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山东省社科院主编的《山东文学通史》曾如此评价诗人桑恒昌:“山东诗人,以臧克家为代表的第一代,是从意象化新诗到形象化新诗转移的一代;以贺敬之为代表的第二代,是将形象化新诗推向极致的一代;以桑恒昌为代表的第三代,则是探索新诗意象化而卓然有成的一代。”2017年,桑恒昌被评为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诗人。桑恒昌作为出生于鲁北大地的农村孩子,是怎么样成长为一代诗人的呢?李恒昌先生的新著《大地上的泪光:桑恒昌创作评传》(以下简称《大地上的泪光》)告诉我们一个可信的答案。
这部新著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由著名诗人贺敬之题写书名,收录了著名诗人艾青生前题词。在这部著作里,李恒昌先生的文字似激流穿涧,月照平野,给我们多维度呈现了一个人经历了怎样的人生磨砺才会成为一个“诗做的人”、成为一个中国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影响力的诗人;给我们倾情展示了学术之笔描摹的诗人及其作品诸种动人的情感表达和只能意会的内心痛楚、挣扎、纠结,释然、甜美、宁静的心路历程;给渐成显学的桑恒昌研究注入了鲜活的诗学语境,即诗歌生成的逻辑和诗歌作为审美载体存在的美学、社会学等多范畴的意义,匡正了传统认识上的误区。这部著作更大的意义在于,李恒昌先生突破了诗歌研究的传统范式,坚持从人到作品、从作品到人再回到作品这样一种双向复推、察经考纬闭环式的探究辨析和逻辑推演,始终在诗人的人生细部和其精神世界与其诗歌文本所呈现的思想境界交汇的切点上捕捉多类“情感”的或然性而深刻揭示出一种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就是真正的诗人和正真的诗歌必须具备一个最动人的景象——灵魂。唯有灵魂的真切存在,诗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诗也才能成为真正的诗。这样一个灵魂,我们称之为“诗魂”。在芸芸诗界,诗人及其诗的灵魂是五彩缤纷、仪态万方的,而每一个灵魂都有其独特性,恰恰因为这种独特性,才有了诗人的泪光在大地上辉映出一个不同于他人的煌煌诗魂。
人与诗的精神交融,揭示了灵魂唯有与社会人生同构共振,才符合淬炼诗魂的基本逻辑。《大地上的泪光》以“传奇人生:苦难辉煌”“瑰丽诗章:爱之苍茫”“艺文风范:零度火焰”三篇三十二章的构架,对桑恒昌诗魂铸熔的历程、诗魂生长的动因、诗魂如何穿越星空、情接千载,以及诗的骨骼、气脉、血肉更生做了动情展示和理性分析。李恒昌先生在书中深情写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来利往,熙熙攘攘。有人称之为“红尘”。在这滚滚“红尘”之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无论世间怎样丰富多彩,也无论世事怎样沧桑炎凉,他们都始终葆有一颗充满激情的心,用一双独特的眼睛,发现人世间别人轻易不会发现的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歌吟,把它们谱写在苍茫大地上,我们称这些有别于他人的人为“诗人”,“诗是诗人的附体,诗人是诗的灵魂。诗人就是诗,诗就是诗人。在这里他们已经完全融合为难以区分、难舍难离的同一个生命。”
“两部长卷”贯通呼应,凸显出一个真实鲜活的诗魂。《大地上的泪光》不同于李恒昌先生“当代著名作家评传系列”中的其他几部著作,它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将诗人桑恒昌的人生经历或其情感的蕴藉奔放与其诗歌文本分析“共情并叙”,“人生卷”与“作品卷”互为表里,彼此印证。即便是在对桑恒昌的诗歌作品进行艺术分析时,更是紧密地联系了诗人自身生活、情感酸甜苦辣的每一个细部。这样一种理辩叙写方式,极大地增强了读者对于桑诗真实性的感知,唯有真实,诗魂才会在辽远的大地上扎下深根,蓬勃生长。《大地上的泪光》在讲述桑恒昌因“出疹子”的故事时写到“多年之后,桑恒昌仍然不忘5岁那年的那一幕:当时,他生疹子,浑身发热,像被烧过的铁块,小脸像火烧云一样,通红通红。恰在这时,母亲也患了病,发起了高烧。为了让他能把疹子发出来,母亲不顾病痛折磨,把整个身子趴在他的身上,紧紧地抱着他,为他捂汗,果然收到良好效果。有诗为证:母亲的体温/救了我的命/我的痛/医好了母亲的病。”两个同样发烧的人,牙齿颤抖着,紧紧地抱在一起,一切只因为母亲要给儿子一点温暖,为了让他把疹子快一点发出来。试问世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让人更感动?”桑恒昌的每一首诗特别是为其带来巨大荣光的“怀亲诗”和“悼亡诗”,每一首都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隐在诗的背影里,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嵌藏在诗行中。
灵魂与外部世界同构,升华出一个负有使命感的诗魂。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原理告诉我们,唯有内心的真实与外部世界的真实同构时,所创作的艺术品方可称得上美的东西。《大地上的泪光》已然发掘出了桑恒昌健康诗魂、魅力诗魂生成的深层原因,并对此深挖出精神的细微和根蒂。“在《大运之河》里,诗人将长城与黄河并列在一起,并称祖国母亲的两大手模”“在《黄河断想》中,诗人更是将黄河直接意象化为一座“流体长城”:“黄河,/横一道流体长城,/将掺着母血的乳,/高高举起。”由此我们看到,在神圣的祖国大地上,黄河和长城像一对高大无比的兄弟,心连着心,手挽着手,共同树立起中华民族两大精神丰碑,光彩夺目,照耀千秋。”《大地上的泪光》正是从诗人桑恒昌灵魂里自幼生发的对母亲、对鲁西北那块贫瘠萧索的土地朴素自发的挚爱升华出对祖国河山自觉的深沉的爱,才有了如此浸染着深沉爱意的壮丽诗章。所再现和表达的无疑是对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精神的高度认同和不舍归属。
永不停歇的思想,创造了一个始终充满生机的诗魂。《大地上的泪光》在分析《大唐山》这首诗时写到“在大唐山,诗人发现人生和社会的经典哲理。唐山是一座经历大灾大难的城市,也是一座给民族心灵造成严重创伤的城市,更是一座浴火重生的城市。在这里,诗人的思考更为沉重,也更为哲理——这最后的话,是诗人的经典之思,蕴含感天动地的力量,浴火重生的力量。不独唐山,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不就是一个虽然历经帝国主义欺辱,饱受战火洗礼,始终心存大梦,永远也不放弃,永远没有废墟的民族和国家吗?”在《大地上的泪光》中,我们很少读到著者对诗人“批判”型诗歌作品的言说分析。其实不然,书中写到“他的过往经历过三次大的灾难,分别是:政治之虞,冰雪之虞,疾病之虞。每一次都有悬崖之险。这三次大的灾难,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政治之虞”,也是政治上的一次巨大灾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恰恰证明他的独立思考意识和怀疑精神。这说明,从年轻时候起,他就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即便高层人物的话,他也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针砭时弊方面,诗人是用了“另一种方式的曲笔”选择了自己更加易于思想情感表达的创作方法,来呼唤公平正义,赞颂舍身取义,感佩生命的顽强抗争。这一点,《大地上的泪光》在《正义》《野草赋》《活着的墓碑》等“戍边诗”方面的分析而得出的结论确证了诗人对家国有着崇高的使命感和强烈的责任感。
苍茫不息的深情,塑出了一个无尽的爱的诗魂。《大地上的泪光》充溢着爱的语言,述说着爱的故事、辨析着爱的逻辑,匡正着爱的意涵。通过李恒昌先生对诗人作品创作背景的还原、创作过程的探析,特别是对桑恒昌诗歌作品多重范畴意义的精到诠释,营造出了一种感人至深的爱的氛围。无论歌咏山水、品察时事、追忆往事、怀亲悼亡,无不唯情是寄;亲情、恋情、乡情、友情,爱人之情、爱亲之情、爱家之情、爱国之情,无不情彻心扉。情深处几欲泪沾衣襟,苦涩的泪、伤心的泪、痛惜的泪,幸福的泪、欢欣的泪、甜蜜的泪,在李恒昌先生的笔端聚焦、衍射、生发,形成一支支、一簇簇爱的分明的光芒。李恒昌先生对这爱的光芒继续进行着十分经典的诠释:“水滴石穿,形容的是毅力和韧劲,而“泪滴情穿”描述的是真、是情、是爱。泪也是水,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因为,她包含着情,包含着爱,包含着真。情本身,就是爱,就是真,谁能击穿她,打动她,俘获她?唯有情本身,唯有爱本身,也唯有真本身。一般意义上的水,能穿石,甚至能穿万物。但绝不能穿“情”,能穿情的,唯有“泪”。爱的思想深沉而高贵。在分析《心灵的耳语》《爱比被爱更幸福》《心有誓约》《让心去跋涉》等作品时,李恒昌先生写到“诗人不仅向往爱,而且多么希望,能够抓住爱的机会,握牢爱的机会。为了抓住这爱的机会,不惜向观音求助,向千手观音借千只手臂。为了爱,为了来世的爱,他还向佛求助,尽管他深知,佛也帮不了自己。”“多么希望,佛是万能的神,真的能成全他内心期盼的这段来世的尘缘。”“与内心渴望爱相比,诗人更愿意付出爱,奉献爱。在他的理念中,爱不能只求索取,而且爱比被爱更幸福。”“可以想见,诗人或许是遇到了心爱的人,但心爱的人却不能爱他。面对这种局面怎么办?诗人没有选择放弃,更没有选择怨恨,而是只想付出自己的爱,并不索取对方的爱。这是一种单向的爱,无私的爱,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爱。即便到了另一个世界,诗人也愿意“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爱。”“爱是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但要想真正得到却并不容易,不能当“想象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初恋是男女之间最美的情感,也是人世间最美的情感。从情感范围来考察,她属于顶尖的情感,犹如情感中的金字塔。她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美好。因初次而美好,因朦胧而美好,因单纯而美好。二是永恒。因短暂而永恒,因失去成永恒,因追忆而永恒。”“以非常简单明快、深含哲理的语言,写出了初恋之美好,也写出了初恋之永恒。爱是一种壮举,这是初恋的壮举,也是初恋的壮美!初恋看似是一件很私密,也很日常的事情,但在人生路上,在生命旅程,却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她似鸿蒙初开,混沌初开,能够惊动天地。”在这里,李恒昌先生对于“爱”意的阐释,反证了传统观念上认识的误区。他将恋爱等系列复杂的“爱”的元素或种类进行了归纳辨析,道出了“真爱无大小,小爱亦英雄”的命意。这一命意有两个层面:在传统认识上,人们一般把对国家民族的爱称之为“大爱”,而亲爱、恋爱自然就是“小爱”。这种大与小的界定有失偏颇。试想一个没有“小爱”情感的人,难说会有什么“大爱”的情怀,爱的生成是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的;真爱的情感和行动都有英雄的气质和气度。谁也无法否定梁祝之爱的英雄主义行为!
李恒昌先生在著作中还论及了桑恒昌和其诗歌作品的“良心写作”与“情感写作”的关系,称赞诗人是一个情感圣徒。这是一个创意性命名。自然,桑恒昌的诗歌作品里无疑有一颗良心的诗魂。著作中就桑诗作品思想内涵相对分类所用“思念”“真爱”“丰碑”“旗帜”“浩然”“梵音”“春光”“明月”“歌唱”“吻痕”等美好的字眼里,表征着“万种风情”,内蕴着宇宙人生的思辨哲理,这分明又是良心、使命、责任和美好的生动述说,当然是“爱”的别样表达。“总结他的情感写作,很好地坚持了“五不一求”原则:不无情、不滥情、不虚情、不矫情、不妄情,求真情。”
《大地上的泪光》告诉我们,桑恒昌先生的诗作几近包含了世间的芸芸种种,每一个抒写对象,或源发、或反射、或互映,无不跳跃着情的火焰,充溢着温暖的爱的光辉!
诗魂的美轮美奂,来自独特的气脉血肉的充沛涵养。诗魂永葆生机活力,离不开诗的气脉血肉的滋润和涵养,这个气脉和血肉,无疑是桑恒昌诗歌的诗性和诗形,而诗魂的美也恰恰是通过诗性、诗形来呈现的。李泽厚先生在其美学著作《美的历程》中曾说“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诗的每一节奏、辞藻、形象和语言的声音具有迷人的力量?”《大地上的泪光》下篇《艺文风范:零度火焰》明确地解答了桑恒昌的诗歌为什么具有“迷人的力量”这个命题。“叙事:即短章即史诗”“风格:即写实即浪漫”“语言:即凝练即咏叹”“ 诗学:即继承即创新”——。李恒昌先生以辩证法的智慧,将桑恒昌先生的诗歌进行了整体的美学范畴界定和归纳,并通过诗歌文本肌理的细密分析,让我们见识了桑恒昌诗歌的独特个性和美的所在。
浪漫现实主义的新命名。就诗学视角的风格而言,有传统的豪放派、婉约派,当代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基本的分类。“如果要问,桑恒昌究竟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是浪漫主义诗人?对这个问题不同人会有不同回答。或许源自其想象的奇特、色彩的瑰丽、感情的夸张,会有人将其归之于浪漫主义诗人行列,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桑恒昌既不完全属于现实主义诗人,也不完全属于浪漫主义诗人,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从其诗作反映的客观内容来看,他属于真正的现实主义;从其诗作思想感情的表达来看,他又属于浪漫主义大师。可以将其命名为浪漫现实主义。”“桑恒昌则是“现实为基、浪漫为翼”,是“忠于现实,浪漫情感”的浪漫现实主义。同时,还应当看到,“桑恒昌的浪漫现实主义,不是现实和浪漫两者妥协和折中的结果,而是以互为对方加强和强化为目的。其反映的现实,因其感情的浪漫而更加接近现实,也更加触目惊心;其感情的夸张,因现实的真实而更加打动人心。”
传统史诗的新创造。传统意义上的史诗,一般就内容而言多是历史维度与现实维度纵横切割的宏大叙事,就诗形而言则体量巨大,行节浩繁。“短章即史诗”是李恒昌先生给诗人在诗性诗形上的一个的新定位。诗人的史诗抒写,既体现在他的短章组诗系列,即整体上构成史诗的气象格局,又包括诗人具有微言大义的“史实钩沉”、“以古喻今”、“时代画卷”的单首短章作品。这些作品既充溢着博大、雄奇、沧桑、穿越的氛围,又蕴藉着真挚细腻的情感元素,无疑具备了史诗的品格。
意象诗探索的新贡献。《大地上的泪光》从不同角度全面分析桑恒昌诗歌意象的美学特点后,强调“桑恒昌对现代诗的贡献,最突出的是对意象的研究和探索上。”桑恒昌使用最多的是图景意象,而且其图景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图景,其他诗人笔下的图景多为静态图景,而桑恒昌笔下的图景基本上都属于动态图景,意象图景处于变幻和运动之中。” 正是意象的动态性,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动感、质感和美感,增强了作品的生机、活力和感染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可以命名桑恒昌为“动感诗人”或“意象诗人”。
诗歌语言的坚守与创新。从李恒昌先生对桑恒昌诗歌语言的分析中看到,桑恒昌的诗歌语言更多地承继了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美学范式,讲求炼字炼意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意境,同时体现出凝练和乐感两大突出特点。在现代汉语语境下,诗人自然在继承中有了新的创造。桑恒昌诗作语言的最大特点是“凝练”,精炼、简练,在具有典型的生动性的同时,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因为有了诗语的典型性,从而也就具备了诗歌语言的普遍属性。“诗人是一位技术高超的语言提炼大师,总能从纷繁的生活中,从现实的富矿中,提炼出语言的“U235”,铸造出最美的诗行和诗篇。”
《大地上的泪光》对桑恒昌的研究是系统全面和深入的,可圈可点的是,李恒昌先生将诸多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评论桑恒昌诗歌的观点引入文中,在充满思辨逻辑而又生动的叙述中,提出自己独到而新颖的观点见解,这种独到的观点见解,应该成为读者诸君走进桑恒昌的诗歌世界,与其“诗魂”对话、共鸣其诗歌张力质感带来的审美愉悦的一束长久不息的引路强光!
据了解,《大地上的泪光》是李恒昌“当代著名作家评传系列作品”其中的一部。现已完成王蒙、铁凝、张炜、赵德发等作品的创作。这些作品正在出版之中,不日即将与读者见面。作者将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一个个当代著名作家“树碑立传”,旨在构建体系性当代著名作家评传文库,为当代文学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桑圃李园结诗话,各品甜果共恒昌”。愿今后会有更多的人说诗像诗,愿当代文坛结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硕果。
文/程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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