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国现存千年古城三百多处、千年古县八百多个、千年古镇及古村落达数千个。
然而进入新时代以来，由于历史遗留的破坏及当地对自身历史认识不清等原因，大量千年古城、古镇不是陷入了盲目开发中、就是在千年时光里日渐陷入无闻，与其昔日的辉煌渐行渐远。
这些千年古城或古镇之所以能历经千年(或以上)薪火相传，自是有着其固有的历史标签；这就好比今日我们对城市的定位一样：某地是交通枢纽、某地是商贸枢纽......
一旦脱离了曾有的历史标签盲目定位，就好比将文弱秀才派驻到边疆、令粗莽将军去管理地方经济一样。
历史标签的分类与区域定位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城邑的形成基本可归结为三类成因：一是作为地方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二是作为交通商贸要地、三是作为兵家要地。
第一类具有很强的行政主观性、在选址上通常都经过了通盘考虑，基本都能自然地延续着千年以上的生命力；第二类，则比较容易受到交通方式的变迁产生一定影响，如果自身没有与时俱进则很快会走向没落；第三类就较容易受战争与政治格局的影响不知何去何从，为目前最常见的“找不着北”的千年古城类型。
盲目开发及走向没落，成了当代古城(邑)的两大极端
古时候的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选址多从“天下之中”来考虑，所谓的天下就是自己掌管着的那片“天”、即权力所覆盖的地域范围(诸侯除外)；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变化，相关的行政中心地也会出现调整，目的是不断匹配着那个“中”字——虽然有时候是被动的调整。
比如西周时候，虽然从卜卦上算出洛阳才是“九州之中”，但从当时的疆域中心看，关中的丰镐一带才是周天子所居的“天下之中”，于是周都就从岐周迁到了关中，开启了关中地区数千年的王都历史。
自周到唐的一千多年间，历代天子的京畿戍卫覆盖范围一直就以关中(咸阳一带)和三河地域(洛阳一带)为核心，其他疆域多以诸侯和郡治、方镇的形式去管理了，这也是汉唐末年都发生了地方权力割据的原因。
只有那些历代的“王都之地”受到了眷顾
以这三类标签来分类，历史上每一个重要城市很容易就能看出其鲜明的成因与定位：比如汉中、襄阳地区等就是以兵家要地而存在，徐州、武汉等就因“通衢之地”而兴起，西安、洛阳、南京等地一直不是作为首都就是作为陪都而存在，为历来的古都地域。
曾左右过我国历史走向的千年古城今昔在历史上，汉中作为连结关中与蜀中地区的重要隘口，曾在上千年间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兵家要地角色。汉中的兵家地位一直与巴蜀局势息息相关，巴蜀太平，它就安居幕后；一旦巴蜀重燃战火，它就成了首当其冲的要地。
与汉中一脉相牵的还有宝鸡(古时的陈仓)，这两处千年古城的百姓其实一直都很纠结：一打仗就受到重视，与之而来的还有巨大的破坏；一旦没有战争，两地的战略地位就好比”马放南山“的老马、没有哪位古代统治者会认真看待。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状况呢？须知道的是，”兵家要地“的存在意义是因其”交通闭塞、地形险要“。
位置偏僻、地势险恶，是当代许多“兵家要地”的共同宿命
在战争时期，这些因素就属于”地利“，但在和平时期，这样的”地利“就成了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元凶。古时没有更好的人力物力和技术去改进这一点，历代统治者就只好“敬而远之”了。
仅汉武帝时期曾特意修建了褒斜道，其修建初衷还不是出于疏导交通、而是作为发展褒斜漕运的配套工程，只是其通漕的计划最后泡汤了！(《史记·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基于这样的千年桎梏，解放后我国第一时间就举倾国之力修建了“宝成铁路”(1952-1956)，这才一举破除了汉中、宝鸡两地在交通地理上的尴尬地位。
宝成铁路通车仪式
在建国初期，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等也相继建成，因为这些地区作为历史上的南北分水岭，都曾多次左右着我国的历史走向：无论是因地形险要或交通重衢而成为争夺焦点，不彻底改变这几千年的交通地理现状，就无法迎来真正的融合局面。
比如武汉，自三国、南宋以来，围绕着荆襄地区的战火长期不断，那都是因为襄阳与荆州一北一南扼守着那片“江陵三角洲”。如果在长江上打通三角洲东部(武汉)的天然屏障，襄阳与荆州的战略压力自然就会被分流。
不过，武汉因铁路和航运作为“九省通衢”在近代崛起后，襄阳与荆州却感受到了千多年来首次的落寞：到底谁在历史上的资历最老呀？
长江之上，古人办不到的事情今天都实现了
南京同样如此。历史上“隋灭南陈、南宋偏安、靖难之役”等左右着历史走向的大事都围绕着南京的长江天险而发生(最典型的当属1949年的渡江战役)，一旦南京长江大桥飞架南北，这样的天险自然就不复存在。
极考验智慧的历史标签重塑与更新由以上事例可见，作为最新的大一统国家，我国在解放后一直不遗余力修复和重塑的正是众多千年古城“与生俱来”的历史标签。
通过大量伟大工程，“兵家要地、南北天险”之类历史标签逐渐成为了历史，这也带来了各地千年古城在新时代中的“重新洗牌”。
国家在疆域大盘上的“重塑”之举自然是出于全面融合南北的考虑，这些千年古城剩下的自我更新则要靠自己了！这就好比一个古代王爷，上头都已拿掉了你的封号，继续在日常行为上“以王爷自居”就是一种冥顽不灵。
这样的比喻本很好理解，不过放到现实上，各地却未必能做到了，大家不妨留意一下，今日还有多少“千年古城”依旧打着从前的旗号在自怨自艾、在责怪国家剥夺了它们“与生俱来”的战略地位？
不少古城的先天优势反成了当代的劣势
其实，“千年古城”本就有着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劣势，最明显的劣势当属那个“古”字：城市硬件老化、交通配套落后，虽有着千年历史、但那样的历史在今日就都成了经济发展的“累赘”。
如何利用好这些历史标签、对它们进行更新与重新定位，就成了今日各地首要的发展议题，这一点无疑是极考验地方管理智慧的。
利用“千年古城”的优势开发旅游业，是目前几乎所有城市都会做的事情。但现实中，人们感受到的多是“在古代建筑中卖着当代商品”，这早已成了我国各地千篇一律的模式，难道这就是千年古城“应有的”千篇一律面孔？
在这样的商业面孔下，各地具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建筑物前通常都会悬挂着当代的商业招牌、拉着无数蛛网般的电线，让到访的游客们恨得咬牙切齿、可又往往不甘心地留下了“到此一游”的纪念。
当这样的纪念资讯通过网络广为传播后，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各地自身的旅游形象。
当代古城“千城一面”的态势
“千年古城”自然也不会仅局限于旅游业，比如广州这样极端发达的综合性都市，谁又会否认它的“两千年历史名城”定义呢？现有的“千年古城”其实分两大类：一类是仅存千年的历史沿革、另一类是现存大量古文物和古建筑。对仅剩历史沿革的地方来说，其实独特的地方民俗文化才是其真正的优势资源，无从生有去大量重建那些所谓的复古建筑，最后都成了劳民伤财、贻笑大方之举。
历史标签就是今日古城的个性文化地方民俗文化是各地历史标签上去之不掉的精神内核，无论进行如何的重塑与定位，地方人文文化始终都是必须发扬光大的。
人们常说北方人“粗放”、江南人“精致”、南方人“务实：，这就是区域文化带来的精神内核、俗称的”城市个性“。
不同区域的固有标签印象不可乱入乱套
根据这样的个性定义，假如在南方发展江南那样的”精致文化“、在北方搞南方那样的集贸性集散市场，这注定都会是失败的；再诸如，岭南古镇里的水乡本身就具有自身特色，再冠以“广东乌镇、广东周庄”之类定位，只会更显得不伦不类。
通过历史文献和早期的影视资料，人们得知丽江古城、大理古城、凤凰古城等都保留着千年前的韵味，于是这些千年古城的”历史标签“随之传遍全国。然而今日的相关管理者却一直致力于”重塑“着这样的历史标签、试图将这些千年古城打造成另一番模样，这就好比受人欢迎的某女影星整了容：人还是那个人、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但她带给人们的固有标签形象就都没了。
那么，对于那些曾左右我国历史走向的千年古城来说，怎样的历史标签才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文化？
古代大量沿江沿海城市因水路而兴
比如，今日的汉中、襄阳、荆州等地已不再是”兵家要地“，因而这样的历史标签就亟需更新：假如”兵家要地“的成因在于闭塞的交通，就需要大力消除一切交通方面带来的负面因素；”通衢要地“因水路而兴、因水路而衰，今日则要依托水路布局进行转型。
看看上海搞洋山港、广州开发南沙港就知道其长远用意了，因为无论是”黄浦“还是”黄埔“，早晚也会因饱和或产业重心的转移等因素面临“黄了”的局面；而港口文化，则是这两地均无法割舍的历史标签。
这样的转型和布局范例，确实是很值得许多千年古城去参详的。
南沙港：广州二千年来首现的港口布局转移
对许多千年古城来说，“空降管理者”往往能带来新思路、却不一定熟悉地方固有的历史文化；由当地人“自治”却容易带来管理思维的僵化；如何平衡这两者的矛盾，一直是如今各地古城发展的难题。
风景因其多样性显得瑰丽、人因不同样貌性格缔造出多元化社会、城市也因不同的历史标签和个性文化各有其位；依我看，“尊重历史”就是所有千年古城在管理和发展上必须遵从的共同原则。
管理者可以不熟悉历史、但必须“尊重历史”；有些地方大搞什么故里文化，甚至连神仙人物的“故里”都搬出来了，这得是多大的历史无知呀！
“亮化泛滥、千城一面”何时休？
“千年古城三百处、千年古县八百个”，这本是很值得国人自豪的一件事；但愿通过历史标签的重塑、当这些古城不再显得“千城一面”时，那才真正是它们再度左右未来的真正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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