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
父亲与三堂舅
作者/周详（武汉）
七十多年前，新中国成立之初，父亲匀出一斤半口粮，捐给了上海人民。当时，父亲一定不会意识到，此举的作用有多深远。
那是一九五0年五月，父亲周庆苾在塞外山城张家口，是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简称“军委工程学校”、“军委工校”）第一届学员。那时，上海的粮食供应紧张。父亲的同学们也都参加了捐献。这是学校改造学生思想的活动之一。学校第三大队大队长刘凯回忆说：“数量虽小，也是一次集体主义的思想教育”。
在刘大队长的《中央军委工校筹建经过》一文中看到这一细节后，我忽然想到，那个时候，三堂舅刘鑫臣正在上海，是《解放日报》社人事科的干事。
近亲当中，论参加革命的先后，三堂舅（曾任《长江日报》印刷厂副厂长、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副厂长）第一，父亲（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八系四教研室主任、武汉市江汉大学副校长）第二。解放前，二老先后离开湖北省天门县乾驿镇老家，分别四处谋生，求学，分头参加了革命。
除了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没听说二老早期经历里有其他的共同之处。自从得知了捐粮一事，我便突发奇想，开始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追寻二老的足迹，由此，推开了一扇厚重的大门。
（ 一）
（《新华日报》创刊号）
一九四四年十月的一天，作为共产党外围组织“学习社”的成员，三堂舅随“学习社”组织者，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吴在明去重庆《新华日报》社报了到。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成忠街五十三号创刊，当年十月下旬，因为日军进犯，撤离了武汉，迁到了重庆。
三堂舅在报社任排字工，他回忆道：“社长、编辑也好，工人、炊事员也好，大家只是分工不同。在业余时间，大家可以在一起打乒乓球，玩扑克，下象棋……。也有俄语班、英语班，还经常举办时事报告会……。还有歌咏队、音乐队、话剧班、秧歌剧等。我参加过歌咏队的大合唱，也参加过音乐队的吹奏活动。”
【潘梓年】
《新华日报》社的社长，著名的哲学家潘梓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点名认命的，被称为“中共第一报人”。报纸创刊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西迁重庆途中，乘坐的“新升隆”号轮船在嘉鱼县燕子窝水道停泊时，遭到日军轰炸。他的弟弟，报社编辑兼文书潘美年等十六人遇难。
三堂舅对潘社长印象很深，他回忆说：“为庆祝报社创刊八周年举办的纪念大会，来宾之多，气氛之热烈的确是盛况空前。从来宾来说，有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文艺界的张瑞芳、白杨、金山；教育家陶行知；民革的李公仆……大会的文艺节目也很丰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刚从延安传来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一朵红花》、《牛永贵受伤》……还有一个即兴节目，就是年逾古稀的民主人士沈钧儒与《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赛跑，大家都为他们鼓掌助兴……”
【父亲周庆苾（时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工程学校学员）】
两年后的一九四八年，父亲考入汉口三元里的汉口商业专科学校，学习工商管理。不久，高年级学生肖琼阶介绍父亲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一九四九年七月，父亲考上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创办的中原大学，被编入四十三队。学校要求学生一要敢于牺牲，二要服从领导。
中原大学和延安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同类，主要创办人是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中原*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学校的名字是陈副司令员取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日，在中原军区“八一”建军节纪念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宣布中原大学成立。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到任。因而，副校长便是实际意义上的校长。这位副校长不是别人，正是潘梓年先生（一九五0年九月升任校长）。
建校之初，师资缺乏，潘先生就时常请中原局、中原军区的领导给学员作报告，上大课，还亲自担任几门政治理论课的主讲。学员们很喜欢听他的课。他们说：“潘校长像团火，走到哪里，哪里就燃烧。”作为老报人，潘先生很重视报刊的作用，上任不久，就筹办了校报《中大生活》和校刊《改造》。那时，潘先生五十五岁，年龄不算大，可因为德高望重，大家都尊称他“潘老”。
（二）
（三堂舅刘鑫臣）
报社那次纪念大会之后，三堂舅受上级派遣，离开重庆，到《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上海朱葆三路），准备发行《新华日报》上海版。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推诿拖延，报纸迟迟发行不了。
一九四七年，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全面进攻解放区（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并且扬言要将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处的中共人员关进集中营。
三堂舅回忆说：“《新华日报》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撤到延安的。此后我便在吴在明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如调查了解国民党的官僚资本的动向，发动工人阻止他们撤走或破坏厂房、设备……”
三堂舅先后以上海信昌印刷厂和上海太平洋印刷公司工人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每当三堂舅在家里招开秘密会议，三堂舅母周碧珍就抱着大表哥刘小钧在弄堂口望风。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堂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堂舅紧张忙碌的时候，一个人物正在通盘考虑，大力推进防止国民党官僚资本流出大陆的计划。这个人物就是负责上海、香港等地情报工作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潘汉年先生。
【潘汉年和妻子董慧】
潘汉年先生是潘梓年先生的堂弟。一九三一年六月，陈云、康生和潘先生组成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他兼任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分管情报工作）、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情报部部长，被称为“红色谍王”。
那时，国民党官办厂矿和没收的日伪企业统归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掌管。
一九四九年春，经过潘汉年先生策反，以委员长孙越崎为首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起义，国民党所有厂矿的资产、档案、几十万职工、三万多技术管理人员都完整地留在了大陆。*主席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在贺电中说：“甚为欣慰。即望团结一致，坚持爱国立场，保护祖国财产，以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收。”
解放军接管资源委员会驻南京办事处后，办事处挑选了地质学家谢家荣等十几位同志组成“资委会随军工作队”， 随陈毅将军的司令部一起进入上海。五月二十八日，上海解放。资委会上海分部顺利移交给解放军。
当年九月，在中原大学学习的父亲被选调到军委工校。
负责中南地区选调工作的军委工校四大队副政委边竹把这个决定告诉父亲后，父亲迅速整理好行装，随队北上。但是，临上火车时，祖母彭子珍赶了过去，不同意父亲离开。祖母饱受战乱之苦，对父亲的最大希望是“到邮局找个事做，按月寄钱回来”。那时，人们都觉得邮局是铁饭碗。见父亲态度坚决，祖母异常冲动。父亲回忆说：
“哎呀!往火车底下钻啊!”
部队首长很是为难，动员父亲留下。首长此言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父亲肺上有一个钙化点。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动摇父亲的决心。最后，在父亲的说服下，祖母让了步，首长也默认了。
【父亲周庆苾（后排右二）（时为中原大学学生）】
父亲入校后，被编入四大队十三中队，学习“无线电技术”。父亲告诉我：
“其时我的强项是外语，但是那时讲服从嘛，我就什么也没说。”
军委工校首任校长是军中侦听、破译大师曹祥仁将军，第二任校长是境外某些机构眼里的“中共特务头子”李涛将军。他们两人都是*主席点名任命的。应他们的请求，*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为学校题了词。*题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朱总司令题的是“学习科学技术，巩固人民国防”。聂代总参谋长题的是“树立埋头苦干、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一九五一年二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即留校任教。
一九五二年夏天，*主席指示学校一分为三。父亲所在的学校几经更名后，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代号“七九三部队”，直属解放军总参谋部技术侦察部（简称“总参三部”）。
一九五四年，二十四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无线电教研室主任。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学生吴瑞兴透露，父亲“发报技术极好”。《开国将士风云录》一书中说，父亲当年“总结了从延安各期训练班开始，直至建国后的教育训练经验，编写了各种教学文件，如教学计划、教学方针、原则、大纲、方法、教材多种，使解放后的教学工作逐渐步入科学正规，为本系统的人才培养作出了贡献，……”
父亲总结这些经验，绕不过一个人物。这个人物，还是潘汉年先生。
一九三五年底到一九三六年初的三个月，潘汉年先生去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了“新编密码办法”和“第一套新编密码”。之后，把“第一套新编密码”带回了延安。
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先生奉命组建华南情报局，主持华中、华南的情报工作。他在上海等地设立秘密电台，保持同延安、重庆、香港的联系，把获取的大量政治、军事情报发往延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这些情报包括德国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日本的“珍珠港计划”和侵华日军增兵五十万的“一号作战计划”。
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央迫切需要知道日军是北上进攻苏联，还是南下和英美作战。潘汉年副部长很快又获得日军会南下的情报，及时发给了中央。*主席回电：“好好好好好”。
（三）
【*】
三堂舅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时，经常见到中共中央*处*，报社董事长*。每逢报社召开编委会和职工大会，**都会参加。
**是《新华日报》的创办人之一。他请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先生签署了批准文件，给报纸题了词，又请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书法大家于右任先生题写了报头。他是潘梓年先生的直接*，也是潘汉年先生的直接*。
回忆**，三堂舅曾说：“非常和气!非常平易近人!”
几年之后，父亲被选调之际，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又为军委工校的建立付出了很多心血。*主席指定校长之后，周副主席便亲自落实各项工作。一九四九年四月的一天，忙于国共和谈和组织渡江战役的周副主席抽出时间，接见了曹祥仁将军和他的助手余湛（又名白枫）。余湛（曾任军委工校办公室主任，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回忆道：“周副主席说：‘现在解放战争胜利已无问题，今后你们的斗争对象是转为对外为主。为此需要开始培养懂外语，有高级教学修养和高级技术水平的干部。要到大学去招生和请教授。这是一项光荣任务，希望你们认真去办’。”
【当时的《解放日报》】
又过了几年，学有所成，担当重任，正值新婚的父亲和母亲刘文斌巧遇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那是一九五八年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父母去北京颐和园游玩，恰逢*总理陪同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夫妇参观。父母和其他游人都激动地向周总理靠近。快到周总理跟前的时候，父亲把母亲让到了前面。父亲在自己的诗文集《花间晚照》中回忆道：“因为天热，我脱下的军上衣与大盖帽由妻子拿着，这点引起了总理的注意。他十分平易近人地笑着问我妻子：‘你拿着谁的军衣呀?在哪儿工作？’ ，妻子刚乘机腾出右手和总理握了手，但对总理的询问，由于太激动、太高兴，反而只知道傻乎乎地笑而不知如何回答。这时，我就凑过去，对总理说：‘她拿的是我的军衣 ，她是一个小学校长。’总理也热情地与我握手，同时问我：‘上尉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总理敏锐的目光，肯定看见妻子臂上搭着的我军衣上的军衔领章了。我赶紧回答：‘总参三部’。总理说：‘啊，我知道，你们是党的耳目，好好工作啊!’我回答：‘是!’总理又问：‘你今天怎么有空游园?’我回答：‘报告总理，我和爱人正度婚假。’总理听了高兴地说：‘好啊！祝你们幸福!’”
没想到，偶尔的一个念头让我获得了这么大的收获。
由此，也得到了一个启示：只要总目标一致，便有可能找到其他的共同之处。
我要把这些新的发现当作祭礼奉献给二老。我想，它一定会增添二老在天堂里的快乐。
写于 2021年2月3日 农历12月（腊月22日（“立春”） 于盘龙城阳光小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