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昊
英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于12月12日在小城康沃尔辞世，享年89岁。勒卡雷以间谍小说名世，他利用间谍小说这一体裁对西方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其创作的角色乔治·史迈利甚至被誉为英国小说史上堪与福尔摩斯媲美的经典形象，格雷厄姆·格林盛赞勒卡雷的成名作《柏林谍影》是自己读过的最好的间谍故事。这部作品的英文名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亦可以视作勒卡雷的文字生涯写照，他属于进不了文学史的作家，然而写作风格却和英国的知识分子文学传统血脉相通，气质又有许多另一个时代的残余。
正如约翰·但恩的名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斯人已逝，手把遗编，读者们在唏嘘感慨之余，眼前或许也会浮现出西方古典小说文体的浮光掠影，在文学阅读式微的当下，反而是勒卡雷和金庸这样的通俗小说作者，能让人回想起文学黄金时代的一抹余晖，不能不说是一种“礼失求诸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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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卡雷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从谢伯恩公学脱颖而出，随后在伯尔尼大学修习外语（主要是德语），最后在牛津大学林肯学院拿到学位。从勒卡雷后来的作品中我们仍然能看到早年的文化熏陶对他的影响至深，尤其是文字中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批判锋芒，非但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消磨去棱角，反而更加锐利鲜明。另一方面，深受英国传统文化浸淫的勒卡雷，也目睹了大英帝国的衰落，尤其是50年代期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的失败，让公众们也意识到，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已经荣光不再了。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此种状况东西皆然。当时勒卡雷正供职于英国著名的军情机构MI6，对于英国在权力角逐中的失势正是洞若观火，他于此时开始自己的文字生涯，大概也有发愤而作的意味。
在勒卡雷的处女作《召唤死者》中，他笔下最著名的角色——乔治·史迈利第一次登上舞台。勒卡雷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可谓是浓墨重彩，既有《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史迈利的人马》中的正面刻画，也有《柏林谍影》《荣誉学生》中的侧面烘托，但有趣的是，作为勒卡雷的忠实读者，在我仔细阅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之后，我仍然无法完全理解史迈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不仅是他的气质与动机，也包括他生活中的行为与事实。因为勒卡雷对于史迈利的描写实际上是他对于英国的权力和前景的一种想象，这既是勒卡雷无与伦比的雄心，但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一大局限。史迈利最终在生活和事业上的黯然落幕，勒卡雷并没有将其描写为一个人的失败，而是将之视为英国文化衰落的一种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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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所代表的是英国文化中的那些美德——忠诚、明智、宽容、同情，而这些品质在官僚的腐败政治与情报机关的阴谋倾轧中已经再无存身之处。通过史迈利的失败，勒卡雷暗示了英国权力与威望衰落的原因，他不仅将史迈利的正直贤明与政客的随波逐流、愚蠢无能做了鲜明对比，而且指出，低效而冷酷的情报机构正是英国政治体制的缩影，更是英国社会文化和虚荣心的写照。情报机构的人员不仅是一群因循守旧、迂腐怯懦的官僚，而且把国家利益与特务机关的官僚权力相提并论，有时为了维护自身阶层的权位利禄，甚至滥用公众的信任，好大喜功。
正如《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所刻画的那样，所有人都明白症结所在，但有人明哲保身，有人贪恋权位，有人浑浑噩噩，有人心有不忍，凡此种种，造成了抽心一烂的无解困局。
勒卡雷通过史迈利的一生沉浮控诉情报机构的罪恶，但他认为这是整个西方社会的责任，他最终在《史迈利的告别》中借史迈利之口发出了这样的冷嘲：
“我们的大部分工作要么是毫无意义，要么就是和公开来源的消息重合。问题是，间谍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启迪公众，而是启迪政府。政府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相信自己花钱买来的东西，对白白得来的东西总是将信将疑。间谍工作是永恒的，就算政府可以没有间谍，它们也不会愿意这么做。它们特别喜欢搞这一套。如果有一天世界上再也没有了敌人，政府也会帮我们创造出敌人来，所以用不着担心。还有——谁说我们只对敌人搞间谍活动？所有的历史都教导我们，今天的盟友就是明天的敌手。潮流也许可以决定轻重缓急，但深谋远虑永远不会过时。只要还有流氓成为领袖，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人恃强凌弱，还有骗子和疯子，我们就要有间谍。只要国与国之间还相互竞争，政客们还相互欺骗，暴君们还想征服，消费者还需要资源，无家可归的人还在寻找土地，饥饿的人还在寻找食物，富裕的人还想变得更富，你们选择的职业就完全是有保障的，我可以向你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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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史迈利的角色转变背后体现了勒卡雷自身的信念抉择。从《召唤死者》到《史迈利的人马》，史迈利从对个人和政治背叛的同情或至少是宽恕，转变为拒绝原谅和忘记这种背叛，他从对制度模棱两可的忠诚转变为只忠于自己的道德标准和理想。
勒卡雷在政治和爱情的背叛中发现了狂热的激情与冷酷的利维坦实际是一体两面，这两者造成了社会与文化无可避免地走向末路。同时勒卡雷也向我们展示了冷酷现实中的个人忠诚：父母对子女的忠诚，丈夫对妻子的忠诚，爱人对爱人的忠诚，朋友对朋友的忠诚。史迈利是对于伊夫林·沃《一抔尘土》中的托尼·拉斯特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队列之末》中提金斯的呼应。如果勒卡雷能够专注于刻画史迈利的性格，他可能会写出完全不同的作品，塑造出超越现实之上的经典形象，但他的政治敏感和批判意识使他没有走上传统小说的道路。
勒卡雷虽然震惊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软弱，但他还是认为它比纳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好得多。勒卡雷的早年小说创作反映了西方，尤其是英国公众舆论的转变，从20世纪40年代对纳粹宣战的正义理想，到50年代对苏联冷战中的尖锐立场，到六七十年代的暧昧不定。简而言之，勒卡雷力图通过他的小说来描写西方社会和政治环境的重大变革。勒卡雷很可能倾向于一种“温和的、务实的国际外交形式”，但无论是他还是他笔下的人物，都没有在工党或保守党统治下的英国找到一个可行的实际政治方案。
乔治·史迈利的传奇在《史迈利的人马》（Smiley’s People）中落下帷幕，但结局和书名都充满了含混暧昧。谁是史迈利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肯定不是白厅的政客或英国的上流精英阶层，也不再是圆场的情报人员。相反，他们是被生活、被体制、被冷战的理念所剥削和压垮的普通个体；他们是正直的、忠诚的、可爱的，因而是史迈利（进而是勒卡雷）所珍视和愿意保护的。勒卡雷真正重视的是个人的价值，而非种种意识形态的争端，在这一点上，他继承了英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是乔治·奥威尔和阿道司·赫胥黎当之无愧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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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迈利的传奇落幕之后，留下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勒卡雷小说的政治性更强了，他非常敏锐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在《微妙的真相》中他预见了斯诺登这样人物的出现；在《永恒的园丁》中他控诉跨国企业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压榨；在《头号罪犯》中他痛斥“反恐战争”背后的残酷。但和史迈利的故事一样，在勒卡雷笔下，好人很少获胜。
在勒卡雷看来，真正的“胜利”是通过道德上的自我救赎来实现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常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自己的生命，甚至更多。在这些作品中，《小鼓女》也许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勒卡雷准确地刻画出了恐怖的政治环境，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声音都是真实的。
勒卡雷放弃了之前史迈利的那种逆流而上、分析信息最终重构真相的叙述手段，而是采取了一种具有冲击性的写作手法，借助女主角查理的视角，让那些惊人的恐怖事件如鲜艳的霓虹灯一般闪烁于她的双眼中。这种方法并非是为了刺激感官，而是为了表现这场无休止的战争所产生的可怕苦难；并教育盲目的西方以色列崇拜者，让他们了解自身过激行为的残忍。勒卡雷揭示出了在无止境的反恐战争中，人们终将面对道德选择。
勒卡雷是一位现实的作家，他对于现实的细致观察甚至让人联想到福楼拜的精确。人们可能会不喜欢勒卡雷的政治立场，不喜欢他宣称“我们才是自己的最大敌人”，但人们不能忽视他，因为在勒卡雷对人类小题大做的隐秘动机的认识中，在他对潜在的背叛与光荣的行动的平衡中，勒卡雷直接说出了间谍世界的真相。勒卡雷同时也是浪漫的，他始终坚持自己的人道主义立场，这种浪漫主义贯穿勒卡雷的所有小说，如星辰般照耀着他笔下冷酷的现实，正如他在《史迈利的人马》中写道：“爱是投向水中的石子，如果石子够多，我们就会彼此相爱，而掀起的涟漪也会达到足以横越海洋，征服憎恨与愤世嫉俗。”（陈昊）
来源： 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