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服务于诸侯、周天子的大方向一致，其说殊途同归。选用任何一家治国安天下，都以偏概全。最好择一为主，取其他家之所长，合时宜而用，才相对靠谱。
汉武帝初继位那几年，黄老之学的“清静无为而治”已令汉朝皇权偏弱，暗流涌动，内忧外患频现，趋向不可收拾，而朝野无感——儒家致力于“有为而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主女从、长幼有序……维护君权至上，推崇帝王独尊，令少年天子刘彻很是偏爱。
只是，孔孟之道尊奉周室正统，不语怪力乱神，对天子神统，新朝道统，未曾立说。相关政治言论，基本复述周公旦奠定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并格外崇尚周礼，有老套之嫌。其它家如前文所述，或不适合，或不合适——在汉朝由形式上一统的封建国家向帝国转型的关键阶段，年轻的刘彻，面临承前启后，对国势和时人、汉人、后人的命运都至关重要的抉择。
元光元年（前134），弱冠经年的刘彻下诏征求治国之策。时年45岁的董仲舒，陆续上《天人三策》。该策论和《春秋繁露》、《春秋决狱》等著作，提出天人感应、三统三正、大一统、三纲五常、性三品诸说。其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刘彻深以为然，一并接受了董夫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行皇权大力倡导实施。儒家学说因此由显学升格为官学、国学；儒家弟子从此成为历朝历代政、经、文、教、学等领域的主流——后世学者据此将《天人三策》上达帝听标著为儒运宏昌的开端。
天人感应说重申了夏商周以来的君权神授观念，并“谨案《春秋》”，把史载的国家大事、天家兴衰、君王言行等，依据易道卦理、阴阳五行、河洛理数的规律性推演，和自然、社会的灾异现象相互对应，将之编撰成一套可以延展至无限宏大的体系，强有力巩固了刘氏皇权的神统地位。
三统三正说认为王朝可能更迭，但天道不变，天命不可违。只要新朝的天子改正朔，易服色，该王朝就会合乎天道，重新享有天命。这为刘氏提供了其在夏商周秦之后，承续天命、建立家天下政权的合理解释和表征体现，维护了汉朝的道统。
大一统说主张一切事情统一于王，统一于王就是一统。其中有两点值得强调：一是董夫子倚仗《春秋》，把“一统”提升到“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高度。二是它不仅指疆域、政治、经济、律法等，还包括思想文化的一统。这为君主及其臣民明确了世俗人生的至高目标。所有人都应该服从君主，自觉地参与实现该目标。
此说一方面可作为加强皇权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再一方面，它也是汉朝的政统，应该涵盖皇帝治下疆域的所有领域、任何方面的理论基础，还为帝国的疆域扩张、皇权强化展开了无限空间——如此施为必然能促进当时国家的统一、安定及发展，但也使以儒经为教条的学风和经院式哲学取得了支配地位。先秦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气氛从此越来越被窒息。
因为天覆地载，所以君为臣纲；因为阳生阴助，所有夫为妻纲；因为春生夏养……所以父为子纲，“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语出《春秋繁露》）”。而仁义礼智信，好比自然界的金木水火土，时时生克转化，日日因应人道，永存天地间，是为“五常”。
三纲五常说的要害在于，它把自认为正当、合理的人伦规范原则，和孔孟主张的人事、人行的根本价值标准、目标，混拌并入了天道。既然是天道，理应作为宗旨，延展至政治、经济、律法等所有人为领域，形成相应规章、制度、法律、施令，强制、督导、教化人遵从天道。
由此，汉朝人的宗族、家族、人际交往的规范、操守、习惯等，和国家、地方的律法，以及社会习俗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宗法道德制度，越来越巨细入微地约束人的言行举止、行事作为。久之形成惯性，天翻地覆、改朝换代无碍其世世代代绵延无穷。
诸如此类，把人事、人行、人伦比附于天地、自然、万物及其规律性变化的论述在董夫子的学说中比比皆是。其性三品说把天子之外的凡人分圣人、中人、小人三类，认为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可善可恶；性善的圣人格外贵重，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的天性可以教化，逐渐变善，或可进入统治阶层；小人仅具“斗筲之性”，即自私狭隘，光知道争抢毫厘微末的利益，所以必须由圣人统治才能安分、保命，否则生而动荡、困顿，死后无处安葬，魂魄飘零。
这既照应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又呼应了前述各说。其总体看来，本质上是一套唯君是从、划定等级、各安其分、驯服发展的理论体系——董夫子没忘了周公旦首倡、孔孟推崇备至的德治、德教、德化，明确主张以德治国，强调德治为主、法治为辅。只是汉武帝在这方面没怎么从他，一生严刑峻法、大用酷吏、刮尽民财、穷兵黩武，索捆嚼牵轭枷，巨鞭猛抽地，驱策帝国上下遵从自己的意志狂奔。
第二篇 三千年，人就把自个儿归零了
第五章 自从成了神，人即落向深渊
一学·造物论之《人性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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