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转眼已至2018年岁末。书籍把它的影子投在了时光的晨雾中，生活的余韵里。无论是经书里的哲思，史籍里的故事，还是文学世界里的浮生，人物传记里的光影，无一不引人思考、予人启示。
在此，光明悦读年终专版约请五位读书人分享他们在2018年的读书感受，以期追溯文明、传递新知。
文坛中坚“70后”
作者：孟繁华（文学评论家，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关于“70后”文学创作的种种说法由来已久，从世纪之交的“被遮蔽”，到前不久的“身份共同体”等等。时至今日，这些概括或印象，在70后创作实绩面前已成为过去。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70后”作家群体已经是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中坚：他们不仅占据了各大文学刊物的显要位置，而且占据国家大奖的份额越来越大。
以鲁迅文学奖小说奖为例，自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之后，先后有田耳的《一个人的张灯结彩》、乔叶的《最慢的是活着》、王十月的《国家订单》、李俊虎的《前面就是麦季》、鲁敏《伴宴》、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李浩《将军的部队》、张楚《良宵》等获奖。“70后”逐渐得到了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认同。在我看来，这有赖于这个群体对现实生活的不同介入方式，对中国都市文学的建构以及这个代际作家特有的文学感受力。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但是也遇到了不曾预料的问题。一些问题镶嵌在生活之中，是人们焦虑、躁动、茫然、没有安全感的主要原因。如果文学要表达和反映现实，就不能无视现实问题的存在。但是，不同代际作家对现实反映的方式并不尽一致。50后、60后作家试图通过底层艰难的生活境况反映现实问题，70后作家对现实生活介入的方式非常不同。对他们而言，高加林、孙少平、孙少安的时代已是十分遥远的过去。他们不曾有各种资源稀缺的体验，也没有情感生活匮乏的体验。因此，他们面对现实的时候，选择的不是决绝地对抗，也不认为社会问题尖锐得不可调和。比如，当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扑面而来时，他们不是选择正面冲突，而是选择了“逃离”。有些小说人物选择了“弃城出走”，他们试图在城市之外重建生活，同时也重建人生。他们出走之后将会怎样，这是后话。当然，出走作为新提出的“现代性方案”是否有合理性，作家不负有解释的义务，小说只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心理逻辑。但从这些典型个案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70后”在处理与现实的关系时，选择的不是冲突而是妥协。
当下的社会状况和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告知我们的是，我们遭遇了精神难题。如果将其仅仅归结为传统—现代的矛盾或必然后果未免简单化。但是，商业消费主义在改变价值观方面，在塑造金钱拜物教过程中起到的魅惑作用难辞其咎。于是，要“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观普遍流行。“70后”作家揭露了“活得像个人样”的价值内涵及实现过程。这个过程也许不是个人奋斗或勤劳致富，而可能是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这种价值观变化博弈的过程，却是文学生长的所在。而“70后”作家对这一精神困境的关注和揭露，既是他们对当下精神困境关注和批判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他们塑造时代文学人物的一个特征。通过他们的文学人物和特征，我们进一步理解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2010年之后，我们确切地感受到了文学的结构性变化正在发生。这个变化就是文学从乡土书写向城市书写转移。这一变化当然与中国社会城市化的进程有关，与城市人口迅猛增长并超过了乡村人口有关。但一个事实是，文学书写由乡土向城市的转移并完成,这个结构性的变化，是由“70后”作家实现完成的。70后作家，大多出生和生活在城市，即便少数出生于乡村的作家，现在也基本生活在城市，他们经历了城市在文化、心理、道德等各方面的巨大变迁。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是如此的复杂，拼搏、努力、失败，进取、失望、颓废以及一无所有和盆满钵满一应俱全。我们在70后作家的小说中全景式地了解了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城市文学，既是70后作家创作的文学城堡，也是他们具有标志性的成就领地。
现在我们可以说，“70后”作家通过他们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文学经验，已经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所有的描述都不能抵达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就，都不能替代他们在当下文坛的地位。如果是这样，那就足够了。
回到经典
作者：彭程（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匆促倏忽又一年。
忝入操持文字者列，读书是职业行为、分内工作，也是个人爱好，因此一如既往。今年依然是完成任务和兴之所至相结合，所幸时间余裕，相应地心境也更为从容，可稍作筹划。年初我即为自己设定目标，暂且放下一向作为主要阅读内容的文学，多读一些传统文化书籍。这既是出于当下对优秀文化传统的倡导，也是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自己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的精神构造和血脉由来。
在这个理念的引导下，今年的阅读便有一个明确的指向：回到先秦。
儒学自然无法避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河道”。《论语》曾读过多遍，今年没有列入书单。倒是一册60多年前李长之所撰《孔子的故事》，血肉丰满、思想鲜明，消遣般地读过。它被列入“大家小书”系列，充分体现了“大手笔写小文章”雅俗共赏的特色。着力较多的是孟子，以往未能读完全部，不足以深切理解其何以位居“亚圣”之尊。他继承了儒家道统，将之发扬光大，但其思想中鲜明强烈的人民性，却始终被后世统治者有意地淡化甚至遮蔽。“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话君主肯定不爱听，难怪他被供奉于孔庙中的牌位，明初差一点被朱元璋逐出。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这便是《左传》故事展开的舞台。最早读到它还是刚进大学时，古汉语课上读到《郑伯克段于鄢》，郑庄公与母亲武姜挖地道见面，让人感觉十分怪异，实际上是那时对人性的沟壑尚难以洞悉。有了岁月和阅历作铺垫，今天再来读《左传》，就读出了时势和人力的纠缠，也读出了实力和名分的争斗，读出了争夺权位的尔虞我诈、骨血相残，也读出了身份卑微者视原则胜过生命的纯洁壮烈。据说婚姻成功的要素，是在合适的时间遇见合适的人，读书也是如此，只有具备了丰富的人生经验，才更容易辨识世界的光亮和昏昧。
曾数次起念读《易经》，但每一回都望而却步。如孔子那样睿智通透，尚论“五十读易可以无大过”，我等愚钝之人更不敢率尔操觚，还是推到以后吧。《尚书》篇幅不大，囫囵吞枣地读过，周人敬畏天命，旦夕怵惕，克勤克俭，《尧典》篇“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一句，成为中国文化忧患意识的源头，多少次濒临沦毁而涅槃重生。孔子处身礼崩乐坏之时，毕生为恢复周王室礼乐秩序而奔走鼓吹，读完此书，对其苦心孤诣愈能理解。
读先秦经书，离不开后人的笺注。这类著作众多，选择颇费踌躇。早年读金克木先生文章《书读完了》，曾惊讶于他何以有此念头，如今倍感会意。虽然传世书籍汗牛充栋，但大量传、注、疏、集解云云，都是围绕有限几部经典而展开，仿佛一棵大树分蘖出的众多枝杈。其中杰出者，自身也穿越时光成为经典。读前述几种经书时，参考了多种书籍。宋代大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自然不可不读，今人杨伯峻的《孟子译注》，王宁、褚斌杰的《十三经说略》，台湾学人杨照的《经典里的中国》等，也都程度不同地有所涉及并获益。
虽然初衷未曾考虑文学，但不久就意识到，其实文学始终缭绕不去。古代尤其是先秦，文学寄寓于历史、政论、哲学等诸多文体样式之中，并非只是诗经楚辞。《左传》记人传神，叙事精彩，精于谋篇，文风朴厚。《孟子》气盛言宜，辩势滔滔，设譬取喻，曲尽其妙。古人的音容连同他们的仪止，隔着缥缈的岁月烟云，依然栩栩如生。即便是最为古奥的《尚书》，那些誓命训诰，仔细辨识，也有一种恳切、庄严、典雅和正大浑厚的文学气质。
目标明确，就更能够感知时间易逝，好几册计划中的书还未及翻开，一年却行将消逝。孔子评价门生子路：“由也升堂也，未入于室也。”那么，自己这一年的经典阅读达到的是什么程度？入室是断断不敢想，某些方面，是否距厅堂不远？推想下去，来年复来年，倘能持之以恒，常葆精进之心，或许入室也并非遥不可及？
这样的想法，很是让自己鼓舞。
名家的浮生杂忆
作者：游苏宁（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主任）
2018年岁末，读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敖自传》，使自己对这位未曾谋面但早已耳闻的文学名家有了深入了解。本书为李敖80岁时所写的人生回忆录。整部书稿并非传统意义上循规蹈矩的人物传记，而是近似只言片语的笔记体，看似杂乱无章，但每个章节均短小精悍，堪称一部尽显文采风流的浮生杂忆，也是杖朝之人对人生、世事、情感、修为的通达彻悟。
本书的封面上，醒目地印着最能彰显李敖天马行空、目空一切性格的名言：想要佩服谁，我就照镜子。他对风流的定义是：风流才子是逍遥其内而又洒脱其外的人。风流是自我感觉良好，是八十而耳顺，是“群籁虽深差，适我无非新”；风流是别时容易、死得从容；风流不是古人“置酒终日，不交一语”，而是“置书床头，不交一语”；风流是从容不迫，是八十当头，乱写一本风流自传。这本书的写法，颠覆了他一生的写作风格。多写花絮，信笔所至，不计较章法、文体、均衡感、首尾相顾，但得徜徉自然，不怕乱七八糟，不怕不连贯。
李敖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狂傲不羁，可是他有狂傲的资本。他绝非单面无趣之人，随着对其了解的加深，一个自大其身的鲜活智者形象跃然纸上。比如在《李敖有话说》里，人们可以目睹引经据典、满腹经纶的文人李敖；在维护祖国统一的辩论中，可见在“立法院”里声色俱厉、脱鞋怒怼鼓吹台独者的“立委”李敖；在茶余饭后的文艺节目里，可见《康熙来了》里跟小S满嘴胡诌的可爱老头李敖；在欣赏文学作品时，可见《不爱那么多》里流露出真情皎洁的词人李敖。掩卷遐思，李敖的一生可谓在言谈举止嬉笑怒骂间，孤舟神游过八十。
读完本书，留给笔者深刻印象的是，李敖始终拥有华夏一家的大中华情怀，毕生坚持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始终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但台湾居然要“省可敌国”地与大陆“分庭抗礼”，这是抹*事实的态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他的萧条同代，看其壮大，看其富国强兵，看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他不能不欢欣。
李敖追求的是特立独行、大无畏的人格。然而，追溯历史，此类人物都会长期遭到舆论及世俗的打击，他也未能幸免。李敖虽然才高八斗、满腹经纶，却不得不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空间内，在许多无趣的人和无聊的事上耗损自己大量的光阴。虽然与祖国大陆近在咫尺、隔海相望，但由于两岸交流的长期隔绝，导致这位文学大家一直要等到古稀之年，人书俱老之际才重新踏上祖国大陆。
回到魂牵梦绕的祖国大陆后，李敖不再是金刚怒目，而是菩萨低眉。他坦言：我不是客人，我是中国人的一分子。我比你们更爱国，因为你们没有感受过国家弱的样子。他认为，在方法学上，历史事实只问真假，不问浓淡，但如果蓄意把历史事实淡化，显然就是不尊重客观事实，在描述上动手脚，就是篡改历史的一种。如今的危险并不在于台湾试图掩盖历史，危险在他们企图完全忘却革命的巨大成就，或对这种成就沉默不言，熟视无睹。他指出，中国面临的两个问题是如何避免挨打和挨饿，这么多年下来，香港回归了，现在也没有人敢打中国，这种光荣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做到。
他指出，志士仁人绝不怀忧丧志，现在的知识分子要强壮，要快乐，要积极。他为复旦大学的题词尤为令笔者佩服：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天又生我们，长夜才复旦。
唐诗逸思
作者：徐有富（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读书要想有所得就得思考。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鬼神教之”就是在反复思考后所出现的豁然开朗境界。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首句有的版本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孰是孰非？这就需要思考。气象学家竺可桢在《物候学》一书中认为应当作“黄沙直上白云间”，因为它符合唐朝开元年间玉门关一带春天几乎每天到日中黄沙直冲云霄的情况，而黄河与凉州及玉门关相距遥远，谈不上有什么关联。但是，也有专家认为，诗人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的感情，诗中出现地名的方位与距离同实际情况不符的现象，是允许的。那么究竟哪一句才符合诗的原貌呢？我们仔细揣摩诗意，就会发现此诗贯穿全篇的是一个“怨”字。第一句作“黄沙直上白云间”，方能显示出玉门关一带风沙之大，环境之恶劣，才能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怨”字。如果戍边将士生活在美好的环境中，抱“怨”的理由似乎就不那么充分了。
枫桥夜泊。资料图片
思考与否的标志之一在于能否提出问题。如王维的《相思》，通行本作“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红豆一名相思子，《中国高等植物》卷七《相思子》称其产自台湾、福建、广东、海南、广西及云南等地区，“花期3-6月，果期9-10月……种子质坚，色泽艳丽，可作装饰品。”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秋天的果实长在春天的枝条上，当然是个问题。查陈铁民的《王维集校注》，第二句作“秋来发几枝”，显然要比“春来发几枝”合理多了。但是“秋来发几枝”一作“秋来发故枝”，究竟哪一句符合原貌呢？这又是一个问题。“秋来发几枝”是疑问句，“秋来发故枝”是陈述句，两者的意思差别很大。特别是“故枝”系专指，而非泛称。如果原文是“秋来发故枝”，那么王维与“君”还曾在一起采过红豆。查陈铁民编的《王维年谱》可知，王维在开元二十八年十月至岭南负责科举考试，于次年春天回京。他确实有条件与朋友一道在岭南采过红豆。因为“秋来发故枝”来自实际生活，具有个性化色彩，别人写不出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它才是原文。
读书要能发现问题，必须具有怀疑精神，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且，善疑者还要能疑人之所不疑。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首句中的“乌”字，有的解释成乌鸦，有的笼统地称为“乌鹊”，有的认为无须解释而未做解释。无论是乌鸦还是喜鹊，它们发声的特点都是叫，而非啼，可见“乌”为何鸟还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其实这首诗中的“乌”指乌臼鸟，其特点是黎明即啼，如南朝乐府民歌《读曲歌》云：“打*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将乌臼鸟与报晓的公鸡相提并论，就反映了其黎明即啼的特点。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第一句诗描写的是清晨时的情景，乌臼鸟叫了，月亮下山了，天亮了，到处都是白花花的霜。这句诗还告诉我们诗人直到天亮仍处于失眠状态，乌臼鸟一叫他就听到了。后三句采用倒叙方法，写诗人整个夜晚都难以入眠。他的愁为何如此之深呢？据《唐才子传》记载，张继于天宝十二载（753）考取了进士，尚未获得一官半职，安史之乱就在天宝十四载（755）一月爆发了。天宝十五载（756）六月，玄宗仓皇奔蜀。当时江南政局比较安定，不少文士纷纷逃到今江苏、浙江一带避乱，其中也包括张继。写“愁”是这首诗的主题，正因为诗中的“愁”交织着诗人的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所以这首《枫桥夜泊》成了写愁的代表作。
如上，读书贵在思考，既要通过思考发现问题，又要通过思考来解决问题。思考了，方能有所斩获。
对历史的敬意与温情
作者：张梦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了解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看它的建筑和古迹。就像故宫、天安门之于北京，杜甫草堂、武侯祠之于成都。天津呢，就数民园体育场和五大道区。这些穿越历史的遗产，承载着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打通古今的隧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冯骥才敏感地意识到，承载着历史和记忆的老城到了濒危边缘。为了留住自己熟悉的家园，从抢救老街开始，他一步步地踏上了文化遗产保护之路。《漩涡里》即是一部讲述他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心路历程的书。
冯骥才是一个使命感极强的人。他曾不止一次地陈述过：“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由文学到文化遗产保护，是他选择用行动拯救历史。他一边组织志愿者摄影记录老城遗韵，一边说服有关方停止拆迁。但有时候仍改变不了结果。当一些古建被夷为平地时，他常常站在废墟中泪流满面。
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也是中国人的共同语言。它们编织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核。冯骥才是一位有担当又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文人，面对文化遗产被破坏，他坚定地说：“我是文化人，当文化遭劫难时，必须站出来！”抢救文化遗产，就是他的使命。没有资金，他卖画建立私募基金；缺少大众支持，他四处宣讲，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开发商急于破旧立新，他呼吁老城、古村落保护，申请国家专项基金建立保护项目。
这些行动在《漩涡里》记录起来不过寥寥几万字，却消耗了冯骥才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在他的大树画馆中，收藏了大量文化遗产保护档案，但这些极具规模的档案连他全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十分之一都不到。档案都是他亲自整理，每一张插图都是他亲自监制完成。如《中国大同雕塑全集》的十万件雕塑，他亲自请摄影师来拍，拍完后再进行整理、印制。这一工作耗时而繁琐，整个工程的费用都是他自己承担。而在大树画馆，这样的资料还有太多。
《漩涡里》里有一个故事让我动容。冯骥才和文物普查人员在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调查时，在甘肃发现一个老太太唱的民歌“花儿”极其珍贵。他想把歌录制下来，但没有录像机。于是即刻启程回北京，设法寻找摄像机。几个月后，录像机到手了。赶到甘肃时，只见到老太太的女儿。女儿说老太太上个月离世了。这样遗憾的故事，在冯骥才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数不胜数。在一个一切讲求效率的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速度往往赶不上消逝的速度。
然而令人欣喜的是，在经历了消逝之后，国家对文化遗产保护高度重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发布，要求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其中一项重要举措是：从2006年起设立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11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通过。这部法规的颁布，不仅对现已展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了法律法规保障，也为加强民间认知提供了国家层面的观念和意见。现在，普通百姓已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存在状态，保护意识得到了强化和提升。
曾经有人质疑冯骥才，凭一己之力能救得了中国的文化遗产吗？这不是精卫填海吗？
冯骥才回答：个人怎么能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卫填不了海，但精卫是一种精神。
在2018年岁末，阅读《漩涡里》一书，让我看到了“冯大个子”跨越数个领域，风尘仆仆的背影，也让我看到了国家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切实成果。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说的就是像冯骥才一样的人。他们从书斋里走上街头，将自己置于时代的激流中，以如此投入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的敬意与温情。
《光明日报》（ 2018年12月31日 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