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一个人的战争

此前一年，朱棣将忠于建文朝廷的文臣武将纳入“奸臣”榜，从诛五族到诛十族，狠狠地辞旧迎新了一把。新年钟声敲过，朱棣便欲取尧、舜之道，要“好生”治国。

首先感受到朱棣善意的是他的兄弟们。这个正月，一度被建文帝朱允炆削废的周王朱橚、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人在华盖殿见到了慈眉善目的朱棣皇帝，他们把酒言欢，共叙劫难过后的兄弟情谊。随后朱棣宣布他的藩王兄弟全都复归王爵，并各归封地。另外周王朱橚和谷王朱橞还有更大的收获：前者“增岁粟二万石”，原因是他和朱棣为同母兄弟，应特殊照顾；后者“赐乐七奏，卫士三百，改封长沙，增岁禄二千石”，原因是谷王朱橞在去年朱棣率燕军攻打京师时，开门迎降有功，朱棣感其恩，予以厚赏。

所以1403年便显得“分田分地真忙”了，朱棣和他的兄弟们其乐融融，共享胜利喜悦，而这个被命名为永乐元年的中国农历癸未年也似乎真的名副其实，是帝国欢乐开始的年头，是播种希望和快乐的年头。

但是一条线索却在隐秘地生长。没有人知道，在朱棣笑容可掬的善意背后，一股*戮之气还是如影随形。因为他也遭遇了建文帝式的困惑—如何对待数目庞大的藩王。建文帝的削藩以激情始，以惆怅终，他朱棣又该如何做呢？或许从此刻出发，面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才真实展现了两个男人的政治手腕和处事技巧。朱棣从永乐元年布局，至永乐十九年收官—在近20年的时间长度里，这个男人展示了成熟帝王的权谋之道，他的欲擒故纵，他的欲取先予。而1403年春天，朱棣的善意秀毫无疑问只是其演出的开始部分，一切都有待于接下来的承接与转折。

事实上，在1403年朱棣就曲径通幽了。这一年宁王朱权乞请改封地为苏州或钱塘，被朱棣拒绝。宁王朱权是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封藩大宁。他在人生道路上曾经面临过一个重大选择：帮四哥朱棣还是帮建文帝坐天下？那是建文元年（1399年）的十月，朱棣和建文帝开始了生死较量。这是路线之争，当然也是生死之争，对宁王朱权来说同样如此。他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倒向四哥朱棣，而朱棣也许诺事成后和他两分天下。四年之后，谜底揭晓，朱棣问鼎天下，但天下却没有曾经出过苦力的宁王朱权的份儿。这也是厚黑之术—越是有功之臣就越危险，朱棣最后将宁王朱权徙封南昌，算是活学活用了户部侍郎卓敬当年的秘密建言。洪武三十一年六月，卓敬秘密上疏朱允炆，建议徙封燕王于南昌，这样万一有变，比较容易控制。但是书生气十足的建文帝对卓敬的建言按压不报，最后自己落得个不知所终的下场。但朱棣却真正领会了卓敬建言的精神实质，那就是—若要鱼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它离开水。

当然朱棣削藩中玩得最好的一招是恩威并施。这显示了一个成熟男人的游刃有余—先恩后威或者先威后恩，朱棣总是将人心拿捏得很准，玩得收放自如，令人望而生畏。永乐十五年（1417年），在徙封长沙、受朱棣之恩15年之后，谷王朱橞发现自己的命运被打入了谷底。二月初六，朱棣突然宣布谷王朱橞谋逆，将其及二子皆废为庶人，家属诛死。至此，朱棣完成了对谷王朱橞命运的策划和审判。而在此之前，很多藩王的命运都已被他改写：永乐元年十一月，朱棣削革代王朱桂的三护卫及官属；永乐四年五月，朱棣削去齐王朱榑的官属和护卫，八月废齐王为庶人……及至永乐十九年朱棣逼迫其同母弟周王朱橚献还三护卫，基本上将与其同辈的藩王武装都解除干净了。和当年建文帝轰轰烈烈、剑拔弩张的削藩行动相比，朱棣的动作老辣低调，打草而不惊蛇，其拿捏适中的政治手腕毫无疑问是一流的。

削藩是与兄弟的人心战，与此同时，朱棣也展开了另一场战争—与他儿子们的心理战。在太子立废问题上，在与亲生儿子过招的过程当中，朱棣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他的确是个可以掌控全局的人，在这个帝国，没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永乐二年四月初四，朱棣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封次子朱高煦为汉王。这是个可堪玩味的举动。虽然立世子为皇太子符合帝王时代中国人的政治习惯和道德准则，但具体到朱棣身上，他却玩了一把良心游戏。因为在建文四年的浦子口战斗中，朱棣曾经拍着率兵赶来的朱高煦的背做托付状说：“吾儿勉之，世子高炽多疾，如争得天下，就让你取而代嗣。”现如今天下到手，朱棣的誓言却成空，朱高煦情何以堪？由此他对父亲的幽怨乃至争斗徐徐展开，父子间的过招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进行。

在立世子朱高炽为皇太子后，朱棣将朱高煦封地云南，远离帝国的权力半径，使其无法有所作为。朱高煦拒绝远行，一副与父亲、兄弟对着*态势，帝国隐隐有危机存焉。

但对朱棣来说，朱高煦的姿态却是苍白无力的。自古以来能成事的人首先必须学会韬光养晦，朱高煦如果真能低调去云南默默耕耘，倒显得孺子可为，现在这样一副梗着脖子叫劲的样子，明显不成熟。永乐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朱棣改封朱高煦于青州，朱高煦仍然拒绝就封。父子间的过招进入了新阶段—朱高煦自以为得计，朱棣则冷眼旁观，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

汉王朱高煦的人生败局就缘自于“高调”二字。在朱棣去北京视察新都建设期间，朱高煦在南京蠢蠢欲动。他私自招兵3000，精选自己的护卫队，不把兵部放在眼里。他甚至还放纵他的护卫队在京城大肆抢劫，当兵马指挥徐野驴准备依法处理这一突发事件时，朱高煦竟用铁瓜锤猛击徐野驴至死，从而酿成惊天血案。那么朱棣回来后是怎么处置狂妄的朱高煦呢？他做了这样一件事：将朱高煦废为庶人，关在西华门内，并将其3000私兵调往居庸关北，全部充公。朱高煦从此一蹶不振，败在父亲手下不再有翻身机会。

至此，朱棣将永乐权力场打扫得干干净净，不再有觑觎者和蠢蠢欲动者。他是这个帝国最孤独的那个人，身边不再有兄弟和儿子靠近。他离权力很近，离亲情很远。但只有在这样的远近对比和间隔当中，朱棣才能感受到安全。这是一个帝王必须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点，王者朱棣很明白。

AB两面

有了安全感才能有所作为。当永乐权力场成为朱棣一个人的舞台之后，他开始倾情出演，演绎一出属于他的帝王戏。

毫无疑问，朱棣的演出充满立体感。因为他总能从A面不动声色地跳跃到B面，两手抓，两手都能硬起来。他似乎是儒家文化的衣钵传人，却更是法家治术的强硬实践者。在术与道之间，朱棣跳得出来，又能钻得进去。表面上看，他比建文帝还要深入骨髓地信奉仁者爱人，但在*伐决断上，朱棣并不亚于其父朱元璋。朱棣这个精通方圆、软硬、真伪、善恶两极变化的人，比以往任何帝王都懂得治理他的国家和民众。他应该是一个辩证法大师，只是欠缺了边界或者说底线而已。

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永乐年间的层层迷雾，看看朱棣是怎样一个形象—第一印象显然很好，这个人侃侃而谈，似乎是一个智者，也是一个仁者。

永乐元年九月初一，明成祖朱棣发表谈话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创业难，守成不易。为治之道，在宽猛适中，礼乐刑政施有其序。”这是其论创业守成之道。

永乐七年正月初三，朱棣告诫来京述职的1500多名地方官说：“君国之道，以民为本。因此设官分职，简贤用能，目的在于安民。为臣者若能体其君爱民之心，付诸行动，天下之民即可得其所。”这是朱棣论治国安民之道的精彩语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