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舒棠(左一）与京剧《狼牙山》导演、作曲研究唱段。 记者白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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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挚爱，会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
杨舒棠就是这样，作为一名戏曲编剧，说起戏眼神格外明亮，那瓷实而真实的满足绝无修饰，说到兴起处，忘我地轻敲着桌子低吟浅唱。
“血脉里附着京胡韵，心中跳动着锣鼓音。梦里魂里都是戏，我是一个戏中人。”他写出的《响九霄》被裴艳玲先生唱来了中国戏剧梅花大奖，获得过2010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填补了河北在这一奖项的空白。他还有多部作品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37部作品以京剧、河北梆子、评剧、老调、秦腔、眉户剧等形式被搬上舞台。
相比那些屡获大奖的戏曲作品，人们很少了解幕后的编剧是谁。但杨舒棠享受的是在创作过程中，把自己的感悟和题材糅合一处后的直抵人心。
咬住每个字每句词每出戏，他把戏写到了“骨头里”
“苍天茫茫，黄沙飞扬。宕河滔滔，绿水流长。驼铃阵阵，摇过冬夏。丝路漫漫，踏碎风霜……”这段气势磅礴的唱词，从杨舒棠的口中唱出，博得了旁听者的一阵掌声。
这是1月9日，石家庄市直机关第三幼儿园礼堂，国家一级编剧杨舒棠的讲座现场。家长们很快就被深深吸引，刚坐下时拿出的手机不知不觉都被放回口袋。
很多家长并不是很了解，台上这位妙趣横生的主讲人，在戏曲编剧圈早已拿遍国内大奖。被京剧大师裴艳玲唱响全国的《响九霄》，获得过第十三届文华大奖特别奖、中国戏剧梅花大奖，剧本更是获得第三届“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提名奖”，杨舒棠就是剧本操刀人。
坐在记者对面的杨舒棠，随便说起他写过的一段戏，都能准确背出大段戏词，讲到兴起处，会目眺远方，轻打拍子，忘我地唱两句。
“戏是我的天，戏是我的魂，戏是我的命，戏是我的根。”
这本是《响九霄》开场的第一段，是剧中人响九霄的真实写照，也是扮演者裴艳玲的真实写照，还是杨舒棠编剧生涯的真实写照。
当初这几句词写完后，杨舒棠反复读了几遍，自己初步满意。“这段拿给裴先生看的时候，她说这词把响九霄对艺术的追求写到了骨头里。”
按一般人的逻辑，这就圆满了。可杨舒棠不是，他习惯跟着自己的剧本，看演员排练，边看边琢磨，还有哪能改进。
跟着跟着，杨舒棠听出了“毛病”：“一开场，观众对响九霄这个人物还不了解，并不知道他对艺术的专注和痴迷，这时候就说‘戏是我的命’，会让观众觉得突兀……”
找一个什么字来替换“命”字，还要体现出响九霄这个人物对戏曲的痴迷呢？
反复推敲，来回尝试，最终，杨舒棠把第一个唱段里的“命”字，换成了“梦”字。“随着剧情的层层递进，这一唱段再次响起，这时候，再把‘戏是我的命’换回来，观众就能顺势被代入，顺理成章地让观众认可这个人物确实视戏如命。”
对每一个字精益求精，对每一部作品，更是精雕细琢。
写戏写得失魂落魄，在杨舒棠是家常便饭。为此，他到现在都不敢学开车——路上走神的毛病，甚至让他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那回，他是骑着自行车从家到河北京剧院，一路上边走边想：手头的剧本里有句词，怎么写更能反映人物特点？
“想着想着，突然之间，就看见一辆大卡车已经到跟前了！幸亏我有点舞台底子，嗖一下从车上跳了下来，车子撞飞了，我的头离卡车轮子也就一巴掌远。我爬起来一看司机脸都黄了……”
2006年，杨舒棠应邀到甘肃创作，甘肃京剧院想请他把1979年版的名剧《丝路花雨》改编成一部京剧。
《丝路花雨》是一部民族舞剧，全剧没有一句台词，当时已在世界舞台上公演近30年，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个基础上编一部戏剧出来，无异于一次高难度的挑战。
杨舒棠和甘肃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开着一辆越野车，沿着当年的丝绸之路走了11天。
“创作首先要深入生活底部。”杨舒棠回忆，采风之路不好走，吃喝就是后备厢里的面包和矿泉水，汽车把人颠得五脏六腑都要跳出来，走上四五个小时看不见一个村庄一户人家。大风刮起黄沙，漫天飞舞，杨舒棠又激动又感慨，“古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在这条狼群出没、土匪横行、狂风肆虐的道路上跋涉前行？”
时值3月，大西北仍异常寒冷，地上的雪结成薄冰。一次，汽车在停驻了一会儿后，打不着火了。“司机点着树枝来烤油箱，才发动着，不然当晚的低温能把人冻死。”回忆当时的一幕，杨舒棠说，那一刻，几句唱词开始在心头游走。
26天后，蘸着浓郁情感的京剧《丝路花雨》诞生了。
杨舒棠在儿歌图书上为读者签名。记者白云摄
从台前到幕后，戏从他的“梦”变成了他的“命”
已过耳顺之年，如今杨舒棠每年还要写几个新本子，近5年就“砸”坏了3个键盘。
“你们记者也要写东西，有没有那种时刻，想到了一个好词好句，自己会拍巴掌？”说起“写东西”，杨舒棠热切地等着跟记者共鸣。“我就这样！好几次半夜写出一个好句子，自己也觉得带劲儿，一巴掌下去，键盘上一个键飞出来了……”
边说边比划的杨舒棠，大笑起来脸上也有了皱纹，但仍能看出，年轻时候他一定是一个扮相俊美的帅小伙。
说来，杨舒棠还真曾是一位戏曲演员。15岁之前，杨舒棠都在保定望都县赵庄村生活，在那个没有电视和手机的年代，村里的哈哈腔剧团是当地最大的娱乐，只要锣鼓一响，大人小孩都拎着板凳往戏台跑。
杨舒棠长得清秀，但凡有需要小孩的剧目，村里一定找他演。三句半、对口词，日子一长，他甚至成了十里八乡的小名人。15岁那年，他进入保定市文艺骨干培训班，一年后，也就是1972年，调入保定老调剧团。保定的莲花池旁，曾留下杨舒棠咿呀吊嗓的身影。
但也是那两年，他遇到了“倒仓”。1975年，因为基本功好、身段好，杨舒棠还是被选入了河北梆子剧院，但他开始琢磨：不能唱戏了怎么办？
“嗓子不好了，我就迷上了戏词儿，一遍遍在脑子里过，自己写小戏。”杨舒棠当时还承担着剧团的演出任务，每天18时化妆，19时30分开场，其余时间，他就把剧团用过的油印纸装订起来，在背面写剧本。
“一天规定自己必须写够一千字，现在回头看，那时候写的东西简直不能要啊。”杨舒棠推推眼镜笑，但也正是那时候的坚持和进步，让他被著名编剧王昌言先生收为关门弟子，并由院长拍板，从演出一线调入剧院编导室，和王昌言同用一个写作室，专职从事戏曲编剧。“那时候我也有个梦，什么时候台上唱的是我写的词儿？”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大潮之下，很多舶来品呼啸而来。杨舒棠此时被派往北京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编剧班进修。
进修期间，杨舒棠借了很多书看，回石家庄的时候，提兜里都是书，其中有很多国外知名剧作家写的剧本。“反观东方的戏曲，你越懂它，越觉得它美。它靠唱做念打来展示艺术无穷的魅力，它的假定性、程式化，都有一种无可取代的韵味，美在空灵，美在表现手法。”
“比如水袖，喜悦时就耍一个小挽花，你看着美吧，抖袖、掸袖、抛袖、搭袖等动作，把女子的那种娇羞和内敛表现得淋漓尽致。不高兴了呢？袖子一甩，简单明了，是内在情绪外化，多美啊！”杨舒棠说什么都会附带动作，两手自然一抛，表情夸张但浸透着真诚，只有深爱的人，脸上才会有深爱的表情。
但这种表现手法，依然是建立在剧本之上。普通人或多或少，总能说上几位戏曲大师的名字和著名唱段，但往往很难记住戏曲剧本出自谁手。
“这行要耐得住寂寞，想出名抛头露面，就不要干编剧。做这个工作，要乐在其中，剧中的人物都由你指挥调动，这是一种多么享受的活儿？”杨舒棠又笑。
享受不仅仅是在艺术的光照里沐浴。杨舒棠还格外重视作品传达的社会责任。
“2017年，北京京剧院邀请我写一个本子《狼牙山》，这个作品我特别看重。要表现的是咱河北的英雄，要写出英雄的气魄。”杨舒棠去了好几趟狼牙山，见到了时年98岁、见证了战争的杨文花老人。
听说杨舒棠来写狼牙山五壮士，老人笑得和孩子一样。“老人说，‘我太想他们了，八路军和我们是一家子。’那句话和那张脸，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当年的军民鱼水情，一定是笔墨写不尽的深情，老人为保护他们，手筋被挑断都不吭声。这个时代，需要传播这样有力量的作品。”
杨舒棠融合了自己情感和采风细节，却仍深感情绪爆发不够，最后他借用了晋察冀边区的一首民谣：最后一碗米，送去交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
“一定是先感动了自己，才能去感动他人。”杨舒棠说，小时候他的梦想是做一名戏曲演员，不知不觉中，“我把它由梦变成了命，写戏成为我的命。这是无数个以艺术为生命的戏曲人的精神缩影，也是自己生命的体验。”
用工匠精神对待作品，好东西一定是磨出来的
相比电视编剧，戏曲编剧的收入谈不上高。也有人邀请杨舒棠改写电视剧本，杨舒棠拒绝了，“那个是钱多，但我更喜欢写戏。”
把喜欢的事儿当职业，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所以杨舒棠认为，他的幸福不是钱能衡量的。
“我写戏的时候，没有时间概念。”
杨舒棠曾和裴艳玲先生的司机住一个房间。晚上人家睡下了，杨舒棠在写，早上人家一觉醒来，杨舒棠还在写……从那起，关于杨舒棠，就多了个“不睡觉”的传说。“其实是他睡的时候，我灵感正浓，写到凌晨两三点，休息了一下，突然来了一个新的灵感，又爬起来写。不过是一早一晚，被他赶上了。”杨舒棠说着，乐不可支。
杨舒棠现在的生活，就是写戏，遛弯。可就是遛个弯，他也能遛出毛病来：一遛就忘了时间，琢磨一个细节入了神儿，有一回不知不觉竟然走出去十几里路。
正是这种如醉如痴，杨舒棠写出来的戏曲剧本，被业内认为接地气、节奏合理、符合人物特点。
“每写一部戏中的人物，都要先和这个人物成为朋友，了解他的身份，他的经历，他的性格，写出来的语言才会符合人物的特点。”杨舒棠说，这其中有生活积累，更多的是精于勤，对每一句话，每一个词进行打磨。
但凡写作者，大多对自己的作品有一种偏执，不愿意动笔改。杨舒棠也是，但他一方面自信，要有坚守，一方面也虚心，广纳意见。
京剧《丝路花雨》剧本第一稿中，神笔张的女儿被土匪掳走后，铿锵的音乐声起，空中咔嚓一个响雷，杨舒棠原本在这里并没有安排唱词，他认为词再有力量，也盖不过音乐的震撼。但彩排过程中，导演认为这里应该加词，唱词更能戳中观众泪点。
杨舒棠坐在台下，反复观看了多遍，演员的泪滴让他灵光一闪：泪月亮追逐凛冽的风，血日头扯碎揪心的情……当杨舒棠模仿腾格尔向记者哼唱出这两句词，喧闹的咖啡厅里，似乎瞬间大漠狼烟，一对父女被迫分离的场景跃然心头。
如今的戏曲圈里，编剧写好剧本交稿后，对后期的排演往往就不再负责了。可对戏曲剧本精致的执念，令杨舒棠几乎每年都要修修改改自己那些已经搬上舞台的剧本，坐公交、走路，他都会揣一个本子，想到哪一个剧本里的哪一个地方还可以有更好的表达，马上记下来，回家就翻出老剧本，继续修改。
有几次，他把认为修改后更好的版本，发给剧本使用单位，对方以重新排练太麻烦为由拒绝替换，但这仍阻挡不了杨舒棠继续对旧剧本“缝缝补补”。“好东西一定是磨出来的，这么多人费时费力地排练你的作品，你要对戏负责，对本子负责，用一种工匠精神对待自己的作品。”
有人问，舞台上接受掌声的都是演员，作为编剧落寞吗？杨舒棠又笑，“一般这时候，你去剧院最后两排找我，我都在那猫着呢。我也落寞啊，但我落寞的是随着落幕，和剧中的人物要分开了，要写下一个新剧了。”（记者 白云）
［记者手记］
人生开出两朵花 儿歌作家也是他
杨舒棠 杨舒棠供图
我们在文章的开头卖了一个关子，身为戏曲编剧，杨舒棠去一所幼儿园给家长们讲什么？
现在揭开这个谜底，杨舒棠还是一位知名的儿歌作家，去讲座，他讲的是儿童文学。
事实上，他写的儿歌已经出版了13本，其中《趣味动物儿歌》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奖，《不理发的狮子》等四本新童谣同时入选小学图书馆基本配备书目。《荷花姑娘模样好》荣获“2016年中国童书榜优秀童书奖”，他的儿歌作品多首被选入各地小学语文教科书，甚至出了韩语版。
儿歌作家和戏曲编剧，这看起来是相去甚远的两个身份，杨舒棠是如何先后“开花”的呢？
杨舒棠第一次写儿歌，是1986年，河北省举办了一次儿歌征集大赛，他写了五首投过去，分别获得了一等奖一个、二等奖两个。
“就和小时候写作文一样，老师念谁的范文，就对那个学生是莫大的鼓励，这次获奖对我也是一个鼓励，我也可以写儿歌啊！”杨舒棠回忆，从那时，他时不时写几首投给各家报社，攒够一定数量就出一本小册子，慢慢地，攒出了8本、近千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栏目将他的儿歌录制成磁带在全国出版发行。
杨舒棠的儿歌灵感又是从哪来的呢？
杨舒棠出生于1956年，他的童年没有什么娱乐项目，村子里夜晚只有弯月一轮和蛐蛐的叫声。“吃完饭，小孩子们手拉着手，就在街口唱着儿歌一起玩：大棒子秸，二棒子秸，隔着墙叫姐姐……以此来招呼小伙伴加入游戏。”杨舒棠说，童年的经历给了他无限的想象力，农村生活也给了他创作的土壤。
“大虾平时不注意，每天拱腰把头低，长成一个小罗锅，再想直腰直不起……”他的儿歌涉及景物、植物、动物等多种分类，几乎看见什么，在他的笔下都能变成朗朗上口的儿歌。
“如果说戏曲是用形式美、语言美、肢体美来打动人，那么儿歌靠的就是纯粹，把美好、善良、温暖的种子，埋在孩子们的心里，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杨舒棠谈到儿歌，每一条皱纹都尽力舒展开。
杨舒棠每年都要到不同学校、图书馆开展十几场关于写作、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讲座，他从不要出场费。“你喜欢这个东西，就不计较利益。我能把我在创作中的喜悦，通过讲座传递下去，我是快乐的。”
如今，杨舒棠还在继续写，一边写戏曲剧本，一边写童谣儿歌，他认为这两样不但不冲突，还让他成了最幸福的人，与清新自然的儿童文学相伴，与国粹传承为伍。“我的世界一分为二，*都是我喜欢的事儿。”（文/记者 白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