强度的RAID游戏模式已经不再适合，而火爆却单薄的手游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游戏需求。这时候，躺在各自沙发上，和分散各地的老伙伴们一起来个“光环之夜”是再合适不过的游戏选择。
总之，借自贸区的东风，中国家用游戏机市场终于破冰，无论市场现在有多麻木，这终将是中国游戏产业最具价值的未来：它有最无限广大的空间，因为它位于起点；它有最具购买力的潜在消费群，因为我们已经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