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鹿之战与张家口史前本土文化

陶宗冶

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五帝本纪》里，开宗明义记载了黄帝与炎帝、蚩尤大战于涿鹿的历史。从此，人们追寻中国史前文明的目光就一直关注着涿鹿。而涿鹿的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桥山这些与黄帝有关的地名，也让人萌发出无限的遐想。

在国人心中，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是中华民族的源和根。正因为黄帝在国人心中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所以，千百年来，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民间人士都一直在探索、求证有关黄帝的史迹，对黄帝所在地或黄帝陵的位置也提出了种种不同的看法。其中比较常见的就有“陕西黄陵说”“河南灵宝说”“甘肃正宁说”“山东曲阜说”和“河北涿鹿说”。上述考证究竟哪个更可信？司马迁记载的黄帝战于涿鹿的涿鹿是今天的涿鹿吗？

从新石器时代的角度观察，今天涿鹿所在的冀西北地区早在10000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活；7000年前，豫北冀南地区的后岗一期文化北上来到这里。之后，6000年前陕晋豫地区的庙底沟文化、5000年前冀西北龙山文化也先后驻足这里。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时间、不同文化的到来，既为张家口地区洋河、桑干河流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注入了多元的文化血液，也为这里带来了新石器时代文明的曙光。

张家口地区史前文化的这一独特性应该源于这里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地理上，这里既有与山西汾河河谷相通，并通过汾河将张家口与陕晋豫地区联系起来的桑干河，也有可以把内蒙古和辽西链接起来的洋河与永定河，可谓纵接南北，横贯东西。文化上，这里又是中原、辽西和内蒙古、山西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特殊的文化交汇区域和具有文化互通作用的河谷地理环境，使张家口从远古时期起，就是沟通黄河流域与北方地区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之间交往的通道。而通道地位，又使这里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发挥着向不同地区输送文化血液的作用，也铸就了这里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多次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碰撞、交流的舞台。

目前，学界有学者认为，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就是古史中的黄帝文化。把红山文化视为黄帝文化主要理由是：1.红山文化与传说中黄帝的年代相符；2.在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人发掘祭祀神庙时发现了和真人一样大小的泥塑女神头像。和头像同时发现的还有熊、鹰等动物的泥塑残肢，说明当时神庙里除女神外还有熊和鹰等动物的塑像。这在目前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期考古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传说中，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的儿子，他们的部落叫有熊氏。熊应该是这个部落的神或者图腾。另外，也有学者根据红山文化玉猪龙的脸部特征又把它叫做“玉熊龙”或“熊首玉玦”，熊和龙的合体也符合黄帝文化的特征；3，红山文化是农业文化，而且是高度发达的史前农业文化，是中国小米的故乡。传说中的黄帝也是农业部族集团，而中华文明的主要代表就是农耕民族，这一点红山文化也与黄帝文化一致。

除上述依据外，更重要的是，红山文化有中国最早的“龙”。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从红山文化开始，龙的形象几千年来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角，从古至今在中国人心中从未消失。红山文化是中国史前文化里出现龙图腾最早，龙文化沿袭最久的文化。《史记·天官书》有“轩辕，黄龙体”的记载。所以，起码自西汉以来，人们一直是把龙与黄帝联系在一起。正是源于上述原因，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里指出“红山文化的突出文明特征是龙纹图案，《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黄帝时代的活动中心，只有红山文化时空框架可以与之相应”。据此，将红山文化看作是黄帝文化是有历史和文化依据的。张家口阳原县姜家梁雪山一期文化墓地出土过红山文化典型的玉器“玉猪龙”，宣化新石器时期郑家沟遗址积石冢也发现“玉猪龙”，说明新石器时代晚期黄帝文化曾传播到张家口。

新石器时代之后，以龙为代表的龙文化历经5000多年的沧桑巨变，在中华大地上一直延绵不绝生生不息。早到商周时期精雕细琢的玉龙，再到今天依然随处可见的各种形态的龙，甚至辽、金、元、清几个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同样是以龙作为皇权的象征，所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统一和走向成熟，龙已不再是某一个区域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了，它已经演变成皇权、皇帝的象征，并成为中华文化中特有的文化现象，这应当是后人把龙和黄帝联系起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关于黄帝在历史上的年代，学界普遍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这个时间点为基础，张家口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和学界共识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相符。其中，七里河文化略早于雪山一期文化。考古证实，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分布范围往西没有进入到大同，往东可达北京，北达崇礼，而往南只到保定，中心区就是现在的张家口，是名副其实的张家口史前本土文化。而涿鹿既有七里河文化也有雪山一期文化。综合分析红山文化与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的分布范围，以及红山文化玉猪龙在张家口的出现，以及与七里河文化、雪山一期文化陶器共存关系，我认为黄帝涿鹿之战说在论点、论据方面是有考古学依据的。

时间上，张家口七里河文化和北京雪山一期文化大约距今6000-5000年前，与红山文化晚期基本处于同一时期。关系上，张家口发现的第一件玉猪龙是在阳原姜家梁墓地，与之共出的是一批雪山一期文化的陶器；张家口发现的第二、三件玉猪龙出自宣化郑家沟积石冢墓，与之共存的是七里河文化彩陶和雪山一期文化陶器残片。这两个例证说明，红山文化晚期黄帝文化曾西进到张家口，张家口的两个本土文化先后吸纳融合了黄帝文化中的龙崇拜和丧葬习俗。需要提及的是，虽然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里出现了玉猪龙，但并不能就此把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看作红山文化。因为决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性质主要是陶器。七里河文化和雪山一期文化的陶器与红山文化不同，所以张家口玉猪龙的出现证明这里原有的文化里都出现了红山文化的元素，是黄帝文化西进到张家口，并和张家口本土文化融合的重要见证。

研究黄帝文化不能不注意的一个事实是，从黄帝涿鹿之战到司马迁动笔记载这段史实，中间已间隔了将近3000年。3000年后司马迁记载这段历史时只能是追记。不管司马迁追记的依据是凭口耳相传还是当时还能看到一些后世补记的史料，只要司马迁记载中还提及涿鹿。可见涿鹿之说出之有据。否则，作为一位历史公认，学识渊博、记史严谨的史学大家不会在没有掌握某些证据的情况下，随意去写出一个自己没有考证的地名。

张家口两个本土文化里都先后出现玉猪龙，它从地域文化和文化迁徙两个角度验证了司马迁“黄帝涿鹿”之说出之有据，也让人相信黄帝之战发生在涿鹿不是无稽之谈。

涿鹿有黄帝城、蚩尤寨、桥山等和黄帝有关的地名。虽然这些具体的地点人们至今还不能确定它们一定和黄帝有关，但不能就此就全将这些地名看作是后人对历史的杜撰。其实地名的由来更大的可能是当地人对远古时期发生在家乡那场战争的历史记忆。因为这几次征战给人们留下的记忆非常深刻。在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时期，人们通过口耳相传，代代演绎，到司马迁写《史记》时还能听到以“黄帝”之名在涿鹿征战的故事而记录下来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另外，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时期，龙已经成为君王和正统文化的象征，所以，以龙为代表的“黄帝”大败诸敌而君临天下，自然也就作为正史而被载入史册，这既不违常理，也符合历史传统观念。

大家知道，古史传说的背后往往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如同传说时代里的故事并不一定全是传说一样。这些地名有的可能是古代那里曾经修建过与黄帝有关的建筑，有的可能是人们看到一座战国古城，因为很古老又不知道它的确切修建年代就把它和记忆中的黄帝联系起来了，毕竟战国也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这种张冠李戴的事例在中国历史遗迹里并不鲜见。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就曾说：“历史传说是我们古史的组成部分。不但我们这样，世界文明古国都是如此，追溯到一定时期以前都是传说，均有神话色彩因素。炎帝、黄帝的传说，是我们祖先通过他们的认识、记忆、语言记录传递下来，其中有真实的素地”。由此笔者认为，对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研究，不必拘泥于一个具体地点的年代符与不符，从而放大到推翻黄帝涿鹿之战说，因为采用以点带面的方法考证历史事件并不一定科学。反之，人们倒应该将探索的眼界放到史前文化在冀西北迁徙、碰撞、交融的角度来思考黄帝与涿鹿的关系。因为对史前史的研究，从一个时空广阔的、纵横交叉的历史层面得出的结论，往往比一个点得出的结论更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所以，探讨黄帝与涿鹿关系，需要从时间、地点、文化和文化迁徙等综合因素考证才可能更接近历史。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涿鹿之战时，也记载了与黄帝征战的对方炎帝和蚩尤。对黄帝和炎帝的关系，《国语·晋语》有“昔少典娶于有娇氏，生黄帝、炎帝”的记载。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黄帝、炎帝可能是同宗。从民族学的角度看，黄帝、炎帝、蚩尤可能代表的是两个或多个不同的人类族群或部落。黄帝、炎帝和蚩尤只是代表一个族群或古国的名称而已。而从考古学角度，不同的考古文化肯定属于不同的部族群体，但不同的部族群体不一定就属于不同的考古文化。由此推论，要确认某一处地点可能是黄帝、炎帝和蚩尤曾经征战之地，首要的条件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地方起码有两种以上不同的人类文化族群或多个部落群体存在才可以，而且其中首要的是要有红山文化，否则没有黄帝文化的踪迹，黄帝之说从何谈起？所以，只要张家口有代表黄帝文化的红山文化遗存，同时也存在时间上与黄帝文化并不矛盾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就不影响对黄帝涿鹿之战观点的确立。至于炎帝和蚩尤目前是否也能归于已知的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笔者认为现在的研究虽有显露，但尚属探索阶段，有些观点在时间和源流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任何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各个文化之间的相互传播与融合，是一个强大古代文明得以形成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因为只有文化传播才有不同文化的交融，有交融才会使不同区域先进的科学技术相互吸纳，文化发展才有动力。多种文化间不断地相互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汇是使文明从弱到强，从多元走向统一，从而最终形成强大文明体系的必然过程。张家口特殊的地理位置构成了这里必然成为沟通、链接不同文化区文化交往的通道。因此，张家口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所起的文化沟通作用，对促进中国远古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和不可或缺的意义。正因如此，苏秉琦先生才把张家口为代表的冀西北地区称之为“中国古文化的三岔口”。地理上的“三岔口”，多是军事要冲和征战咽喉，文化上的“三岔口”，又多是文化碰撞交融之地，现代如此，古代也同样。张家口是中华史前文化的“三岔口”，是红山文化西进的必然通道，自然也是多种文化的碰撞之地。从这个角度看，史前的张家口就是多种文化征战、交往、融汇的前沿，而涿鹿就是这个前沿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历史上，人们很久以来一直认为中原是中华文明正统的发祥之地，中原之外的地区为蛮夷之所，既落后又不开化，当然不会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的出现应当源自春秋战国以后，特别是长城修建之后。当时，位居中原腹地的人们一直把居住于北方或南方的胡、狄、匈奴和各种少数民族看作异族，认为居住在那里的人们生产落后，物资匮乏，不讲礼制，不尊儒教，所以非正统，更不可能是中华文明起源之地。这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带有偏见的错误历史观一直影响了人们近2000年。二十世纪初，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出现之后，大量的田野工作使一些新的史前文明不断破土而出，新的发现让人认识到，中华史前文明的形成不仅在中原，而且在其它以前认为不是史前文化发达的地区同样有非常发达的古代文化。比如距今约7000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约8000到6000年前辽西地区的兴隆洼文化和红山文化，约5000多年前的杭州良渚文化，包括青铜时代以来的四川巴蜀文化、广西百越文化等等，其文明程度都出乎所有发现人的想象。这些发现渐渐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更让人们想象不到的是，这些所谓的非正统地区发现的文化，有的恰恰就是后来中华文明的主体之一。例如，商周青铜器的饕餮纹就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石峁文物上的人面纹；商周青铜礼器中的鼎和鬲，也可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北方地区的文化里找到同类器；良渚文化、半坡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刻画符号又使人联想到了汉字的起源；特别是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玉龙和以玉龙为代表的玉文化，更让人感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上述事例说明，中华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中华文明是远古时期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类群体共同创造，并历经长时间的历史交往融汇最终形成的，这是形成中华文明的文化之源，更是形成今天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基础。其中以龙为代表的黄帝文化，就是这些众多远古文化里最具代表性的，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的古文化之一。

二十世纪初，由于甲骨文的研究导致学界发现了商代的殷墟，之后，学界由商文化推导确认出了夏文化。从二十世纪中叶到现在，学界又从红山文化确认了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文化，这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学研究进展，让人们看到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史实不虚，司马迁黄帝涿鹿之战的记载不虚。学界今天依然锲而不舍越过几千年的历史长河追寻黄帝的足迹，实际是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源，中华民族的根，更是对中华文化的祭拜、崇敬和继承。笔者相信，随着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面纱一定会不断地揭示出来，中华文明的历史极有可能比人们现在认识的更早，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本文作者系原张家口市文物事业管理所所长、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导小组特聘专家）

编辑：帆帆

来源：河山新闻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