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华
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山左三家”是明代万历前期山东文坛的领军人物，于慎行、冯琦、公鼐三人以齐鲁文化为根基，标举“齐风”，主张诗文复归风雅而不简单模古拟古，提出诗文革新、诗抒真情、经世致用等一系列主张，为万历文坛注入新的活力。
齐鲁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是三人诗文内容的重要体现，山东山川风光更是成为三人吟咏歌颂的对象。
平阴云翠山。 摄影 崔健
政坛文坛三杰
“山左(山东省旧时别称)三家”并称，最早见于公鼐《哭于相榖城先生》，其诗云：“三星聚岳是何年，忽拆中台欲问天。”
在诗中，公鼐将自己与于慎行、冯琦并称“三星”，并回忆起三人于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8年)一同登泰山的经过。
近现代以来，“山左三家”的名称逐渐明确，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最早将三人并列，指出三人的文学理念“真可谓同出一模”，是“公安派”诗论的重要前驱及羽翼。李圣华在《晚明诗歌研究》中说“三人歃血为盟，不愧为万历前期山左三家”，明确提出“山左三家”之称。
于慎行，字可远，平阴人，天资聪颖。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师从殷士儋、赵贞吉。隆庆四年(1570)，授翰林院编修，入史馆。万历二年(1574年)，升翰林院修撰，敕授承德郎。万历五年(1577年)，因坚持疏谏张居正“夺情”，引张居正不悦，擢升受阻，后引疾而归。万历十一年(1583)，张居正倒台，于慎行入京复职，万历十七年(1589年)，掌詹士府，晋礼部尚书。次年上疏奏请立储，言辞激烈惹怒神宗，又因山东乡试泄题事件遭人构陷，心疲力竭，遂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告老还乡，于慎行开始了长达十七年的隐居生活。居家期间他著书立说，作《读史漫录》《兖州府志》，万历三十四年(1601年)，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复职。次年病故，谥文定，赠太子太保，荫其子于纬为中书舍人。
于慎行
冯琦，字用韫，临朐人，著有《宗伯集》《北海集》《经济类编》等。冯琦家世清明，累代进士。万历五年(1577年)中进士，年仅二十岁，从此仕途亨通。万历七年(1579年)授翰林院编修，次年入史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擢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万历二十九年(1601)晋礼部尚书，先后主持皇太子冠礼、皇太子婚礼及册封诸王礼三大典礼。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卒于任上，年仅四十六岁，有遗疏《人主当知四方事》，语极恳挚，帝哀之，赠太子少保。
冯琦
公鼐，字孝与，蒙阴人，出生于馆阁世家，五世进士，门楣显赫，有《问次斋稿》《问次斋续稿》《问次斋西游稿》传世。公鼐虽年少成名，但科举之路十分坎坷，自万历七年(1579年)应试无果后，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才举进士，进入仕途。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授翰林院编修，熹宗即位建元天启，公鼐擢为詹士府詹士。天启四年(1624年)，晋礼部右侍郎，但好景不长，次年被罢职。天启六年(1626年)卒于家中，年六十九岁，有“两代帝师”之称。
公鼐
三人之中，于慎行最为年长，冯琦入仕早，与于慎行同朝为官数载，二人政治、文学理念一致，志趣相投，亦师亦友，有“于冯”并称的美名。公鼐与冯琦同年，感情深厚、交往频繁，诗文来往颇多，并称“齐地二彦”。公鼐入仕晚，与于慎行本无太多交集，但因与冯琦为挚友，得以与于慎行结莫逆之交。
于慎行、冯琦、公鼐均生于鲁中地区，性格上深受齐鲁文化熏陶。三人均生于累代进士之家，从小学习儒家文化，有强烈的家族意识。三人积极入仕，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在政治上均有所成就。
描绘山东好风景
于慎行一生半隐半仕，闲居之时遍游家乡，所到之处皆付吟咏。于慎行居于兖州府东阿县(今平阴县东阿镇)，当地西有黄河灌养，南有湖泊润泽，泰山余脉横贯其中，风光秀丽。
云翠山为平阴名山，位于慎行居所东南方三十里处，林木青翠、重峦叠嶂、山泉相依、古迹众多。于慎行钟情此地，将书房命名为“云翠山房”，曾多次登览，留下诗文。万历八年(1580年)，于慎行与仲兄慎思、五弟慎由登云翠山，观南天观。南天观位于云翠山北部山腰，元代建成，明代扩建，为云翠山一大胜景。
此次出行，于慎行有诗《从二兄登云翠山南天观十二韵》，描写了云翠山山峦崔巍、山河相依的奇伟景象，以及雨后山间云雾朦胧、村落隐现的幽静神秘。
万历九年(1581年)，好友朱维京来访，于慎行邀其同游云翠山，作《游云翠山泉记》，通过移步换景的手法，对云翠山沿途诸泉进行生动描绘。于慎行此行另有《望山监山》《望云翠山绝顶》《云翠山洞送可大南还》等诗作。同年，于慎行与同县孟一脉南游曲阜，游览孔林、孔庙、少昊陵，《游鲁城记》记录游览过程，描绘其中风光，表达敬仰先贤之情。游毕，二人继续东行，至泗水，观诸泉，据于慎行《游泗上泉林记》记载，二人与当地友人先后觞于鲍庄之泉、石窦之泉、赵庄之泉，后至泉林。次日二人向南，前往峄山，作《游峄山记》。
泰山也是于慎行钟爱之地。居家期间，于慎行曾七次登岱，留诗《泰山道中》《下泰山游三阳观》《灵岩竹房对雨》等二十余首，文《登泰山记》一篇。
冯琦与公鼐亦曾数次登临泰山，冯琦有诗《泰山歌送庐东麓》，称颂泰山“出入日月兴云雷，去天不知几百里”的奇壮气势，同时表达自己报效家国之志。公鼐有诗《辛巳登泰山》《登岱和于大宗伯八首》等，风格均雄浑豪壮。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山左三家”相约登岱，游三阳观、灵岩寺等地，数日方返，成就一段佳话。
公鼐还数次登游家乡的蒙山，创作了大量诗文，对蒙山不同景点、角度、时令均有不同的描写。万历八年(1580年)，公鼐陪父亲游蒙山，受父命作《东蒙山赋》，赋中对蒙山历史、山势、景致等详细描写，语言华美、笔法雄浑，极富浪漫与神秘色彩，展现了蒙山上下四季的整体风貌。
除此以外，公鼐还有大量诗歌描写蒙山，山峪、寺观、泉水等无不涉及。《蒙山瀑布》写蒙山瀑布如银河飞落，万丈有余，胜过庐山仙境；《止龟蒙绝顶》写登顶蒙山主峰龟蒙顶，远眺山巅如“龙湫远自空中落，鳌背疑从海外悬”；《望蒙山》写“蒙山最高是双峰，上有云烟几万重”，极言山高。
公鼐足迹亦曾至曲阜、登峄山、游泗水，作《峄山歌》《泗上送伯举西游》等诗。他还曾多次登临崂山，观东海之苍茫，留下诗歌《登劳山诗》《宿劳山黄石宫》《至劳山华楼》等。
临朐老龙湾雪景。
公鼐与冯琦有世家之好，经常游走于冯琦家乡临朐。沂山是临朐名山，百步崖是沂山著名峪谷，公鼐此诗描写百步崖危峰险峻之势以及泉瀑相涌、松林繁茂之景。公鼐还喜欢游览冯氏冶泉，有诗《夏日重过冯氏冶泉山亭》《与用韫同至冶湖，冯将军邀游池亭，遇雪》等。冶泉是临朐老龙湾主泉之一，绿竹成林、景色优美。
“齐风”引领诗坛
自明代中叶起，诗文巨擘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为打破雅正有余、生气不足的台阁之风和因循守旧、死气沉沉的八股之文，展开了一场影响力空前的文学复古运动。因极端强调复古，他们走向了模古拟古的岔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坛注入一股新鲜力量，但又使诗文过于注重格调而缺乏性情，因此饱受争议。
此后，复古派式微，文学地域化明显。在不同文化影响下，各地形成了不同的文学派别，虽均反对复古为宗，但诗文理论却大相径庭。当时大体以南北为界，南方前期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为主的“公安派”，率性而谈、不拘格套、风格清新；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主的“竟陵派”兴起，风格幽深孤峭，语言晦涩难懂。而北方前期正是以于慎行、冯琦、公鼐等人为主。各方竞相输出自己的文学观点，希望能在文坛中得到认可。
山左文化以齐、鲁古国为源起，齐文化开放多元，鲁文化尊礼雅正，演化成为齐鲁文化。“山左三家”对“前后七子”并非全然否定，而是对历下李攀龙等人的大雅之风赞赏有加。因此，他们提出“齐风”的主张，继承李攀龙的大雅之风，为“齐风”赋予了宏大雅正的核心内涵。
同时，三人对复古派观点进行了修正，于慎行“文以神化”，指出诗文应在创新中发展，在性情中体现自我，公鼐亦在《古乐府序》中，认为历代诗文均有自己的时代特色，而非模古拟古。冯琦对性情、创新的主张更加明确，对模仿古人文字反对最为强烈。三人均强调文以载道、经世致用，认为文学创作应与现实息息相关，所作内容需要注入情感、承载教化、体现生活。
总的来说，“山左三家”追求的“齐风”以雅正为纲，轻格调而主性情，追求宏大浑厚的诗文风格，并在诗文创作中身体力行，追求革新、独树一帜，形成了一股不同于“前后七子”复古派和公安派的诗歌潮流。三人提出的“齐风”，对山左文化的输出具有重要作用。
“山左三家”在万历诗坛中承前启后，为山东文坛带来了新的生机。北方邢侗、葛曦等名家与三人相和，共同推进山左文学的发展；南方“公安派”吸收三人“性情”之论，独抒性灵。万历后期，王象春、李若讷等人在三人基础上，提出“齐气”的观点，更加注重个人抒发，进一步丰富了山左文学的内涵。
（作者为文史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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