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东西女学洞与富平地方道教史
在杜光庭的笔下，东女学洞是隐秘的，入夜就能听到读书声。这里不仅无路可通，而且洞门还有神雕护卫。即使偶然有人希望一探究竟，也会受到神雕的攻击，甚至会因此丧命。与东女学洞相比，西女学洞显然要平易近人许多，有路可以通达洞口。后来，因为山石滑落，洞口虽然被堵，但山顶上还有天井可通洞内，于是人们就对之有更多的了解。
从洞口或者天井进入西女学洞，看到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洞口进入，就有一个可容纳一二十人的石室，继续往里走，约莫有十几二十里路的样子，洞内就变得越来越开阔，两面石崖上各有五个门，都有题记。题记的内容大都简单，辄称可通仙境，如蓬莱三岛之类。至于门内的情况，杜光庭并没有详细叙述。
从山顶的天井进入，下行两丈多，有一块横着的石头，可以歇歇脚，再下行两丈多，就到了洞中。刚开始仅仅容一人过，崖畔有石磴。顺着石磴逐级而上，就有一个很大的石室。石室中藏有数万卷道教经籍，都放置在柏木板床上。有一石人，俯首靠着几案而坐，其雕刻手法娴熟，石人的神态极其逼真，仿佛有生命一般。
虽然西女学洞可以进入，但也许真正进入探究的人应该并不多。大顺（890-891）间，富平本土有修道者徐七曾经进入，拿出一部养生经，誊抄出副本，又送回洞内。大多数情况下，道门的人都是在投简到天井里。在天井里，那些所投之简堆积在一起，时间太久的就都腐烂了。
从东西女学洞间的山谷继续往东偏北方向走二十里，就是三泉峪。三泉峪里有很多仙迹，如仙人洗浴的石盆、仙人斗法的遗痕等等。除过仙迹，还有灵应，有人冒犯仙人，就会打雷，会突然下冰雹，把庄稼都打光。
在杜光庭的叙述中，有两个地方涉及到道教科仪。其一是西女学洞所藏道书都搁置在柏木板床之上。这种设置，见于道教经籍，陶弘景《真诰》卷十八有：“中有板床，高一尺二寸，长九尺六寸，宽六尺五寸，荐席随时寒暑，又随月建，周旋转首，壁墙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泽，无人之野，不宜人间。”柏木板床的大小是固定的，有严格的尺寸规定，其上的荐席随着天气寒热的变化而变，还需要按照月令变化枕头的位置。它主要是修道者所居静室的设置，而能够拥有这种设置的静室必须在名山大泽，在无人之野。
所谓静室，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文献中有很多记载。陶弘景编《登真隐诀》有：“道斋谓之守静，谓斋定其心，洁静其体，在乎澄神遣务，检隔内外心斋者也。”又有：“上清每以吉日会五真，凡修道之人，当其吉日，思存吉事，心愿飞仙，立德施惠，振救穷乏，此太上之事也。当须斋戒，遣诸杂念，密处静室。”《太平御览》引《八道秘言》有：“欲行九真之法者，斋戒静室，至须专寂心祷，飞仙上登紫庭。”
因此，东西女学洞应该是修道者所居静室，其始并非是要藏经的。恐怕到杜光庭的时代，这里已经没有修道者了，已经是过去时代的遗迹。
其二是投简。简，是古人用来交往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名片。材质有竹、木、玉、铜、铅、铁、金、银等，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东汉道教兴起以后，投简成为道教科仪之一种。
六朝道教于投简有极为复杂的规定，北周《无上秘要》卷三十四《法信品》中引《洞玄明真经》有，“三天受灵宝真文、十部妙经，以金龙三枚投水府、灵山、所住宅合三处，为学仙之信。不投此，三官拘人命籍，求乞不达。”又有“弟子受书后，投金环十口，告于十方，为不泄之誓，并十口奉师。放金龙并于清泠之渊，求登仙之信矣。”卷四十一《投简品》引《洞玄玉诀上经》有，修学之士，要“朱书金简八通，紫绳结编，以奏高上玉皇、东华青宫，玉札八枚，以奏三元”，或者“以简札埋于所属岳，令《玉皇篇》在北，《三元篇》在西，《青宫篇》在东，入土三尺，坚筑其上”。
简单地说，投简是经韵法术授度科仪的一部分，其先乃盟誓，继之以投简，一方面保守道门秘密，另一方面则是求登仙之信。唐代诗人殷尧恭的诗《府试中元观道流步虚》就有类似描述，其诗曰：“玄都开秘箓，白石礼先生。上界秋光静，中元夜景清。星辰朝帝处，鸾鹤步虚声。玉洞花长发，珠宫月最明。扫坛天地肃，投简鬼神惊。倘赐刀圭药，还成不死名。”
杜光庭的《太上黄箓斋仪》就有重新整理的投简仪式，简化为仅投山水二简，其规制一是“依赤书玉诀，丹书槿札，金龙青丝缠之，以关灵山五岳升度之信，封于绝岩之中”，二是“当以丹书玉札一枚，金龙一枚，青丝缠之，以投三江，以关水帝升度之信”。
由此看来，西女学洞当是入道者投简之处。而投简之处，或有神迹，或为道教洞府，自然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投的。投简与不投简，对于一个修道者来说，其区别非常大。《无上秘要》卷四十一《投简品》有：“后圣众真，莫不先奏金简于东华，投玉札于上清，然后得受大洞真经。精斋苦修，上为真人。末学之徒，而青官无有金简之箓，玉格无有玄编之名，神经亦不可得，而披天魔亦不可得，而收真灵终亦不降，玉女亦不卫子之身……其有金简玉名者，即奏三元，随学深浅，玉童玉女防卫其身。若有泄漏，轻真慢法，为玉童所奏，虽有金简，即被削除，移名鬼官，身被风刀之考。七玄之祖运蒙山之石，填积夜之河。”据此东西女学洞，或者是玉女所居，而其所置十门无乃是修道者飞升之途耶？
杜光庭所述确实与道教关系密切，或者可以借此而理解富平地方道教史。国朝《富平县志》有：
从县境全真观、元和观、长春观中的碑石记载证实，道教传入本县的时间大致与佛教相同。西魏大统年间(535-556)，境内有的地方就供太上老君像。明万历《富平县志》记述，在唐代时，田真人(名字无考)修炼于美原东廓。从金代到明代所建的慈云院、全真观、元和观等均为道教昔年香火盛地。明时,，邑人邱长春初随张三丰修炼武当山中，累诏拜监察御史太常不授，后归隐于县境西北隅的长春观。清代，县境内庵、观、宫、院遍及各地，诸如风雨雷电、城隍、土地、八仙等神庙数以百计，清乾隆十二年(1747)，县衙设道会司，专管道教活动。清末民初，道教渐衰，部分庵观庙宇改建学校，多数荒废。民国20年(1931)，全县道士33人，道姑29人。建国之后，破除迷信，各庵观庙宇被拆除殆尽。到1989年，全县仅有老道周复觉1人，年逾古稀，不再有宗教活动。
道教在富平的活动时间应该要早许多，绝对不会晚到西魏大统年间。富平留存的道教遗存是北魏熙平二年（517）造像碑，该碑1960年由富平迁至西安碑林。其为长方形，残高145厘米，四面造像，为佛、道混合造像碑。
正面道教三尊像，老君头戴道冠，长须，右手举扇，身着道袍，束带，衣裾垂至龛下。左右各有一立侍，戴道冠。龛楣为屋顶形，左右各一根高大立柱，以示天宫。屋檐下又垂挂帷帐，屋檐上中有一仙人骑瑞羊，口出瑞气。左右角又各有一瑞兽。龛外有一小屋，内悬磬与钟。龛两侧各有一瑞兽，上骑胡人，高鼻深目，戴小尖帽。
背面佛教三尊像，龛中造佛教三尊，坐佛高肉髻，手作与愿印和施无畏印，左右各立一菩萨。龛楣为火焰纹，中坐弥勒菩萨，上方有六龙相交，场面华丽壮观。
两侧似为佛、道混合造像。碑左为道教龛，龛中造坐像一尊，戴道冠，飞须，束带，双手相交于腹前。龛上有飞仙四身。碑右侧为佛教龛，龛中造交脚弥勒菩萨。
正面供养人有以田良宽为首的“道民”、“道士”题名。左侧右上方供养人题名则有称“道人”者。
北魏熙平二年造像碑的存在不能仅仅从时间上理解其对于地方道教史的意义。东汉末年，五斗米道首张鲁降曹，他即率领自己教团的核心人物北迁关中，不久，五斗米道就与关中早期修道者群体合流。如《典略》所说：“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骆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修。骆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修为五斗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修法略与角同，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三官手书。”
这种合流扩大了道教的影响，也引发了佛道之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道教改革。寇谦之的道教改革以整理教门为中心，同时推动道教国教化，由此导致了太平真君七年（446）的崇道抑佛运动。而富平、耀州等地似乎并没有完全融入道教国教化的潮流之中，而是留下数量相当多的佛道同时供养的造像碑。在其他地方，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但它其实提供了道教发展的另一种范式，亦即在佛道交融中各自发展。
当然，如果从北魏熙平二年（517）造像碑的细节去看，杜光庭《东西女学洞记》临结束的地方所说，“其山下通关乡多姓公孙，贾家山上石保村多姓吕氏、庞氏”，也可以得到印证，该碑所列供养人六十人，吕姓独占半数以上，达到三十二人之多。我想，虽然没有公孙、庞氏的史料，但杜光庭特地提到这三个家族，恐怕主要是提示它们属于道教徒家族或者修道者家族。
从这个角度看，富平地方道教史应该曾有过超出当代人想象的辉煌，不过，道教在富平北部的影响要大于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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