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绘陶罐
仰韶时代中华文明在经历了满天星斗似的繁荣之后，距今4300年前后，文明进程出现转折，兴盛一时的长江、西辽河流域进入低谷，黄河流域崛起，在前一阶段城址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区域社会渐成实体，趋于成熟，呈现出“万邦林立”的景象。
此时，包括河套地区在内的北方石城异军突起，演绎了农牧混交带上的文明奇迹；而包括中原与海岱地区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在变与不变中，文化更加频繁地交流与融合，历史的步伐跨入了古国时代的晚期阶段。
陶鬶
提及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人们首先想到“薄如纸”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在这一时期不仅有黑陶，也有灰陶、红陶、褐陶、白陶等。其中，特别珍贵的白陶，用瓷土和高岭土为原料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见于陶鬶。
“鬶”最早见于1928年发现的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它有着长长的流口、把手和肥大的足部。得此称呼的依据是汉代许慎《说文·鬲部》：“鬶，三足鬴（釜）也，有柄、喙。”城子崖遗址出土的白陶鬶，通高30.5厘米，其最大特点是采用高岭土（即坩子土）烧制，整体形制宛若一只展翅欲飞的鸟。这种特有的仿生现象与海岱地区独特的鸟崇拜现象有关。此后，在全国各地，有数百处遗址出土了各式陶鬶，但专家们大多认为陶鬶的起源地是海岱地区。
龙山文化时期海岱地区陶器制作技术高超，尤其是快轮拉坯技术达到了空前水平，蛋壳黑陶杯成为陶器制作史上的绝唱。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的制陶业出现了专业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社会化生产水平相较以前有显著提高。此外，陶器、石器等大宗商品贸易发达，揭示出当时经济生活的繁荣场景。
“皇城台”
石构城址，作为我国史前城址的重要类型之一，主要分布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的黄河沿岸和河北西北部。近年来，以陕西石峁、内蒙古后城咀、山西碧村等遗址为代表的龙山时代城址新发现可谓“石破天惊”。
其中，石峁城址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发现了马面、瓮城、高大城门齐备的石筑城墙，结构复杂、高大宏伟的中心建筑——皇城台，以及大量精美石雕、玉器、骨器和陶器。城址周围发现大量不同层级聚落，形成完整的区域聚落群，可以说是中国北方早期“国家”的都城。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石峁城址内一处石砌台地的称呼，具体位于内城偏西中心部位。它是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石墙转角处为圆形。皇城台底大顶小，底部面积约24万平方米、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其上分布着房址、石砌院墙、“池苑”等重要遗迹。四围筑有护坡石墙，镶嵌精美石雕，石墙呈覆斗状。“皇城台”是内城和外城重重拱卫之核心，三面临崖，一面以“皇城大道”与皇城台门址相接，蜿蜒通向内城。
“皇城台”的一系列重要发现显示出遗址的核心区域已经具备了早期“宫城”的性质，其建筑结构奠定了中国古代以宫城为核心的都城布局，同时表明石峁在中国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中具有区域政治中心的作用外，可能还承担着宗教中心的角色，为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发展过程提供了全新研究资料。
帝尧都城之所在
中原地区是龙山时代黄河流域崛起的重要代表，既出现了融合四方的巨型都邑——陶寺，也发现了与海岱地区类似的城址群落。其中尤以陶寺遗址文明要素完备，筑城建宫、礼乐发端、王权彰显，进入了早期“国家”的行列。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南部的襄汾县陶寺乡，地处汾河岸边、临汾盆地。一般认为，陶寺遗址是尧都所在。有专家指出，陶寺是以“尧或尧舜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尧或尧舜也许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更多的是代表一个时代。尽管我们不能将某一个遗址与具体的“尧或尧舜”完全百分百对应，但百年中国考古学实践证明，那个时代确实是存在的。
到底如何证明这一点？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深入，考古的实证越来越充分与清晰。
陶寺遗址考古学年代距今4300多年至3900年的时间节点，与陶寺所处晋南“唐地尧墟”空间范围形成了时空之证；陶寺出土的龙盘、圭尺、文字扁壶、鼍鼓、石磬以及观象台遗迹等提供了与“尧或尧舜”密切相关的实物之证；陶寺的巨大城址、宫城宫殿、族群墓地、仓储作坊等都邑要素反映的文明形态与那个时代文明已成的状态相应；陶寺都城遗址以及周边100余处的陶寺文化遗址分布，与尧舜时代的早期国家及古都相适。
因此，陶寺是中华早期文明的典型代表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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