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史籍记载了不少史上的盛世，几乎每个朝代都有。
若是单看感觉还挺好，但放一块对比，就会发现：原来古人造势的功力更厉害，可以直接忽略大事件专为皇帝歌功颂德。虽然，清朝有一个康乾盛世，但若是翻翻当时账本，有个事实却绕不过去。康熙时期国库并不充盈，乾隆末期的钱都进了和珅的家，没有钱的国家怎么能造福于民众呢？
所以，也有人怀疑过贞观年间的真相，说：有外国友人来大唐时，他所见之处还不如前朝。战后初建，若是人口恢复的不快，城镇的活力是没有办法迅速复原的。因为，国家能稳步往上走的前提是，有能适应时代的体制，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人口数量。
若是了解初唐的政治体制，没准有人会大呼，这不是和现代某些国家很像吗？的确如此。先人们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一直在探索用何种制度。而初唐执行的就是“三省分权制度”，这就决定了当时朝堂权力相对平衡，皇权和相权不会此消彼长，使得大家能在一种相对民主的氛围中讨论工作。
在当时，中书省发布命令，门下省审查命令，尚书省执行命令。一个政令的形成，先由诸宰相在设于中书省的政事堂举行会议，形成决议后报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以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诏书发布之前，必须送门下省审查，门下省认为不合适的，可以拒绝“副署”。诏书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颁布，只有门下省“副署”后的诏书才成为国家正式法令，交由尚书省执行。
这种政治运作方式很有点类似现代民主国家的“三权分立”制，西方在十七世纪兴起的分权学说，李世民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运用于中国的政治体制，进一步说明了贞观王朝的文明程度是何等之高。
所以，那些谏官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批评李世民，而皇帝就得虚心听着，因为，制度保障了这个流程。以后，各朝代也有谏官制度，但是，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专门找错似的。那是因为，与之匹配的制度变了，执法和立法及行政上的权力没有分立，背后的原因就是：皇帝想专断。
其实，这种对比的结果显而易见，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政体会让这个国家更具有包容性，发展的空间更加多元化。所以，唐朝后来经济、贸易、文化以及科技等都是领先发展。甚至还有人说，那时的女性地位没准都比现在高。
虽然，那时女子就业一样很难，但相较于其它王朝，她们生活的氛围要宽松很多。
然而，皇帝说了算的结果，就会带来政策上的偏颇。其实，后来的安史之乱，就是朝政混乱的结局，而乾隆时代就出了一个超级有名的大贪官。因为，初唐的这种体制设立有效地避免了贪腐，所以，司马光在写这一段历史时，他发出了感慨：“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
虽然，司马光所在的时代，表面看着不错，但老百姓还是苦。不然，王安石不会那么执着于变法。当时，官吏队伍很是庞大，宋朝几任皇帝改革过官吏制度，但都没能刹住贪腐之风，反倒变本加厉。其实，原因很简单，从地主到宗室大家都抱成了一团，欺负的就是百姓。
因此，有了英明的*，再加上，构架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这个国家怎么都会走上快车道。那贞观时期的经济发展如何呢？对此，司马光也有总结，说：在贞观四年，那时的米价不过三四钱。但是，却有人对这个价钱进行了反驳，并拿出反证说这个价格不实，过于便宜。
其实，一般在比较时代时，购买力应是最好的参数。就拿现在说，100元在10年前买的东西相对要多一些，不排除在某些物品上有例外。司马光如是说，应是指在当时三四钱真的“值钱”。若是单纯理解米价只有那么点钱，这事对于国家发展也没什么好处。
再对比看下清朝的盛世年间，那时已经引进玉米、土豆这些丰产产品，人口相应也增长很快，但老百姓还是吃不饱。
这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土地兼并，找不到更好的解释理由了。这些就会带来大量流民，引发社会秩序动荡，使其很难和其乐融融的清平盛世相联系。不过，在皇权的社会中，要一贯执行这种“三权分立”的制度，有点难。因为，其要求皇帝有较高的自律性，明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家的江山。
但是，能有这种认识的实在太少，看后来朱元璋，他知道贪腐误国，所以，他对待官员很是小气，不仅霸着权不撒手，甚至，连宰相都不要了，宁愿自己拼命工作。
然而，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只会培养勾心斗角的朝政风气。因为，从皇帝开始就是带头夺权，而大臣也不会相让，所以，明代的大臣宁愿被打板子都要争口气。
但到了清朝，却是直接将官员踩于脚下。因为，那时有个特殊情况，满汉官员是站队的，大家都巴着皇帝希望能为自己说话，所以，皇帝便利用这点将大臣调教的和奴才一般。
试想一下，若是有初唐这个制度，大家相处的局面还会这样吗？
所以说，一个合适的制度才能维系一个国家的正常发展，这也是为何后来很多学者都高度褒奖贞观之治的原因。
因为，它不仅为盛唐时代开启了“海纳百川”的胸襟和高度，还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此外，权力不是不可以驾驭，而是在于如何规范它。
其实，每个朝代都有各自的政治制度，服务于当朝的统治。可是，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能被后世认可，是否能被后世朝代所运用，得到更长足的发展。
而唐朝，就是这样一个朝代。
参考资料：
【《旧唐书·太宗本纪》、《资治通鉴·唐纪》、《清史稿·卷十·高宗本纪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