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笔下的全真七子常常是集体登场，仿佛一个出道组合，然而历史上的全真七子却几乎没有聚到一起过。事实上，在王重阳与七子在世的时候，无论是全真道内部还是社会上，都从未有过“全真七子”的称呼。从某种角度来说，“全真七子”是第三代全真弟子们根据当时全真道发展的情况，重新排定的一份祖师名单。
“全真七子”是两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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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论是小说中，还是在后世全真弟子传承的谱系里，“全真七子”一直以王重阳亲传弟子的身份出现，但如果仔细研读早期的有关史料，可以发现这七人与王重阳关系的亲疏并不相同。
王重阳在世时为了传教而广收门徒，弟子数量远不止七人，但是最核心的弟子不过四人——马钰、刘处玄、谭处端、丘处机。这四人是全真道早期最为核心的成员，也是王重阳的嫡传弟子。当年王重阳自山东返回关中时所携带的就是这四位弟子，而王重阳羽化后扶柩入关中安葬，重修祖庵，并在王重阳墓前守丧三年的也是这四人，时人将其并称为“丘刘谭马”。
相比之下，七子中的其他三位：王处一、郝大通与孙不二，就显得亲疏有别了。
谭处端就曾说：“重阳立教，东海阐良缘，唯度丘、刘、谭、马。分异派，王、郝先传。”直接点明自己与丘、刘、马独得王重阳真传，而王处一与郝大通则是全真道中的“异派”。这种说法不仅出现在全真道内部，金末的著名文士元好问也曾说“是家自皇统以来，起于丘、刘、谭、马诸师，而郝君于诸师为方外眷属”。
可见，在当时人的心目中，王处一、郝大通与丘、刘、谭、马四人有别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
全真七子就没有聚齐过
内部也分为两档
那么，为什么王处一与郝大通会被视为“异派”呢？
首先说王处一。他在拜师王重阳之前就已经另有师承，而且来头不小。按照《金莲正宗记》中所载，王处一自幼就好慕玄风，七岁那年就曾遇到东华帝君的点化，授予长生久视之诀，十四岁时又遇到异人玄庭宫主，预言他未来将成为玄门大宗师。此后，王处一便敝衣赤足，狂歌袒舞于市。二十六岁那年，他听闻王重阳来到了宁海，便前往拜师。
可以说，王处一的情况类似于带艺投师，自然与王重阳的嫡传弟子们有所不同。而且王处一在王重阳身边的时间也很短，前后仅一年左右，王重阳便为其选定文登铁查山云光洞为修行之所。之后王处一便前往铁查山独自修行，等他下山已经是金大定十八年（1178），此时王重阳已经羽化八年了。而此时，其他师兄弟们已经分散到全国各地传教去了，只有他一人留在了山东，往来于登州、宁海之间度化大众，广建道观，使得山东全真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王处一下山之后颇多神异事迹，这些事迹传到了当时金国的朝廷，金世宗于是遣使诏请其入京。王处一此次被诏请是全真道发展中的一个关键点，从此以后全真道逐渐开始向上层发展。此后王处一又多次被金章宗召见，并赐紫衣、号体玄大师，名声显赫一时。
王处一趁此时机为全真道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不但将当时掌教的刘处玄推荐给金章宗，还为包括终南山祖庵在内的众多全真道观求得了合法的身份。王处一为全真道的发展做出了空前的贡献，自然有资格名列全真七子中了。
郝大通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本名郝升，与自幼喜欢方外神仙的王处一不同，郝升的兴趣所在乃是卜卦，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成为司马季主、严君平那样的隐世卜卦高手。长大后郝升干脆开了一家占卜店，专心钻研易学。
郝升卜卦极为灵验，前来找他问卜的人很多，这引起了来海宁传教的王重阳的注意。经过仔细观察，王重阳认定郝升与众不同，于是点化他入道。但郝升虽然有所悟，为了奉养老母并未立刻拜入王重阳门下，只是经常前去请教。直到母亲去世后，郝升才正式拜王重阳为师。
郝升在跟随了王重阳一年左右以后，也去了铁查山，与王处一一起修行。但二人相处的可能并不是十分和睦，郝升并未像王处一那样立志苦修。因为在来铁查山之前，王重阳给他的暗示是让他自己去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修行方法。不过王处一可能并不知道这个情况，因而引起了他对对郝升的不满，并劝激之。
郝升于是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下山云游关中。次年，丘、刘、谭、马四人护送王重阳灵柩回终南山祖庵安葬，郝升闻知后也赶来行礼，并提出与四人一起在祖庵修行。但是他的这一提议遭到了谭处端的反对，当面问郝升：“随人转脚跟，可乎？”郝升受此刺激第二天便离开祖庵前往岐山，在岐山他遇到了一位易学方面的高人，传授给他易学要义，并为他改了名号，从此郝升才改名为郝大通，字太古。
从某种意义上说，郝大通等于是改换了师门。而且郝大通的思想也确实与其他重阳弟子不同，在他的《太古集》中，收录了很多易学方面的作品。而且郝大通不仅精通易学，还屡屡运用易学来解释内丹修炼。而无论是王重阳本人还是其他六子，都不精通易学，郝大通被人视作“异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郝大通可以靠占卜打赢小龙女
这三人中，孙不二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马钰的妻子，后来夫妻二人先后拜师王重阳出家修道。孙不二在王重阳身边学道的时间很短，前后不过数月，此后便一直独自苦修。在马钰等人将王重阳的灵柩运回关中安葬后，孙不二曾经前往祭拜并与马钰探讨修行妙旨。之后便长居洛阳，与其余六子极少往来。
在洛阳期间，孙不二度化接引了众多女信众，各地想要修道的女子也纷纷前来拜她为师，孙不二由此成为全真女丹修行的祖师。
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孙不二于洛阳羽化。六十年后，已经卸任掌教的尹志平趁着会藏王重阳遗蜕的机会，于重阳宫西北五里创建庆真观，并将孙不二的灵柩迁葬于观中，而庆真观也就成为了十方女冠皈依之所。可以说，孙不二是作为全真女道士祖师与代表被列入全真七子中的。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在全真道发展之初，王重阳身边真正的核心弟子只有马钰、刘处玄、谭处端、丘处机四位，而其他三人则或多或少都处于比较边缘化的地位。那么，这相对边缘的三人在后世又为什么能够与四位核心弟子并称为“七真”或“全真七子”呢？这就要从丘处机离世后全真道的发展情况来说了。
丘处机一脉怎样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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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西行会见成吉思汗后甚得其敬重，赐以虎符、玺书，允许丘处机任意建造宫观，免除天下道观与道士的一切赋税差役，并令丘处机“掌管天下的出家人”。全真道迎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发展高峰，同时原本分散在各处传教的全真道士在丘处机手中重新整合为统一的全真道。
丘处机面见成吉思汗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丘处机的弟子宋德方撰写了《全真列祖赋》，明确了全真道的师承谱系。原本相对边缘的王处一等三人与马钰等四位核心弟子被整合在了一起，“全真七子”至此才正式的确立。
不过宋德方对七子的称呼却有一处值得玩味的地方。对七子中的其他人，宋德方的称呼都是“丹阳子马公”、“长春子丘公”、“玉阳子王公”、“清净散人孙仙姑”一类的尊称，唯独对于郝大通的称呼是直呼其名的“广宁子郝大通”。虽然我们无法探知宋德方如此称呼出于何故，但他对于郝大通一脉的态度有所保留应该是无疑的。
不过，至元六年（1269），在宋德方弟子，时任掌教张志敬的奏请下，元世祖忽必烈正式下诏褒赠全真五祖七真尊号，依次为：
五祖
东华紫府少阳帝君（王玄甫）
正阳开悟传道真君（钟离权）
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吕洞宾）
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刘海蟾）
重阳全真开化真君（王重阳）
七真
丹阳抱一无为真人（马钰）
长真云水蕴德真人（谭处端）
长生辅化明德真人（刘处玄）
长春演道主教真人（丘处机）
玉阳体玄广度真人（王处一）
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大通）
清净渊贞顺德真人（孙不二）
至此，“五祖七真”的全真祖师谱系获得了朝廷的正式承认，全真七子各自的封号也基本平等。
而在之前提到的那篇《全真列祖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除了后世熟知的五祖七真之外，宋德方还列出几个比较生僻的名字。这其中，有王重阳修道的友人，被丘处机等人称作“师叔”的和德瑾、李灵阳；也有宋德方称作“师叔”的王重阳亲传弟子刘通微、严处常、史处厚；以及与宋德方平辈的马钰弟子苏铉、姚玹。
然而，与五祖七真一同出现的人非但没有得到封号，而且仅仅过去不到六十年，在继任掌教的张志仙于大德六年（1302）刊刻的《全真祖宗之图》中，这些“师叔”们统统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跟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位弟子，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八士”。可以说，至此丘处机一脉独大的局面基本形成。
作为一个宗教领袖，他的地位固然与他本人生前的成绩有很大的关系，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后续传人的多寡强弱很多时候会反过来影响祖师爷的地位。丘处机一脉独大的原因在于此，那几位早期“师叔”消失的原因在于此，王、郝、孙三人被接纳进全真七子中的原因也在此。
王处一作为全真道第一个被官方认可的大师，孙不二作为全真女道士的祖师，都是极具代表性与象征意义的人物。而郝大通虽然有改换师门之嫌，但是他对于弘扬全真教法同样也是不遗余力。由于他曾长期主持真定的太古观，并以真定、镇阳为中心弘道传教，一时河北玄风大炽。可以说，金元之际河北地区的全真道绝大多数都出自郝大通门下。
而当丘处机结束与成吉思汗的会面东归后，就留住在燕京的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全真道的中心也随之移来。丘处机及其传人势必要借助河北地区的郝大通传人，那么将他们的祖师爷吸收进“全真七子”中自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丘处机成为了全真道的主心骨
不过，虽然后世的全真弟子们确定了“五祖七真”的祖师谱系，然而终元一代，四位核心弟子的传人与其余三人之间依然有着距离。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自丘处机之后一直到元亡，全真道十三任掌教中，除了第十六任孙履道出自郝大通一脉外，其余十二位掌教都出自丘、刘、谭、马各自门下。
而这位孙履道，也是在第十五任掌教蓝道元犯罪被废后，长春宫一时没有合适的接班人，才由玄教宗师吴全节向皇帝推荐的。即便如此，孙履道担任掌教的时间也仅有短短四年。
天历元年（1328），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原本早已退隐多年的第十二任掌教苗道一重又复出，续掌全真道。而苗道一的弟子，就是全真道在元朝最后一任掌教完颜德明。
可见，除去孙履道掌教的四年外，元代全真道的最高权力一直在丘、刘、谭、马的传人中传递。若不是蓝道元犯罪被废事起仓促，恐怕连孙履道这唯一的例外都不会出现。
在金庸的笔下，全真派历史的基调是一代不如一代：开山祖师王重阳是天下第一高手，武艺、人品都是一顶一的人物，以一人之力奠定了日后几十年武林的基本格局。第二代的全真七子还有几位算得上是一流高手，但和师父之间明显有着巨大的差距，前期因为几位绝顶高手同时闭门不出而白捡了十几年武林霸权，中间靠郭靖罩着才勉强维持住颜面，而当马钰死后外部形势悄然变化，内部矛盾又全面爆发，最后落得个重阳宫被毁，剩余五子被小龙女打伤，尹志平、赵志敬两个候选接班人相继死去，全真教从此一蹶不振。而到了第三代李志常掌教的时候，更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基本只能靠吃王重阳的老本和面子过活了。
但是，实际历史恰恰与此相反，全真派势力的发展在王重阳逝世后虽然有过一点小挫折，但总体上是一路高歌猛进，并在丘处机的两位弟子尹志平、李志常掌教时达到了顶峰。
尹志平打造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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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前说过，虽然全真道在创立之初就影响颇大，信众云集，然而却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如果全真道真的只是金庸笔下的一个武林门派，那它们大可不必为此担忧，江湖中人，四海为家，就算有不识相的金狗找来，也能*他个有来无回。
但很可惜真实的全真道并不是江湖中的武侠门派，而是现实中的宗教团体，朝廷不理你还好，一旦注意到你，那就只有乖乖听话的份。
金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金国下令禁止僧道云游，并开始清查僧道度牒，凡是没有度牒的一律遣返回原籍。这时尴尬的情况就出现了，全真道此时的四位核心*似乎都没有度牒，于是马钰和刘处玄先后被遣返回山东老家。而同为山东人的丘处机经过上下活动，又得到陇州官民人等为其请愿作保，才得以免于返乡，留在了陕西。
当金章宗继位后，干脆直接以“惑众乱民”为理由将全真道禁罢了。明昌六年（1195）更是下令凡是没有敕赐名额的庙宇一律没收归官，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作为全真道祖庭终南祖庵（也就是后来的重阳宫）。
虽然没过几年金章宗就收回了禁令，但全真道的*们由此也认识到了，如果想要继续发展，就势必要与朝廷合作。否则，自己在民间发展的越壮大，朝廷的猜疑与打压也就越严厉。
因此，当王处一由于神异事迹而被金章宗召见，甚得赏识，并赐以紫衣、封号、宫观、斋钱之时，王处一便趁机将当时掌教的刘处玄推荐给了金章宗。金章宗召见刘处玄后，也十分欣赏其对答，待之以上宾之礼，并由礼部赐下五个观额。刘处玄急忙召原先负责主持祖庵的吕道安、毕知常进京，将五个观额中的“灵虚观”用给祖庵，并为吕、毕二人求得“冲虚大师”与“通真大师”的赐号，令其回终南重振祖庭。至此，金庸笔下浓墨重彩、多次出现的重阳宫才算是有了合法身份。
自此以后，全真道迎来了一次大发展的时期，在北方民众中的影响日益壮大。等到全真七子中年纪最小的丘处机掌教时，全真道在北方地区的影响力已经使得宋、金、蒙古三方都试图争取其支持。而丘处机审时度势，以古稀之年万里西行会见成吉思汗，为全真道又一次赢得了重大的发展机遇。
丘处机从大漠东归后留住在燕京长春宫，从此长春宫以及日后由长春宫演化而来的白云观，就一直是全真道的中心，直至今天。丘处机在长春宫的时间并不长，三年之后便羽化离世，临终前遗命弟子尹志平继任掌教（一说遗命资历最深的弟子宋道安，宋自认老迈，让位于尹）。
白云观原名长春宫
尹志平生于莱州世家大族，自幼聪敏过人。十四岁时，马钰来到莱阳游仙宫传教，尹志平遂前往拜师学道。不过由于马钰当年羽化，尹志平又回到了家中。直到十九岁时，尹志平才正式出家修道，拜于刘处玄门下。
此后，尹志平云游四方，遍访明师，曾先后参拜王处一与郝大通。明昌元年（1190），丘处机由关中返回栖霞，尹志平听闻后就立刻前往拜谒。丘处机一见之下也对这个小孩十分喜爱，对其倾囊相授，并令尹志平随侍左右，尹志平也由此成为丘处机最为器重与信任的弟子。
当成吉思汗的使者刘仲禄持诏书前来山东迎请丘处机时，先在益都找到了丘处机的另一位弟子李志常，李志常告诉他“非先见尹公，必不能成此盛事”。尹志平在丘处机门下的地位与实力可想而知。因此，在丘处机之后，继任掌教者除了尹志平不做第二人选。
尹志平作为掌教，还有一点是丘处机门下其他弟子所不能及的，那就是除了早逝的谭处端和女冠孙不二以外，其余全真五子尹志平都曾先后师事过。
此时全真道的发展，除了各门各派自行发展传播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分散在各地的全真弟子们重新整合在一起。这是继任掌教者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而尹志平的求师经历正是一项巨大的优势。
于是，尹志平在继任掌教后首先主持了丘处机的葬礼，四方道友云集，盛况空前。之后，他又接着筹划并出资举行了马钰、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四位祖师的迁葬仪式。之后，尹志平又向元太宗窝阔台请旨获准重修《道藏》。由宋德方总负责，弟子秦志安协助，以《大金玄都宝藏》为底本，参照北宋《政和万寿道藏》目录，补亡完缺，细加校勘，编成《大元玄都宝藏》七千八百余卷。
《大元玄都宝藏》从倡议重修到着手编纂再到最后的完成刊印，全部由全真道一派完成，其余道派完全未曾参与，这在道教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也是当时全真道实力的体现。
而且，也正因为《大元玄都宝藏》的编修自始至终都是全真道一家在做，因此大批的全真丹经、文集、语录、仙传得以毫无阻力地被收入藏中，从而从经典与历史的角度确立本派的地位与分量。后世明代《正统道藏》中收录有大量的全真文献，但与全真道同时的真大道、太一道的文献却几乎没有留存，与此不无关系。由此也可看出尹志平等人积极重修《道藏》的用意与眼光。
在完成这两项工作的同时，尹志平还常年在外巡游弘道，足迹遍布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河南、辽宁等省，几乎踏遍了当时蒙古在汉地的控制范围。一路上除了传教弘道以外，还利用成吉思汗给予丘处机的特权，接收了许多宫观，使得全真道的发展迅速遍布北方的各个地区。
而尹志平本人也因此成为了公认的道门领袖，在道、俗二界的影响无人能及，他所经过的州县，官民人等皆路设香花，望尘而拜，如见神仙。可以说，尹志平掌教期间全真道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真实的尹志平绝非这样的形象
尹志平在掌教十一年后，在长春宫隐退，将掌教之位让与师弟李志常。李志常继任后全真道的发展依旧方兴未艾，李志常本人也多次奉命主持大型斋醮，广度道士，终南祖庵也是在李志常掌教期间被正式赐名“重阳宫”的。
李志常与太宗窝阔台又有较深的交往，在掌教之前就曾受窝阔台之命创建国子学，选汉族教师教授蒙古贵族子弟。由于京城残破，国子学建立之初就设在长春宫内，李志常也被授予“御前宣议国子学事仙孔八合识（师傅）”名衔。由道士组建国子学，还把国子学设在道观里，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份了。李志常由此获得窝阔台的殊遇。
然而，极盛往往是衰落的开始。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即位当月，蒙哥便改变了成吉思汗给予全真掌教“掌管天下的出家人”的旨意，规定僧海云掌佛教事，李志常掌道教事。这是蒙古统治者扶持佛教势力，抑制全真道快速发展的开始，也是全真道即将失去宠信的信号。
可惜此时的李志常以及其他的全真道领导层居然毫无察觉，更别说想出什么应对措施了。五年之后，终于爆发了由《化胡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引起的佛道之争，全真道在辩论中落败，被勒令焚毁有关经版。李志常在屈辱与愤懑中抑郁而终，全真道的鼎盛时期从此一去不复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