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用户和平台之间的关系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被强加的《用户协议》、无法拦截的广告弹窗、让人哭笑不得的个性化推荐、同质化的内容、病毒式传播的网络用语、背景音乐......我们似乎越来越难在网上的海量内容中找到自己喜欢的。这不是错觉，全球用户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网络平台垄断与内容同质化。
产品经理不再为用户体验服务，而是想尽办法引导无意义的点击、停留、互动。用户贡献了内容、人气和大数据，但对平台却毫无约束力。卸载？平台可不在意，我们却可能失去一个树洞和一群熟悉的网友。互联网诞生之初是多元、自由的象征，而现在科技巨头都选择迎合中庸。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副教授杰西·林格尔（Jessa Lingel）在《被互联网辜负的人：互联网的士绅化如何制造了数字不正义》一书中试图探究，二十年间，互联网如何从屠龙者变成恶龙。
我们每天使用的网络就像一座线上社区，和线下社区一样，本应拥有丰富的设施、活动，不同群体都可以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但规划者只想挣多数人的钱，不再理会少数群体的想法。“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留下，无法参与决定社区的未来；搬走，带不走你在社区里熟识的邻里、你给社区贡献的东西。”科技巨头带来的垄断和挤压不仅发生在线上，线下也未能幸免。作者指出了这些公司搬到哪里，那一片的房价就会飙升，本地居民再也住不起只好搬走。
这是真实发生在互联网近二十年里的事，互联网像遭遇士绅化的老城区，变得更加便捷、光鲜但缺乏多样性，有明确优先服务的人群，极端重视利润而轻视社群，急着把最初搭建社区但已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人群边缘化甚至扫地出门。本书以美国为例，记录这个过程怎样发生，它的实质危害如何，以及网民可以如何行动。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被互联网辜负的人》，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被互联网辜负的人：互联网的士绅化如何制造了数字不正义》，[美]杰西·林格尔著，冯诺 译，潮汐Tides|浙江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科技行业的文化已经改变
科技并非凭空出现；它来自人和公司，对科技能解决的问题以及人类如何使用科技，这一群体有特定的想法。要得到关于互联网和互联网政治的答案，我们得看看科技巨头的目标和价值观。
正如《连线》杂志的一位记者史蒂文·约翰逊（StevenJohnson）所言，“不论你怎么看科技巨头，这一新财富和信息网络的聚合体，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能准确参透其政治将是件好事”。士绅化提供了一种参透科技巨头政治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行业如何重塑大城市，其平台如何造成不平等与偏见。
电影《社交网络》剧照。
科技行业在三个方面造成了士绅化：公司总部占领了社区，科技巨头员工缺乏多样性（它也造成了孤立），行业塑造的商业文化把利润置于人之上。科技巨头与士绅化之间最直接的关联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争夺上，科技业从业者是城市士绅化的冲锋部队，他们的目标则是公司总部所在城市或总部附近的城市。
第二个议题与谁能够在科技行业工作有关。跟科技巨头支持的士绅化社区一样，科技业本身就存在严重的多样性不足：在科技巨头工作的人里，白人、男性和年轻人占据了与人口结构不相称的比例。缺乏多样性乃是重要问题，因为同质化的劳动力影响了他们设计或推广的设备和平台。
最后，我会展示互联网在其优先事项上是如何士绅化的。互联网始终允许人赚钱，但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科技行业的文化改变了。银行业专家的大量涌入带来了新的优先事项，强调加强控制，消灭竞争者。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产业：推动它的是正在建立的垄断而不是激进的创造力。
没有哪个行业可以被笼统地概括。科技巨头包括了几千家公司，制造了无数产品。没有哪一种观点或哪一套政治能够完全体现这一切。每个行业的内部，甚至每个公司都有表达异见的通道。
从2017年开始，主流科技公司如谷歌和微软都受到内部抗议、罢工、要求保护员工和拒绝重大国防合作等行为的冲击。我在大科技公司和媒体公司（微软和维亚康姆）工作过，所以我直接地知道大公司中有不同意公司所有决定的员工。即便如此，仍然存在着指导行业整体的规范和趋势。
美剧《硅谷》第一季剧照。
我说的“科技巨头”，是指推出广受欢迎的产品和服务的主流科技公司。我在这一章中谈论科技业的时候，我真正谈论的是左右了硅谷的主流价值观。（硅谷是主要的科技产业聚集地，但世界上还有其他中心如班加罗尔、柏林和特拉维夫。我没有空间细述硅谷意识形态散播［或并没有散播］到全球的方式，但是其中连接他们的共同因素包括，相信技术的进展会驱动社会改善、支持资本主义、抗拒监管。）
科技巨头的信仰体系常常被称为网络自由意志主义（cyberlibertarianism），或者叫加州意识形态。这套价值体系包含什么？科技巨头常常相信科技是社会问题的答案。认为技术驱动社会变革的理念叫作技术决定论（techno-determinism），意指技术决定了社会结果。
技术决定论一个绝佳例子是，“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计划，该计划认为向每个拉美儿童发放电脑能够克服贫困、种族主义和歧视方面的主要障碍。正如科技行业研究者摩根·埃姆斯（MorganAmes）在对该计划的长年研究中发现的，单靠电脑不能“解决”拉丁美洲或任何地方的教育问题。真正需要的是给教师更高的工资、更多的培训和更大的社会安全网。
科技巨头价值体系的另一大关键特征是优绩主义（meritocracy）。理论上优绩主义是好东西，因为它强调做事的能力并且（据说）忽略种族和性别等身份标签。问题是在科技行业中，是否能得到鼓励和获得培训资源，常常跟种族、阶级和性别有关。在实践中，优绩主义常常无法把特定群体面临的不利因素考虑进去。
值得铭记的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后一大特征是他们常常在社会议题上是自由派，但涉及联邦监管时偏爱不干预的政策。相信加州意识形态的人，常常不介意纳税（或者建立非营利组织解决社会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想让政府监管科技业。
这些价值观在一起，表明了一种这样的价值体系：提倡社会变革，但用技术手段去做，且不对资本主义提出实质性挑战。（更多关于硅谷的政治和价值观的内容，请参阅梅根·斯潘纳·安克松［MeganSapnarAnkerson］和弗雷德·特纳［FredTurner］的作品。）
当科技巨头成为你的邻居
在本书中的大部分场合，我把士绅化作为一个隐喻来思考数字技术背后的政治。但士绅化和科技巨头之间也有一些现实中的联系，比如当科技公司迁入然后开始营业，它所在的城市或社区会发生的事情。许多城市热衷于把科技巨头招徕本市，认为他们能够刺激就业和本地商业。
2018年，亚马逊宣布计划建立第二总部（第一总部在西雅图）。此新闻引发全美国城市的*动。各个地方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提供减税等激励措施，比如承诺提升公共交通、增加绿色空间。
亚马逊最终宣布计划开设两处新总部，一处在华盛顿特区外，一处在纽约皇后区。在当地活动家和立法者的抵制之下，皇后区总部计划*，活动家们提出的一大要点围绕着这个问题：为什么地方政府要给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一减税？
美剧《硅谷》第一季剧照。
在经过多年的不盈利之后，亚马逊现在是世界上赚钱最多的公司之一。根据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s）记录，2018年亚马逊获得创纪录的利润，净收入101亿美元。
同年，亚马逊缴纳的美国联邦所得税是0美元。事实上，亚马逊还收到了美国联邦政府退还的1.29亿美元税款。尽管亚马逊仓库里的工人得承担个人所得税，亚马逊公司自身实际上却能凭空进账。地方政府乐意效仿联邦政府，为这家富得流油的公司减免税收，与此同时却无视对平价住房的呼吁。
城市研究者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形容亚马逊寻求第二总部的行为是提升经济增长的“灾难性”挫折。他称提出的激励措施“制造了虚假竞争，来操控程序和攫取奖励。政客即便知道这是恶政，也依然竭尽全力地参与其中，因为他们认为夺取这一锦标会让他们焕发光彩，赢得选票”。
不用非得亚马逊级别的利润才能走上地方政府铺设的红毯。城镇或社区认为招徕大公司入驻是有利可图的善举，科技公司常常利用这一点。但把公司办公场所引来入驻并不总是好事。根据经济学家阿米海·格莱泽（Amihai Glazer）的观点，给大公司的税收激励常会适得其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如果公司没有达到交易的目标，激励措施里也没有相应的惩罚，这意味着即便之后出现裁员或公司*，他们依然能获得减税。其次，大公司给一座城市带来的收入，几乎从来不会超过这座城市花费在激励措施上的收入。并且大多数时候（达75％！），税收激励并不在公司的决策中起到主要作用，也就是说即便没有许诺条件，该公司依然会搬迁到那座城市。最后，格莱泽发现得到税收激励的公司比没有得到税收激励的公司稍稍容易失败。所以从统计学上来说，城市提供税收减免吸引企业入驻，没有人会成为赢家。
但是假设你不像皇后区那么幸运地躲开了科技巨头。如果科技公司真的迁入，会发生什么呢？它们会对房地产市场施加压力，过去多数人买得起的社区被涌入本地的员工挤满。除了提高住房竞争，科技巨头还降低了人们对周边的商业需求。科技公司给员工提供免费的午餐、零食甚至啤酒，实际上是减少了去本地餐馆的人流量。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税收漏洞。
所以这些企业不仅提高了社区生活成本、降低了生活质量，同时还避开了本可投入学校和道路等公共资源的公司税收。考虑到这些缺点，科技巨头非但不是地方经济来的裨益，而且还给周边社区带来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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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科技行业在士绅化过程中的作用，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加州北部。尽管20世纪四五十年代科技行业就在硅谷扎根，但过去20年士绅化问题明显地恶化了。我成长于20世纪90年代的湾区，时值科技行业的第一次繁荣。本地企业如谷歌和苹果研发的技术给加州（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普通人带来了重大改变，但是他们对周边城市如旧金山和奥克兰的房价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当时，科技行业主要集中在硅谷，也就是湾区南部。跟之前的硬件公司一样，软件公司几乎都位于圣何塞郊区，比如丘珀蒂诺和帕洛阿尔托。
然而，2008年经济衰退之后的科技繁荣则完全不同。全美国的年轻人以创纪录的数量涌入城市。在加州北部的大城市，科技公司铺好了路，用签约金和特殊福利吸引年轻人。公司提供班车，在旧金山和湾区南部之间运送通勤的员工。结果即便科技公司的总部是在城市外很远的地方，它仍然制造了严重问题。在旧金山和奥克兰，富裕居民的数量猛增，给先前主要供应给低收入或中产有色人种的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压力。
我土生土长的湾区朋友常常互道关于房价飙升的恐怖故事。房产可能比要价高数十万美元，而买家则带着足够多的现金直接买下房子。结果加州北部的大城市越来越不平等，越来越不多元。在过去的25年里，旧金山、圣何塞和奥克兰的有色人种数量急剧下降，而富裕的白人居民则飙升。旧金山起初是士绅化的震中，后来它扩张到附近的其他城市。
在奥克兰，失所现象更严重地出现在非裔黑人家庭和有孩子的家庭中。2000年至2010年之间，奥克兰联合学区失去了超过1万名有色人种学生，奥克兰市失去了3.4万非裔居民，降幅达24％。2015年至2016年这1年之间，奥克兰两居室平均租金上涨了25％。科技行业不是催生这些变化的唯一行业，但它已经成为最能体现企业财富和地方社群之间的斗争的一面。
在疾速士绅化的社区，有很多关于来自科技业的人（主要是白人男性）出现种族主义和阶层歧视行为的故事。这些事件表明特权与权利的紧张关系。2014年，一些Dropbox（在线存储平台）员工穿着公司T恤赶走了旧金山一座足球场上的本地孩子。Dropbox员工坚称他们通过一个手机应用“预约”了场地，却不管孩子（主要是拉丁裔）一直都在这个场地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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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些大公司员工当邻居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来自2015年的一个事件，也发生在旧金山，《芝加哥论坛报》的迈克尔·米勒（Michael Miller in the Chicago Tribune）留下了该事件的记录。
贾斯汀·凯勒（Justin Keller）是一名软件开发者和创业者，他在2012年搬到了旧金山。3年后，他给旧金山市市长和警察局长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对本地的流浪人口采取措施。在信中，凯勒抱怨道：“每天我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看见人躺在人行道上，到处都是帐篷，人类粪便，以及瘾君子的一张张脸。这座城市正在变成贫民窟。”
凯勒继而承认很多人已经想到了士绅化，但是他拒绝为这座城市出现的问题承担任何责任：“我知道人们对这座城市发生的士绅化感到沮丧，但现实是，我们生活在自由市场的社会里。富裕的有工作的人挣得了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权利。他们出门闯荡，接受了教育，努力工作，然后挣到了这一切。”
凯勒在信中也把无家可归者说成是“贱民”（riffraff），从他的信里，我们看到了科技巨头对优绩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信仰中危险的一面。对凯勒来说，优绩主义意味着努力工作就能得到回报。这种想法的另一面是，一无所有的人一定没有努力工作。
或许凯勒这样的人确实为自己的成功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但这不能说明，没有高工资或者好房子的人就懒惰而且不配得到这些。对凯勒这样的人来说，士绅化是变革的积极力量，是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美剧《硅谷》第一季剧照。
站在凯勒的角度，旧金山的士绅化步伐跨得还不够大——没有足够的失所，城市依然太多样化。凯勒等人听到士绅化会认为它是“进步”，对他们来说，士绅化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表述。但正如城市研究者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坚持认为的，“对于困顿者、被驱逐出住处的人以及被驱逐后被迫流浪的人来说，士绅化的确是一个肮脏的词汇，而且应该始终是一个肮脏的词汇”。
科技行业与湾区士绅化之间的关系中颇具反讽意味的是，科技巨头正在驱赶的这些社区，恰恰是激发美国早期互联网极端创造力的社区。媒体史学家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写过数字科技的反主流文化根源，从嬉皮社群到火人节。但是科技巨头对反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似乎只是做做样子，一面驱赶着这种文化的核心社区。
正如《卫报》科技记者奥利维亚·索伦（Olivia Solon）对湾区的观察：“这里曾经有一种反主流文化，它的语言和感悟力有时会被科技行业采用，但它的践行者几乎都被科技行业用钱挤出去了。”
科技公司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其总部附近房价危机的重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动机与其说是利他主义，倒不如说是务实：在房价近乎难以承受的城市里招聘员工很难。在旧金山、奥克兰或周边郊区买房已经难上加难，即便是工资六位数的人。2019年，谷歌宣布将在未来10年投资10亿美元，建造2万套公寓住房。
据何欣（Vivian Ho）在《卫报》上刊发的报道，其中7.5亿美元资金将把现有的谷歌办公空间改造成1.5万套公寓住房。谷歌还捐了5000万美元给致力于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剩下的钱将分配给开发商作为建造5000套平价公寓住房的“激励”。
谷歌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士绅化中的作用，并愿意出钱解决该问题，这很好。但是谷歌对抗士绅化的计划中，仍有一些重大的未知数。我们不清楚这些新房中有多少会分给谷歌员工，又有多少分给其他人，而平价房屋与高价房屋的比例依然没有达到本地活动家呼吁的数字。最重要的是，我们得牢记——谷歌本质上是在解决一个由自己助长的问题。
其他公司走的则是旧金山初创企业Zapier（该公司主要业务是让不同网络应用组成自动化协作流程）的路径。2017年，该公司开启了一个新的“迁离”项目，为其员工搬出湾区提供1万美元。这项计划利用数字沟通的优势，也打破了员工必须住在湾区的思维。2020年，为了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许多科技公司要求（没有被裁掉的）员工居家办公。
推特等公司宣布措施是永久性的，此举对作为科技巨头枢纽的硅谷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些举措对巨头内部的低薪工作者和后勤人员并没有太大意义，他们常常没有这些福利（也常常被裁掉或停职）。
科技行业认为自己具备前瞻性，专注于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要求他们对自己正在制造或助长的问题提供创造性解决方案。但士绅化是非常宏大的议题，依靠单个公司的零散实验和利他主义是无法解决的。我们也需要地方的住房监管和围绕行业规范的大范围社会压力。
好的邻居应该是什么样的？科技公司里常常有叫“社群经理”（community managers）的员工，鼓励员工中的协作和交流是他们的工作。如果其工作描述重新定位为与当地社区协作、交流呢？社群经理不是促进同事之间的士气和协作，而是通过培养关系和解决问题成为当地社区的桥梁。如果科技公司不再把很多钱花在奢华的节日派对和贵重物品上，而是把资源投到当地学校、基础设施和住房计划上呢？
科技公司也需要不再要求减税——地方政府也应该停止提供减税。并没有很多数据表明，减税对企业有好处，但有大量证据表明减税对于提供减税的城市是有害的。要成为更好的邻居，应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共同努力，企业解决住房问题要跟研发新产品一样具有创造力，员工对社区要像对创新技术一样投入。
美剧《硅谷》第一季剧照。
科技巨头怎样能成为更好的邻居，对此最了解的人，或许是那些亲身经历了大型科技公司搬入带来的变化的人。2019年，约兰达·查韦斯（Yolanda Chavez）给谷歌首席执行官孙达尔·披猜（Sundar Pichai）写了一封公开信。作为一个举家在加州圣何塞生活的移民和活动家，查韦斯对谷歌将在她家附近建立新办公园区心存担忧。对于科技公司如何成为更好的邻居，她也有一些可靠的实际建议：
您的新园区将依赖数千名服务人员做饭、打扫、安保、开班车。这些人比你们的其他员工更可能是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您会保证他们对工作有发言权，能自由地聚在一起协商更好的工作环境吗？您会采取措施雇佣来自圣何塞的未来工程师和程序员，并且为我们社区更多的孩子提供教育和从事这些工作的培训机会吗？
查韦斯的公开信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提醒，它提醒我们士绅化不只是人们和科技巨头之间关系的隐喻。在某些情况下，社区纽带、平价住房和科技行业政治之间的关系是实实在在的，代价非常高昂，迫切需要地方上的行动。
原文作者/[美]杰西·林格尔
摘编/荷花
编辑/王菡
导语校对/卢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