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浮躁的社会，是思想重要，还是吃饭重要？

哲学介乎科学与宗教之间

人类诞生以前,世界是一片混沌。不知道什么叫“文明”,甚至也谈不上“蒙昧”。史前蒙昧时代,没有科学,没有哲学,只有万物有灵、图腾、巫术之类的原始性神秘观念。这种原始性神秘观念是宗教、哲学的篮。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理性的发育,逐渐形成早期朴素的宗教观念、哲学观念与科学观念。那时宗教、哲学、科学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是人类精神家园中天真的三兄弟,两相无猜,和睦相处,带着人类的稚气,朦胧地猜想生命的神秘、宇宙的起源、万物背后的原因。

西方现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曾把历史或文化史分为神学时代、哲学时代、科学时代三个时期。宗教如何由多神论的自然宗教过渡到一神论的社会宗教?历史上,宗教、哲学、科学“三兄弟”之间经历了多少血腥搏*,逐步获得属于自己的领域,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利?其中包含了多少是是非非,悖论矛盾,冲突融合?诸如此类问题,宗教史、哲学史、科学史有着鲜活的纪实,不属于本文论域。这里只就科学、宗教、哲学的特质与关系做出界定。科学、宗教、哲学是“文明”的三把剑。科学研究物性,宗教崇拜神性,哲学发现人性。这三把剑在不同维度、不同层面上感染人的心灵、打动人的情感、穿透人的精神世界。

物性世界,是自在的世界,有规律,有能量,有信息,是一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综合,但没有目的,没有情感。这些规律、能量、信息,没有人也存在。科学研究只是把这些客观性质发现出来,“发现”是科学的本质。被发现的世界属于经验世界。神性世界,是超验的世界。依凭经验而又追求超越是“思想”的本性。

“超验”的本意即在经验之外,“超验世界”可以理智地想像其“有”,却不能经验地实证其“无”。如牛顿所想像并为之感叹的“第一因”等,即世界的神秘性,经验永远无力证实其无,理智却需要假设其有。这些超验世界的“神秘性”恰恰是宗教存在的理由。对世界的神秘性,宗教加以非理性地“信仰”,借此信仰,人们获得精神安顿,心灵得以净化和超越。“信仰”是宗教的特质。人性世界是物性和神性的统一。人的存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物性有一是一,真实自然;神性无真无假,只可想像,无法证实。人性禀赋着物性与神性的全部复杂性。没有物性,人类世界将变得虚无飘渺;没有神性,人类生活将变得平庸无趣。物性和神性,犹如现实与理想,是人性的两个维度。哲学研究人性,并不排除人性中的物性。

哲学承认人的感性*、生命冲动的合理性,否则就会沦于禁欲主义,就会扼*推进社会历史创进的生命力;哲学研究人性,并不把人性与神性对立起来。哲学对“人之所以为人”的界定,就在于“人”不仅凭依而且能够超越自身感性存在的有限性,进达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语)的自由之境。肉身与灵性的统一,才是最真实、最崇高的人性。

从中世纪到康德之前,宗教反科学,宗教世界变得荒诞不堪,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神学的世界观;科学反宗教,科学世界变得机械呆板,如18世纪机械物主义的世界观。在哲学史上,康德最大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科学与宗教的“划界”问题,把经验世界还给科学,把“物自体”、“意志自由”、“上帝”划归宗教。康德本意,是为了调和科学与宗教,但在科学实证主义哲学看来,哲学(即传统的形而上学)从此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其实,不必责备康德,恰恰是他的划界理论,为现代乃至后现代主义哲学留下了广阔发展的逻辑空间。

宗教不是科学,但它的信仰世界不能不拒斥科学;哲学虽然也不是科学,但哲学从本性上容纳科学,并为科学探索着未知的场域。这是哲学与宗教最大的分野。科学精神与宗教观念本质上永远相悖反,但无论科学如何发达,总不能代替宗教,因为科学世界与宗教世界,互不搭界,井水不犯河水;哲学不是宗教,宗教也不同于哲学,但是哲学(确切说是中国哲学)终究能够代替宗教,而宗教无力量代替哲学。因为哲学一方面容纳科学精神,给经验世界以理性的导引,确立经验世界的可知性;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超理性的直觉(理性的内证),体悟天地万物的生命一体性,“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语),给情感世界以终极安顿。有了这种感受的人,没有宗教虚构的信仰世界,也能够获得精神勖勉。中国人精神生活中自古宗教观念淡漠,原因在此。关于中国人宗教观念淡薄,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广证博引,纵横议论,有极透辟的论说,可资参考。在实践论、认识论的维度上,哲学与科学结成同盟,反对蒙昧主义,解放人类的心智,指导人们获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性自由”,这是哲学的“现实性”品格所在。在人生论和价值论的维度上,哲学又吸收并扬弃宗教的超验性关怀,超越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彰显人类精神的崇高与庄严,引导人们进入“审美性自由”,这是哲学的“理想性”品格所在。

科学的理念是经验的、实证的,宗教的理念是超验的、想像的,哲学的理念是实践的、反思的。现代大哲学家熊十力曾对佛教和机械唯物主义做出过深刻的批评:“耽空者务超生,其失也鬼。……吾每谓:佛家毕竟是反人生的,故曰其失也鬼。……执有者尚创新,其失也物。夫肯定有外在世界,不于人生作厌患想,佛氏呵为执有。而西洋思想,则宁可执有者也。”“其失也鬼,是远人以为道。其失也物,又得不谓之远人以为道乎”在熊十力看来,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宗教“耽空”,超越人道的现实性,因而不真实、不可信;机械唯物主义“执有”,肯定外在的物质世界,推崇创新,然而精神外驰,为物所累,丧失了精神自性,这同样是远人以为道。只有“六经之旨”所代表的儒家哲学,“究其玄,则极于无声无臭,未尝不空,然与耽空者毕竟殊趣;显诸用,则曲成万物而不遗,未尝不有,然非执有者所可托。至哉六经之道大中至正。遍天地,历万劫,而斯道无可易也”。熊十力对佛教和世俗唯物主义的批评,用来评价宗教和科学,也是恰当的。宗教世界偏于想像,其失在于“虚”,科学世界偏于实证,其过在于“实”,对于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均属于一边之见,只有哲学“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下学而上达,基于现实而提升理想的“内在性超越”之路,可以沟通科学世界与信仰世界,解决人的“存在”问题。中国哲学自古具有容受并会通科学与信仰的宏量与伟力,今后哲学要健康发展,舍此无由。

哲学的“自由”在于思

物性是自然的,有规律的;心性是自由的,有目的的。现代物理学尽管也存在“测不准”原理,但这种“测不准”性质,是由微观世界物质运动特殊性的表现形式,加上实验手段的限制所决定的。物性世界不会有任何虚伪。物性是自然的、必然的,无价值选择可言,所以物性世界不存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人性却不然人有情有意,有目的,有好恶,有价值选择。这就是说,物性世界是必然的,人性世界是自由的。物性世界是必然的,所以物性世界没有“责任”和“正义”。人性有“意志自由”,所以人道有“责任”和“正义”等价值理性的选择与评判。哲学的“自由”植根于对人道的责任与正义的追问或思。

哲学是“思想者”追求自由的路。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思想者的存在在于“思想”。思想的本质是自由。海德格尔喜欢用家乡教堂的钟声、乡野的路比喻现象学的哲学和思想。余音袅袅的钟声象征一种“境域化”的开放的“缘在”,穿透广袤的时间和空间;乡野的路曲折蜿蜒,通向远方,象征思想者自由驰骋的“思想”。老子所言“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的“道”,与海德格尔的“路”,有相通之处,代表古今哲学家对精神“自由”的一种本体论的追究。熊十力曾说:“哲学之事,基实测以游玄,从观象而知化。(自注:大易之妙在此)穷大则建本立极,冒天下之物;通微则极深研几,洞万化之原。”观象实测带有科学的性质,游玄知化又近于宗教的精神。哲学永远是“思想者”追求自由的路。这条“路”一边通向“求真务实”的科学世界,一边通向“至善达美”的宗教世界。行进在哲学之路的“思想者”,用“物性”与“神性”的双重视角,透视“人性”的卑微与崇高、现实与理想、限制与自由。可以给肉体带上枷锁,无法给精神带上枷锁。精神枷锁永远是没有思想的“盲从者”的专利。物质枷锁自己无法打开,精神枷锁只能自己打开。哲学是解放思想的钥匙,是打碎精神枷锁的武器。

今天,人们怀想哲学的自觉,但令人尴尬的是国内哲学研究至今难以走出自我迷失的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外部原因来说,主要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所陷入的深层认同危机,从而导致哲学自我确认的困难;世俗化的冲击与诱惑,又使哲学背离了自身应有的内在尺度。就哲学本身来看,主要是由于近现代教育偏重于知识论灌输的体制性安排,造成哲学之思和定力的弱化及其自我把握方式的疏离。何中华先生所言极是:“哲学的自我迷失更深刻地表现为‘思’的遗忘和遮蔽。这种遗忘和遮蔽与对待哲学的方式有关。知识论的对待方式妨碍了哲学之为哲学所固有的本性之展现,从而导致了哲学的异化。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哲学的危机是‘在’的遗忘,其归根到底乃是‘思’的遗忘。在我们现有的哲学研究中,‘思’之对象、‘思’之方法、‘思’之结果,都被我们关注到了,并作为学问一一探究,但惟一缺乏的就是‘思’之本身。”对象之思、方法之思乃至思维结果之思,属于知识论的范畴,是关于认识世界的知识、方法或技巧,严格地说与哲学无关。哲学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思”之自觉与自愿。自觉属于理智,自愿属于情感,理智上的自觉加上情感上的自愿,就是理性之“自由”。

哲学不应被理解为一套在思想之外的旁观者“谈论”的言说体系,而是作为动词的“思”之活动,这种活动永远是“思想者”内在性的实践和精神活动。哲学之“思”在于见体求通,明体达用。此所云“见体”、“明体”,即精神内证,默识本体。本体不在心外,不分人我,不属于经验所了别的外在事象,而是心物冥会、性天一如、主观与客观圆融无碍的“万物生命一体性”的“境”,佛家哲学称作“如如真实”。科学以认识物性世界为本分,故而承认客观世界在人之外独立存在,自科学而言,理当如此界定。哲学之本命在于发现人的本性与物性、神性的一体性,故而哲学所讲的本体,不是一个纯客观或纯主观的世界。如将“本体”作为外界的纯客观实在来推度,从根上说即是颠倒,如此理境,古代先哲多有所见,熊十力先生言之再三。面对思想者融入其中的世界,哲学只有采取“内在性实践”的把握方式,才是恰当的。内在性要求思想者把自己的情感、价值和生命体验融入哲学中,使哲学成为思想者的精神世界;实践性要求思想者知行合一,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信念和行动。假如把哲学当作一种外在的“被谈论”的知识,就难免会造成“思”之钝化或偏瘫,假如思想者不能把自己的思想化作实践,哲学就会丧失“思”的生命与活性。如此仅限于“游说浮辩”而于人生实际不发生切实作用的哲学,就难免“空疏”或“无用”之讥。

哲学的自由之“思”,决定了哲学的“本命”是证“体”求“通”的学问。此处所谓“体”,即本体,指万物所本所体之根据;此处所谓“通”,即通识,指对本体之道或万物基本原理的思维和默契。由于受近代以来知识论和学科分类的影响,人文、社科研究分科过细,不仅原本同根共生的文、史、哲三学壁垒森严,作茧自缚,老死不相往来,就是哲学门类中的中哲、西哲、马哲、逻辑、伦理、科哲、美学也各守门户,不通声息。结果哲学大伤元气,文学、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并受其害。哲学之思求其“通”,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克服“专家”狭隘心理,融会文史之长,吸纳科学精神与宗教信力,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一天人,贯古今,会东西,成就哲学“知周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之明体达用的理论宏量。“本体”一旦通达冥会,形成通识,具体事用、具体知识,就有了本原,有了真宰,有了“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老子语)的无尽慧力。此种慧力,发为事用,自然随感而应,成己成物;用于学术,自然心正理明,曲尽畅达。哲学“思以求通”的无用之大用正在此处。

哲学是一种“意义的追寻”。一般的人为现实存在而苦恼,哲学家为存在之所以存在及存在的意义而苦恼。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研究无非是一种在“现实世界”之上建构和解读“意义世界”的活动。现实世界充满矛盾和冲突,哲学家的创造性思维来自于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矛盾、人的存在本质、生命的意义、历史的目的、人道的局限等作“超越性关怀”所产生的独到的见解,此种见解构成他们各自的意义世界。借此意义世界,人们获得安身立命的根据和理想的存在方式。

哲学的“原生态”是实践

自2002年起,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发起了世界哲学日活动,该活动于每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在世界许多国家同时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哲学日的起因是:“让公众注意到哲学在公共生活和全球问题上的启蒙作用。通过促进对话和独立思考,……对建立和平和民主的世界做出贡献。”在伊斯坦布尔参加了2007年世界哲学日活动的一位英国人说:“哲学日那天有很多圆桌会议,讨论女性哲学家在塑造人类未来中能够扮演的脚色、哲学能为更人道的治理贡献什么等问题。但令人感到羞愧的是,这些圆桌会议只是在宣读讲稿,没有出现多少作为哲学改变世界的工具的对话。我相信设立世界哲学日是好事,它把世界各地的哲学家聚到了一起,能提升哲学的形象,让举办地的人们对哲学更感兴趣。确实有很多学生参加。但当我从一张圆桌转到另一张圆桌时,我不禁想,相信哲学改变世界的力量是一种可笑的夸张,哲学真的能改变世界吗?世界哲学日真的是提高这种机会的最佳方式吗?”英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素以经验主义和务实主义著称,这位英国人对哲学改变世界方式的怀疑和羞愧,凸现了一个问题,如果哲学仅仅是“圆桌上”“宣读讲稿”式的说教,这种改变世界的方式或能力确实值得怀疑,它无疑击中了一切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社会实践活动的教条主义的要害。然而,问题并不那么悲观。因为哲学的“原生态”是实践,自古及今,一切有生命的哲学,皆源于实践,并终究要回归于实践。

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脱离实践和时代的哲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海市蜃楼式的哲学只能是幻想和梦呓。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马克思并不是否定解释世界的意义,而是强调改造世界的重要性。改造世界,离不开实践。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最基础的观点。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认识的目的。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使世界变得更合理、更进步、更民主、更人性、更和谐。

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基石,也是价值论的基石。客观世界有性质,有规律,但规律和性质,不同于价值。规律和性质属于客观之域,价值与真理一样,是标志主观与客观统一性的范畴。主观目的符合客观实在叫真理,而客观实在满足主观目的则叫价值。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源泉,而且是价值源泉。实践是“客观事物满足人的需要”的那一点的确定者和鉴定者。所以,认识的发展、观念的变革、价值的革命、哲学的转型,无不是在实践中酝酿出来,并在实践中确立和巩固起来的。时代造就哲学家,哲学家又以他的头脑批判和引领这个时代。哲学家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又是时代精神的解放者。那么,谁来解放哲学家的头脑?是伟大的实践。

然而,实践是思想的“原生态”,但实践本身不是思想。在实践中产生的认识,最初是朴素的、零碎的、非本质的,这种朴素、零碎、非本质的认识叫“经验”。经验不是哲学。人人都有经验,但不是人人都是哲学家。古人云“百姓日用而不知”,就是说众多的人只满足于“经验”,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生活实践中,有些善于怀疑常识、不安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思想者”,对经验加以整理、甄别、反思,形成一种自觉的、系统的、本质性的概念体系,企图超越经验的有限性,解释更多“问题”,这种概念体系或“系统的思想”叫“理论”。古人云:“下学而上达。”下学,可以理解为经验常识;上达,指进达于“形而上”之哲学理境。哲学是基于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把原生态的“经验”提升为“理论”的一种思维活动或思维方式。这种“思想”活动,西方古代称为“爱智”,中国古人称为“明哲”。

实践形态的具体性、历史性决定了“思想者”的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阶级性、民族性、时代性,放在“人性”、“人类性”坐标系加以考量时,又会表现出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性或狭隘性。哲学理念作为形而上学,其“问题意识”较之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尽管更为抽象、远离现实、远离实用功利性,但是也会不可避免地折射出历史或时代的局限性。哲学要真正成为引领时代精神的“圣火”,成为“人类的良知”,哲学家就必须自觉地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以保证冷静、公正、自由地运用理性。这种哲学的独立性,西哲康德称之为“理性的公开运用”。1784年,康德在著名的论文《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区分了理性的私下运用和公开运用:“我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康德的这段论述似乎有些与常识相悖:一个人在公职岗位上运用理性,被称之为理性的私下运用;一个人在书斋里私下写文章,反而叫理性的公开运用。何以这么说呢?在康德看来,当一个人在公职岗位上运用理性时,他受到狭隘的利益共同体的限制,他的言行要符合共同体的利益,这就意味着丧失了理性自由;而一个学者,他应该能自由地思想,为整个人类或人道承担责任。

哲学的尊严来自于理性自由,惟有它能够穿透古今,超越时空,破除经验世界的有限性,带来人类性的启蒙。但是,诚如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所说,“批判的武器”终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哲学的本命更在于把引发人类性启蒙的“思想”还原给社会和实践:使社会更合理,让人道更完整。

哲学是多元性思想的“对话”

如果说哲学是“智慧之学”,那么,这种智慧永远不是板着面孔向世人昭示一种不可怀疑的“终极真理”,因为世界上不曾有过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真理黑格尔所声言的统摄主观与客观世界的“绝对观念”,只存在于他的逻辑推演中,说穿了是一种理性的偏见与傲慢。“在人类哲学史上,自从黑格尔以后,那种企图建立绝对观念、终极真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绝对观念来自绝对事物,世界上没有绝对事物,也就不会有绝对观念。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识到: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都在人类思想谱系中具有自己独特的谱线,表达着一种思维。用一种哲学否定另一种哲学,用一种观念否定另一种观念,不是哲学思维,说到底,是一种思想文化话语上的霸权表现。思想一定要有自由。思想自由是伟大的哲学精神话语霸权与教条主义是哲学的桎梏,是精神的枷锁。”哲学是一把圣火,这把圣火注定要照穿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独断主义的矛盾性或虚假性。

没有矛盾和差异就没有世界。世界上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差异和矛盾是事物发展的生命力。须知,有多样性,才有和谐的自然生息世界(生态和谐);有多样性,才有和谐的人文化成世界(世态和谐);有多样性,也才会有和谐的精神世界(心态和谐)。生态、世态、心态三位一体的和谐、交融、互动,我想正是关心21世纪人类命运的哲学家、宗教家、科学家乃至全人类所神往的理想生存世界。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谁主张“单向度”的观念、真理与价值,谁企图泯灭差异性、压制多样性,用所谓的“强势文明”建立归一化的世界秩序和生活模式,坚持绝对、排他、惟一的“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会窒息思想的火焰,搅乱和谐的秩序,颠覆和扼*人类和谐共生的文化生命,最终把连同自己在内的人类推进死亡的陷阱。

当今世界,强势话语中心主义,是哲学发展的梗阻,是一种十分有害的思维方式。历史上人类曾经受过太多的磨难,缺乏应有的理解与尊重,积怨日久,最后导致冲突,这是造成劫难的重要原因。尊重对话,善于对话,尤其是平等地对话,是一个民族的哲学或一个民族精神上成熟的标志。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日益凸显出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不同哲学意识形态之间平等对话的必然性。东方和西方,各国的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历史传统不同,这就决定了哲学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复杂性。认同哲学、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多样性,既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哲学对话的前提,又是化解和克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可能出现“文明的冲突”的历史前提。我们翘望哲学在对话中走向繁荣。

文章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