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司马氏家族与魏晋百年纷乱》，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从河内新兴士族中的一家到受禅代魏，司马氏凭借三代人30余年的经营即告成功登上皇位，可谓汉亡之后纷乱时局的缩影。然而这种先天不足的权力架构，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即陷入崩溃，由此开启了超过300年的南北分裂世代。汉末以降士族政治的特征与缺陷，在司马氏家族的命运沉浮中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现。
文/刘怡
《羊车望幸图》，明代《帝鉴图说》彩绘插画
司马家的“三代之变”
司马绍并不清楚父亲的眼泪因何而起。尽管按照籍贯，他和父亲都是琅琊国人，在江东地界属于客居。
《世说新语》把“举目见日，不见长安”的故事收录在“夙惠”一节下。“惠者，慧也。”司马绍幼年时，坐在父亲司马睿的膝盖上。父亲接见长安来的客人，问及洛阳近况，“潸然流涕”。司马绍颇感不解，于是详细询问了家族东渡的前因后果，并根据“不闻人从日边来”一事，推导出了太阳远于长安的结论，使父亲“异之”。但到了次日群臣云集的宴会上，他却又改口称“日为近”，理由是“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后者于他，未免太抽象了。
刘义庆记录这则轶闻，初衷大约的确是为了赞叹司马绍的早慧。然而仔细梳理，其中又不无弦外之音。永嘉（晋怀帝307～313年所用年号）初年，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建议下渡江驻节建邺，以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的身份在江东打开局面，同时继续观望北方形势。长安来客之事，极有可能发生在311年前赵军队攻陷洛阳（即史家所谓“永嘉之乱”）前后。当时匈奴兵迫近晋都洛阳，城中发生饥荒，惨状不可胜数，而长安犹在晋军控制下，故客人可以自长安来而言“洛下消息”。司马睿南下之前，曾在洛阳为官，对京城自是不无感情，故而流泪。但按照时间线，此时的司马绍应该已有10多岁年纪（生于299年），无论如何不当是坐于父亲膝上的小童。“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更像是东晋士人对时运变迁的一种感慨——对司马睿这种“八王之乱”后期因避祸而南下、被迫暂厝江东的宗室子弟来说，长安、洛阳依然是去今不远的太平年代的鲜活记忆。但对他们的下一代、在江东长大的司马绍来说，长安不过是文字游戏中的陌生地名，已经不值得“流涕”了。
魏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像。西晋建立后，追尊其为高祖宣皇帝（FOTOE供图）
司马绍的高祖父司马懿大概很难喜欢这样的“抖机灵”段子。曹魏太和、青龙（公元227～237年）年间，司马懿曾以长安为大本营，使蜀汉丞相诸葛亮的北伐大军数度无功而返，由是奠定自己在曹魏政权中的勋臣地位。随后，以“高平陵之变”为起点，历经祖孙三代人的经营，司马氏家族最终得以在公元266年篡魏称帝，并在14年后渡江灭吴，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天下分裂的局面。当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在276年出生时，关中古都长安与中原名城洛阳已悉数处于晋王朝统治之下。反倒是30多年后他寄身的江东，当时尚在“外国”境内。
发迹于关中名郡河内（在今洛阳、开封一带）的司马氏家族，自称先祖乃是项羽所封十八位诸侯中的殷王司马卬。西汉定都长安，在京畿周边设“三辅”“三河”七郡以为拱卫，河内郡即在这“三河”之中。俟光武帝推翻新莽政权、迁都于洛阳，与东都仅隔一水的河内郡地位自是愈发突出。故而司马氏家族自东汉中叶时起，即有在朝为官的记录；司马懿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出任过郡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俨然当时新贵。
日本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川本芳昭在其著作《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中注意到，西汉末年以降，伴随地方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与阶层分化的兴起，豪族势力在州郡层面逐渐成为具备可观政治动员能力的新势力。武帝之后，汉王朝以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设计，又导致州郡豪族中日益生出“由武入文”的风气，其子弟往往博学好古，杂习经史。及其年长，设在洛阳的太学和全国士人之间的交际网络使得一郡名士的声望有可能上升到全国。“州郡”“天下”两个士人圈子频繁互动，为地方豪族背景的士子介入中央政治创造了条件。
按照魏晋史研究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的梳理，被后世历史学家广泛使用的“士族”这一概念，最早即见于《晋书》（成书于唐代），但其流行可能并不早于南北朝时代。民国以来中文世界的魏晋史研究，往往将“士族”“世族”“大族”等史籍用词混同讨论，使其难于区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士族”兼有“士大夫”与“高门大族”两重特性——按照魏晋政治史学者阎步克教授的解读，所谓“士大夫”，乃是一个融合了知识分子（学士）与官僚（文吏）双重身份的阶层，至东汉已告成型。而当一个世代承籍、聚族而居的士大夫家族通过出仕和交游积累起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便可跻身“大族”之列，甚至进一步成长为与皇权“共治”的门阀（如东晋）。
田余庆先生在他开创性的研究著作《东晋门阀政治》中指出：魏晋之际活跃于政坛的士族人物，从渊源上看可以分为两个类别，一是在东汉时代已然成名的旧族门户，二是在玄学兴起之后因际遇风云上升的新出门户。司马氏家族属于两者之间的过渡形态，然其沉浮变化之激烈，恰恰折射出士族政治复杂与丰富的内涵。从军功出身的司马钧（司马懿高祖父）开始，这一家族经由三代人的努力，出武入文，巩固了在河内一郡的豪族地位，并使第四代（司马懿兄弟）得以进入全国名流士人的交际网。以司马懿为奠基者，又经历三代人，到其孙司马炎时，完成了由曹魏勋臣到开国之君的上升。而在司马炎的孙辈司马睿这一代，“衣冠南渡”之后的司马氏家族重新回到了与其他士族高门“共治”的状态；取代晋王朝的政治力量，也已经在其军事机器中萌芽。420年，寒士出身的东晋将领刘裕受禅称帝，建立了刘宋王朝；此时距离司马懿位列三公，时间刚刚过去85年。
奠基者司马懿
受《三国演义》等通俗文学作品影响，汉末人物的年龄代际与重大事件的时间线，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往往发生淆乱。如孙权虽早领江东，年龄却要较曹操和袁绍、袁术兄弟小近30岁，而与司马懿、诸葛亮、汉献帝刘协三人相仿。与曹操之孙魏明帝曹叡属于一代人的刘禅，统治蜀汉长达40年，其中仅前11年有诸葛亮辅佐。换言之，蜀汉政权割据益州的时间之长，甚至超过了西晋从灭吴统一（280年）到最终被匈奴所灭（316年）之间的存在年限。而当司马懿于251年去世时，诸葛亮已病亡于五丈原17年，江东孙权却犹在人世。
公元189年董卓废少帝刘辩、引发关东诸侯起兵讨伐时，河内司马氏家族的次子司马懿还仅是一名10岁小儿。当时其兄司马朗为避兵祸，在父亲安排下率诸兄弟出奔魏郡（在今邯郸、安阳之间），借助乡谊和通婚继续发展关系网。这一河内新兴豪族很快为快速崛起中的政坛明星人物曹操所注意，司马氏与曹氏之间建立起了合作关系。208年，司马懿继其兄之后获曹操征辟，担任其幕僚10余年，虽未身居要职，却与日后成为曹氏家族政治继承人的曹丕来往密切。俟曹丕代汉建魏后，司马懿的仕途开始走上正轨，不仅陆续封侯拜相，还和九品中正制的首倡者陈群以及宗室曹真、曹休一同成为辅佐曹丕的继承人曹叡的受托重臣。此际司马懿还安排长子司马师迎娶宗室之女夏侯徽，将重臣地位与姻亲关系捆绑，俨然成为曹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
但陈寅恪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注意到，曹魏政权本身系由东汉末年异军突起的“法家寒族”曹氏所建立，故其对宗室以外的功臣人物，时常抱有一种戒备心理。明帝（曹叡）一朝，司马懿虽曾受命以主将身份指挥对蜀汉北伐的防御行动，并立下平定辽东之功，但在曹叡去世之前却一度被排除出顾命大臣名单。239年初明帝病逝时，司马懿已经年近六旬，在当时属于不折不扣的高龄（曹操、刘备均在65岁之前去世），政治生涯看似已经接近尾声。虽其如此，曹叡依然担心年幼的养子曹芳无法驾驭这位老人，意图将司马氏边缘化。
然而魏晋政治的微妙性，在此时也渐趋浮现。曹叡最初有意组建一个由燕王曹宇领衔、以宗室成员为主体的辅政班底，但深受其器重的大臣刘放、孙资却力陈应请回司马懿。这一动议折射出了功臣集团与宗室之间的嫌隙——站在刘放、孙资的角度，以性格懦弱的曹宇领衔辅政，势必导致实权落入宗室集团之手，而明帝时代颇受重用的近臣则有失宠的风险。借助同为异姓功臣、新兴士族的司马懿平衡曹氏—夏侯氏一系的力量，成为其基本出发点。而明帝本人无子（曹芳系过继）的现实，也使其不得不考虑宗室成员在权势坐大之后篡夺帝位的风险。因此，司马懿最终仍被列入顾命班底名单，再度形成了功臣集团与宗室（曹爽）间的平衡。
不过，此时的司马懿早已不再是曹操帐下一介不显山不露水的谋臣。在鸩*了与司马师发生摩擦的夏侯徽之后，他安排长子续娶泰山羊氏之女，次子司马昭迎娶东海王氏之女，两家都是汉末声望卓著的一流名门。不仅如此，在青龙年间位列三公之后，司马懿还得以合法地开府辟举，将一众州郡名士、功臣之后延揽到自己帐下。这一过程甚至在他被曹爽收去实权之后仍不曾中止。在后明帝时代的政治变局中，司马氏家族逐步缔造了一个阳以“公”权力为掩护、阴行积累“私”之政治资源的平行系统。谋划“非常之举”的条件正在成熟。
249年，明帝去世后十年整，司马懿父子发动“高平陵之变”，尽诛曹爽三族，自此大权独揽。参与政变的除去司马氏家族成员外，尚有蒋济、高柔、王观等人。其中蒋济与司马懿同为曹操时代受征辟出仕、明帝时代位居三公的重臣，高柔出身汉末名门陈留高氏，王观则是司马懿在曹操幕府时的旧友。三人的家室、履历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在曹魏开国时代已经入仕、至青龙年间（明帝在位中期）权位日益显贵的勋臣。对曹爽这样的宗室新贵，他们并无恩谊羁绊，反而在后者权力的扩张中时时感到身处险境。而司马师在243年出任中护军一事，则使政变集团获得了至关重要的调动禁军的机会：赌上身家性命的一场政变，最终取得大捷。
不过，魏晋政治的复杂性就在于，输家曹爽之失，未必会尽为赢家司马懿所得。仇鹿鸣注意到，汉魏晋三代的政权交替，采取的都是相对和缓的禅让模式。这意味着前一王朝的既有权力结构和旧臣集团在鼎革之后并未被消灭，而是依据其自身的生存逻辑继续维持了下来。在司马懿创设的平行政治体系中，依然存在着与宗室、勋臣有着密切往来的“两面性”人物，其对司马氏的忠诚很难是绝对的。由于这个连结着曹魏宗室集团与司马氏家族的“灰色”人际网络的存在，司马氏家族很难对宗室集团的关联力量赶尽*绝；在地方郡县，拒绝向政变胜利者效忠的势力也始终存在。“高平陵之变”后的10年间，淮南地区相继爆发三次大规模叛乱，为首者既有王凌、诸葛诞这样的高门子弟，也有毌丘俭这样的新贵武将。司马懿便是在征讨王凌之乱获胜后病死。他的权谋和高寿使其足以为司马氏家族最终代魏自立奠定基础，但他留下的关系网络和权力基础却是不牢固的。
《死诸葛走生仲达》，清初刊本《三国志》绣像（FOTOE供图）
从司马师到司马炎：仓促的安排者
从251年司马懿年衰死去到265年司马昭罹疾而亡，短短14年时间，司马氏家族终于铺就了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但14年里三易家主的意外，也使得司马懿所遗权力结构中的痼疾，始终没能获得彻底解决。
继领抚军大将军官位的司马师，一度被认为可以开创一个将权力合法性来源彻底转移到司马氏家族的新时代。他在254年冬断然行伊尹、霍光故事，废魏帝曹芳，显示出独断朝纲的迹象。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司马师就在用兵淮南期间病亡，造成两项意外结果：一是由司马师提拔的郭淮、邓艾等武将与继其为家主的司马昭关系微妙，日后伐蜀之役中出现邓艾、钟会冲突的变故，与此大有关联。二来司马师毕竟于后来的晋室有开创之功，过继给他为嗣的司马攸（实为司马昭次子）由是地位日益崇隆，最终酿成一场影响深远的风波。
260年弑*高贵乡公（曹髦）之举，使得“司马昭之心”已然为公论所悉。但一如当初的司马懿必须先击退诸葛亮才能求取朝廷之上的显赫地位，作为司马氏家族仓储拥立的共主以及权力合法性饱受怀疑的大都督，司马昭依然需要凭借征服蜀汉的功业方能正式抛出取代魏帝这一议题。然而在伐蜀战争期间，竟发生了深受司马氏家族信任的主帅钟会谋逆一事，尽管最终得到平息，却也导致钟会、邓艾两名统军大将双双死于非命。
钟会出身颍川，系魏初重臣钟繇幼子，从司马师时代起就参与司马氏家族的机要谋划，既是司马昭平定淮南时的干将和决策时的重臣，又以名士风度著称。这样一位兼有新兴士族、勋旧之子、司马氏心腹三重身份的当红人物，竟在伐蜀成功之际图谋自立，折射出“魏臣”转化为“晋臣”的难度之大。从时间充裕度上看，曹魏取汉而代之，经历了将近30年的准备，其间不仅有黄巾和董卓之乱导致刘氏朝廷权力崩坏、天子尊严尽失的外部条件，大规模战乱造成天下士人流落、最终为曹操收纳重用也是极其关键的基础。而在司马懿崛起之时，曹魏政权在华北的统治已经巩固，各大政治集团间形成了大致均衡的格局。新生代士族不再有性命、生计之忧，在各大势力间往往左右逢源，待价而沽。司马氏集团从曹魏政权内部“寄生”起家的历史，也使其难于彻底斩断和已成既得利益集团的士族之间的联系。短短14年时间，要凭空创造一个新格局，当然无从谈起。
《焚金阙董卓行凶》，明陈洪绶绘《博古叶子》图像（FOTOE供图）
如同钟会事件反映的当时士人心态一样：倘若司马氏可以谋取曹魏天下，钟氏、王氏又为何不能起而效之？为了解决这一结构性难题，司马氏家族不得不对勋旧家族采取“赎买”政策。“高平陵之变”后，参与曹爽幕府的一众名士，除去为首的何晏等少数人惨遭屠戮外，大多未受牵连。甚至在高贵乡公被弑后，当重臣陈泰（陈群之子）表现出悲戚之情、甚至建议斩*元凶贾充时，司马昭也没有表现出不满。相反，当陈泰先于司马昭去世时，还获得了高规格的葬仪。至于新被吸纳进司马氏家族的成员，如贾氏父子（贾充、贾逵）、石苞（石崇之父）等，对既有的世家子弟也无法取而代之，只能采取叠床架屋式的并重方法。久而久之，现代管理学中所称的“滚木立法”（Logrolling）现象成为常态——作为共主的司马氏家族无法从心所欲地推行其主张，只能有选择地对已现尾大不掉之势的即得利益集团表示支持，换取对方在自己关心的核心问题上投桃报李。这种做法的潜在含义是，共主难以对政策目标进行限制或者调控，决策机制的运行成本极高，效果却未必理想。
作为司马昭的长子和代魏政策的最终执行者，司马炎并非没有注意到这种历史造成的政治负担。266年正式称帝后，他便开始着手处理存在于晋室新贵与曹魏旧臣、司马昭子孙和家主其他成员之间的复杂纠葛。然而他毕竟是一位坐守司马氏三代政治成果的守业之君，并且年纪尚轻——266年司马炎称帝时，其祖父司马懿之弟、高寿的司马孚仍然在世；与司马懿同辈的七位兄弟，皆有子女，其数达数十人之多。在辈份上，这些司马氏成员皆是司马炎的族叔，辈份尊贵，于晋室建立又不无功劳，必须加以封赏。是故晋初第一次封王竟达27人之多。加上在司马昭晚年为其充当谋主的贾充、羊祜（出身泰山羊氏）等人，情形反而更加纷乱。
晋武帝咸宁六年（280），西晋平灭东吴，完成疆域上的大一统。三年后，司马炎做出了为帝24年中影响作为深远的一项决策：将过继给伯父司马师为子、在晋初政治中拥有可观影响力的弟弟齐王司马攸强行外放至封国。此举的直接动机是将齐王排挤出核心决策圈，避免其成为与皇权平行的力量中心、进而威胁到愚钝之迹已显的太子司马衷的地位。但为达成此目的，武帝付出的代价却也相当可观：为培植一支对自己和太子绝对忠诚的力量，他力排众议起用虽系名门出身、但在士人眼中品行不佳的外戚杨氏。此举不仅造成了宗室成员间关系的高度紧张，还使整个政坛的既有运行规则遭到破坏——勋旧之臣对杨氏这个“空降”而来的竞争者充满敌意，对皇权的认可程度自是暗暗下降。杨氏一门在士人间也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为其在惠帝一朝的悲惨结局埋下了伏笔。尽管处于风暴中心的齐王在就国数月后意外病亡，从而彻底解除了对太子的威胁，但自司马懿以降的既有权力结构已呈现风雨飘摇的迹象。司马炎身后遗留的不是一马平川，而是峭壁悬崖。
司马衷、司马睿：流亡的皇权
宋明以降，史家基于理学成型后发展出的政治伦理观，认为司马氏篡魏自立一事具有极强的非道德性，故其也不能寄望于当时士人对西晋政权保持高度忠诚。王夫之等人尤其对司马昭纵容弑君一事大加鞭鞑，斥责其“得国不正”。对此，仇鹿鸣的看法较为和缓。他指出，汉末士林“由儒入玄”的趋势日益显明之后，道德操守之于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高门大族子弟天然具备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便不再汲汲于事功，而把大量精力花在私人性的清谈上。这类清谈更重视个人才华与机智，甚至连仪表、风度的重要性也被置于道德准绳之上，士族因私废公的现象遂成为常态。而当这些热衷清谈的名士被置于朝廷要职时，因袭汉末以来的传统、将家族利益置于同样具有司马氏家族化特征的“公利”之上，并不需要太多纠结。
平心而论，坐视西晋王朝陷入宗室内战和分崩离析的局面显然不是司马炎的本意。他早已知悉太子缺乏执政能力，却对皇孙司马遹寄予了过高期待，认定经过司马衷这一过渡人物后，晋室当可重回稳定轨道。因此在290年去世之前，武帝一度打算起用司马懿第三子、辈份尊贵而又无政治野心的汝南王司马亮为辅政大臣，与外戚杨氏形成平衡：这等于是回到了曹魏政权的继承办法上，承认宗室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力量。然而此时的杨骏（武帝杨皇后之父）在内宫已经遍植亲信，竟能在最后关头扣留圣旨、别做安排，脆弱的平衡在形成之前就被打破。即位的惠帝之后贾氏则出身司马氏拔擢的最重要政治新贵贾充家族，野心极盛。是故武帝去世不及一年，贾后即联络司马衷之弟楚王司马玮带兵入京发动政变，尽灭杨氏一门。而贾后之活跃又造成贾姓外戚势力的崛起，并与太子爆发冲突。299年，贾后将司马遹废为庶人，“八王之乱”的导火索就此点燃。
从300年春到306年底，晋王朝中枢陷于宗室内战近七年之久。司马氏诸王中，如赵王伦、齐王冏（司马攸之子）、成都王颖之类实力强悍者各以寒士、武人为心腹，发大军争夺洛阳，企图把持朝纲。实力较弱如司马睿者则退居到自己的封国，谋求自保。乱世之中，“名士风流”自是脆弱不堪，潘岳、石崇等知名人物先后死于非命。不过即使到了这时，魏晋士族的“家族至上”色彩和政治机会主义特性依然足够显著——素居徐州一带的东海王司马越，引关东士族为党羽，在诸王中最后出手，成功劫持惠帝并移驾长安。307年1月，司马越毒死惠帝，拥司马炎第二十五子司马炽（晋怀帝）继位，继续把持朝政约四年时间。而出身琅琊王氏一族、早岁以清谈闻名的王衍，此时便以谋主身份在中枢助司马越料理军国大事。至于琅琊国之主司马睿，他作为东海王的附庸，正负责为后者把守徐州大后方，王衍之族弟王导则在司马睿军中为其谋划机要，影响日渐上升。
作为“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司马越和王衍的联盟虽然名义上控制着洛阳、长安两京，并挟持怀帝以为正统，但已经无望恢复到惠帝即位之初的局面。东海国在魏晋之际属于边远地带，在两京缺乏影响力，司马越又是宗室中的远支，把持朝政后一意孤行，引发诸多不满。而诸王在内战期间竞相引入少数民族军队作为奥援的策略，已经导致匈奴、羯等势力在华北虎视眈眈，关中之地岌岌可危。在此背景下，307年秋天，王衍对司马越提出了一条“狡兔三窟”之计——他以“中国（中原）已乱，当赖方伯”为理由，提议将自己的弟弟王澄和族弟王敦分别遣往荆州和青州，如此“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而他忘记了交代的另一个族弟王导嗅觉显然足够敏锐，在同一时期说服了司马睿渡江南下，在王衍并未寄予厚望、但更适合为“窟”的建邺落脚。
如同纷乱时局中许多士人的选择一样，王衍的绸缪之计没能拯救他本人，但王导作为琅琊王氏家族的成员，在江东之地协助司马睿打开了局面。311年春天，王衍指挥着西晋最后一支精锐军队，护送病逝的司马越灵柩返回东海国，途中遭到匈奴军队袭击，全军覆没。当年夏，匈奴军队攻入洛阳，俘虏怀帝，两年后将其鸩*。司马氏家族的核心盟友和姻亲颍川荀氏随后在长安拥戴吴王之子司马邺为帝，即晋愍帝，依托凉州一带的边军图谋恢复。但此时的华北已成一片战场，再无可守之处，愍帝也在316年底被俘虏，一年多后遇害。
而在江东之地一度无人搭理的司马睿，在度过了被当地豪族怀疑、拒斥的艰难岁月后，凭借王导等人的帮助，最终站稳了脚跟。317年春天，他在建康（建邺）称帝，史称晋元帝，司马氏王朝的血脉在长江以南又延续了103年。不过司马睿和他的儿子司马绍注定不会再见到长安了——以琅琊王氏为领袖的侨姓士族，渐渐将江东发展成了自己的新根据地，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偏安局面。终东晋之世，北伐都难以竞全功。
至于留在长江北岸的残存士族子弟，他们在北魏统一华北之后陆续收到征辟，将汉魏以来的礼乐、刑政、典章、文物逐步关注到北朝政治中。孝文帝改革之后，南北两朝制度日益趋近，成为隋唐重新统一的先声。
公元410年，东晋宗室司马国璠、司马叔璠一行回到了一个世纪前司马睿念兹在兹的长安城，投入后秦国主姚兴帐下。羌人姚兴惊讶于这些东晋皇族竟不愿留在江南之地、帮助新崛起的寒人将领刘裕经营社稷，对此，司马国璠等人回答说：“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7年后，刘裕渡江灭亡后秦，司马国璠等人选择了归附北魏，留在北朝中继续做贵族。司马氏家族的后裔，再度由皇亲做回了士人。
（感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鸣为本文提供的帮助。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中华的崩溃与扩大》，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仇鹿鸣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