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小资文化”的祖奶奶，是海派都市文化的象征，是“孤岛”上海绽放的文学之花；她的语言表现力，几乎只有鲁迅能媲美。她时而不被“正史”所接纳，却一直是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心目中的关键词；对我们来说，张爱玲永远是神秘的……
时值爱玲诞辰百年纪念日，让我们循着爱玲的笔迹，重返“传奇”的世界，思索更多关乎生活与生命的议题。
《传奇》的世界——认同危机中的人们
（节选自《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
《传奇》初版共收张爱玲1943年4月至1944年2月写作的小说十篇。［1］本书将这十篇作品称为张爱玲的前期小说，将写作于1944 年2 月至1945 年1 月的五篇作品［2］称为后期小说。收入后期小说的《传奇（增订本）》于1946 年由上海山河图书公司出版。
这十五篇作品均以“男女间的小事情”［3］为题材。本章依照写作的时间顺序，考察前期的四篇小说。前两篇可以说讲的是“成长的故事”，另外两篇是以战争与文明为背景的作品。
香港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
水晶说，《第一炉香》“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写的是“初出茅庐的少女，走向不幸婚姻的经过”。少女寻找到自己的理想王子后，却并未能快活，反而“替自己打开了一扇烦恼之门，连带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悲剧性醒悟”。这是西洋作家比较钟爱的所谓“启蒙故事”（story of initiation）。［4］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敲开文坛之门的首篇小说，因此，该文本具有双重的“启蒙”意义——对文本的主人公如此，对作者本人亦然。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的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5］
十九岁的上海姑娘——女主角葛薇龙的身上无疑叠印着作者的影子。文本写的是她在战争时期从上海来到香港，在香港这一特殊空间经历生命周期的认同危机、选择人生道路的故事。
故事以葛薇龙站在香港半山里一栋高级住宅的走廊上的场面开始。高中二年级学生薇龙“八一三”后随家人一起到香港避难，由于无法承受飞涨的物价，父亲决定回上海。薇龙为能留在香港继续上学而采取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独立行动——背着父亲，来找从未见过面的姑母寻求经济援助。姑母是父亲的亲姐姐，年轻时任性地嫁给了一个比她大得多的香港商人为妾，父亲认为这一行为辱没了家门，于是大怒并与她断绝了关系。后来，姑母成为寡妇，继承了巨额财产。
姑母的府邸可以说是香港的缩影。“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建筑的外观像一座摩登的电影院，白色的墙，仿古的碧色琉璃瓦与具有美国南部早期建筑风格的柱子糅合为一体。客室布置是西式风格的，却装饰着中国摆设。作者用嘲讽的口吻说：“英国人老远的来看看中国，不能不给点中国给他们瞧瞧。但是这里的中国，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
上海父亲的家和香港姑母的家，分别意味着两个时代的文化：前者属于传统中国，后者属于受西洋文化支配的现代；前者重门第，后者重金钱。
姑母答应了薇龙的要求。初次见到姑母，给薇龙留下的印象是：“姑母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
聪明的姑母顺应时代潮流，抛弃早已陈旧不堪的传统门第观念，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商人之妾；最终通过金钱达到了传统门第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做上了大权在握、一呼百应的“慈禧太后”。
“淫逸空气”四个字表现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薇龙的清醒的批判意识。站在这“淫”之世界的入口，薇龙充满戒心，她告诫自己“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薇龙只将此事告诉了母亲，而对父亲则谎称取得了学校的奖学金，在学校住宿。于是薇龙告别了家人，留在了香港。
薇龙寄住在姑母家，感觉那里的气氛像衣柜，“那里面还是悠久的过去的空气、温雅，幽闲，无所谓时间”。姑母是“彻底的物质主义者”，她主动把自己的青春换成了金钱，可“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的是爱——许多人的爱”。为获得年轻男人、半老绅士等众多男人的爱，姑母运用娴熟的手腕，以年轻的女佣为诱饵。如今，侄女薇龙也成了诱饵之一。
有一天， 姑母在花园里举行园会。香港社交界的名花，十五六岁的周吉婕也来参加了。在香港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周吉婕毫不逊色，她是一个混血儿，她的身体中“至少可以查出阿拉伯，尼格罗，印度，英吉利，葡萄牙等七八种血液，中国的成分却是微乎其微”。周吉婕的同母异父兄弟乔琪脸上“没血色，连嘴唇都是苍白的，和石膏像一般”，他能讲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西装得体，是一个具有绅士风度的花花公子。
吉婕对哥哥的评价是“杂种的男孩子们，再好的也是脾气有点阴沉沉的”，接着，她谈起混血儿的困境：
……我自己也是杂种人，我就吃了这个苦，你看，我们的可能的对象全是些杂种的男孩子。中国人不行，因为我们受的是外国式的教育，跟纯粹的中国人搅不来。外国人也不行！这儿的白种人哪一个不是种族观念极深的？这就使他本人肯了，他们的社会也不答应。谁娶了个东方人，这一辈子的事业就完了。这个年头儿，谁是那么个罗曼蒂克的傻子？……就为这个，吉妙（吉婕的姐姐——笔者注）也是一心的希望能够离开香港。这儿殖民地的空气太浓厚了；换个地方，种族的界限该不会这么严罢？总不见得普天下就没有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花团锦簇的表面与深感危机的内心之间，吉婕本人活脱脱是香港的一个隐喻——危机根源于东方之血与西方之血的不平等的种族关系，尽管在这里，这些元素似乎已融为一体。
薇龙没想到自己会被花花公子乔琪的魅力吸引。开始，她拼命地压抑这种感情；当一个夜里，她在姑母和姑母的老情人司徒协面前经历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后，改变了主意。
……不想喀啦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司徒协已经探过手来给她戴上了同样的一只金刚石镯子，那过程的迅速便和侦探出其不意给犯人套上手铐一般。薇龙吓了一跳，一时说不出话来，只管用手去解那镯子，偏偏黑暗中摸不到那门榫的机括。
不愿就范的薇龙主动接近乔琪，请求他的帮助。
在静静的山上，薇龙经历了生平的第一次约会，乔琪亲吻了薇龙，像看出了薇龙的心事，他轻声告诉了薇龙他的性爱观：“我不能答应你结婚，我也不能答应你爱，我只能答应你快乐。”寻找爱的薇龙，听到这话“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人有些眩晕”。受到打击的薇龙，寻找着乔琪“心灵的窗户”——他的眼睛。
薇龙抓住了他外衣的翻领，抬着头，哀恳似的注视着他的脸。她竭力地在他的黑眼镜里寻找他的眼睛，可是她只看见眼镜里反映的她自己的影子，缩小的，而且惨白的。她呆瞪瞪的看了半晌，突然垂下了头。乔琪伸出手去揽住她的肩膀，她就把额角抵在他胸前，他觉得她颤抖得厉害，连牙齿也震震作声，便柔声问道：“薇龙，你怕什么，你怕我么？”薇龙断断续续的答道：“我……我怕的是我自己！我大约是疯了！”说到这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乔琪轻轻的摇着她，但是她依旧那么猛烈地发着抖，使他抱不牢她。
薇龙想要通过恋人这一镜子认出自己，让自己不确定的存在明确起来，然而，映在她眼睛中的，仅仅是黑眼镜中反射出的自己那缩小的脸。
尽管如此，薇龙为了抵抗姑母和姑母的情人，与乔琪发生了肉体关系。这个新的关系，使薇龙的梦重新苏醒。晚上，薇龙睡不着，她来到阳台，沐浴着梦幻般的月光，做着“爱之梦”，正在此刻，她无意中看见了刚刚和自己分手的乔琪正搂着一个女佣。
面对新的打击，薇龙重新审视自己，对自己感到的只有厌恶：
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
面对过去与现在自己的两种形象，薇龙进退维谷。这时，故乡上海成了她的避难所。薇龙决定尽快离开香港，重新做人。如许子东所说：“‘上海’在《第一炉香》里又是道德尺度和‘家’的象征。葛薇龙一觉得有堕落的危险，便立刻想到回上海。”家里的一些小摆设会“使她想起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6］
薇龙去买了回上海的船票。在返回姑母家的路上遇到倾盆大雨：
薇龙一面走一面拧她的旗袍，绞干了，又和水里捞起的一般。
这个画面，象征着薇龙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徒劳的努力。
薇龙能选择的道路有以下几条：
（1）当修道院的小学教师。但是“每月只有五六十元的薪水”，而且“尽受外国尼姑的气”，没什么意思。
（2）到社会上去找事做。却“不见得是她这样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
余下的路，“自然还是结婚的好”。薇龙是一个现代女学生，理所当然地认为“结婚”的先决条件应该是“爱”。可是，当初恋被玷污后，薇龙失去了得到“爱”的自信。
最后，促使薇龙做出不回“家”这一选择的，恰恰是上海传
统式的“家”。薇龙曾这样设想：
啊，乔琪！有一天会需要她的，那时候，她生活在另一个家庭的狭小的范围里太久了；为了适应环境，她新生的肌肉深深的嵌入了生活的栅栏里，拔也拔不出。那时候，他再要她回来，太晚了。她突然决定不走了—无论怎样不走。
（下略）
注释：
［1］这十篇小说的创作时间依照《传奇》各作品后面标明的完成日期；发表时间参照本书附录“作品·活动年表”。十篇小说按照创作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封锁》《倾城之恋》《金锁记》《琉璃瓦》《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写作在《倾城之恋》之前，发表时间在其后）。除连载于《万象》1944年1月至6月的中篇小说《连环套》外，《传奇》收录了张爱玲这一时期的全部小说。
［2］ 除发表于1944年11月的《殷宝滟送花楼会——烈女传之一》和连载于《杂志》1945年3月至6月的《创世纪》外，张爱玲写于1944年5月以后的五篇小说《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留情》全部收入上海山河图书公司1946年出版的《传奇（增订本）》。
［3］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新东方》1944 年5月号，后收入《流言》。
［4］ 参见水晶：《“炉香”袅袅“仕女图”—比较分析张爱玲和亨利·詹姆斯的两篇小说》，载《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台湾大地出版社，1973，第61、78页。
［5］ 张爱玲：《惘然记》，台湾皇冠出版社，1983，第7—8页。
［6］ 参见许子东：《重读〈日出〉〈啼笑因缘〉和〈第一炉香〉》，《文艺理论研究》1996年第5 期。
旅日学者邵迎建教授张爱玲研究生涯沉淀之作
重返90年代“张爱玲热”现场
《张爱玲的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增订本）》（邵迎建 著）
33开，464页，260千字
生活书店2018年10月版 ISBN：978-7-80768-263-9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精神分析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的认同理论，将张爱玲的生平与生活背景纳入以《传奇》和《流言》为代表的作品系统中加以研究，同时反映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与时势背景。书中亦收录了作者亲访上海考察张爱玲故居的记录及张爱玲作品与活动年表，是一部独辟蹊径的“张爱玲文传”。
作者简介
邵迎建，籍贯江苏，出生、成长于四川。于1987年留学日本，1995年获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日本德岛大学综合科学部教授，现为东洋文库研究员。出版专著有《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张爱玲的文学》（中文简体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日文版，御茶水书房，2002年；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2年）、《抗日战争时期上海话剧人访谈录》（繁体中文版，台北秀威资讯科技，2011年；中文简体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本书为其博士论文修订增补本，有日本学者认为，此著作潜藏着作者寻寻觅觅、寻找自我认同的心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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