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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智士想要扬名、立业、建功、上位，途径相当有限，“将身货与帝王家”，赢得帝王的赏识，几乎是不二选择。危则能使之安，安则能使之强，强则能使之霸，许多时候，只需提供幻觉和假象就行，一旦龙颜大悦，智者何求不获？
很显然，他们想美梦成真，就不仅要具备灵活机敏的头脑、三寸不烂之舌和回春妙手，而且必须将帝王学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方可闪亮登场。
帝王学的尖端技术在于“借权”，其巅峰表现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久假不归，傀儡戏的牵线人便走上前台。
修炼帝王学的“四要”一要在“明目”。智者静观天下大势，捕捉要点和重点，透析疑点和难点。诸葛亮《隆中对》预言天下鼎足三分，充分显示了这位青年才俊惊人的眼力。曹操将汉献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随时可以颠覆汉室，却迟迟不肯篡位，也是看出火候未到，不宜操之过急。智者师心自用，最忌走眼，若见势不明，鉴人不准，则很可能痛失好局。
二要在“下心”。大头领礼遇奇材异能之士，竭诚网罗天下英雄豪杰，方能使勇者奋其力，智者竭其谋，愚者搏其命。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均发迹于卑微，他们能一统江山，成就帝业，礼贤下士的高光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三要在“利口”。“一言兴邦”、“利口覆国”这样的成语透露了个中信息。有人说：“一支笔，抵得过三千毛瑟枪；三寸之舌，重于九鼎之宝；一人之辩，强于百万之师。”智士修成利口，舌灿莲花，天衣无缝，其大忽悠就无往而不利。
四要在“辣手”。封建时代开国之君登基之后，就忙着剪除功臣，用铁扫帚收拾老伙计。他们打江山时礼贤下士，坐江山时翻脸不认人，这正好体现了帝王学的诡异莫测之处，术随时变，法无定法。须知，他们打江山时成功优先，坐江山时安全第一，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不可同日而语。
找准了对象即找准了方向范蠡和文种都是智者中的智者，他们看准勾践是位能够成就霸业的英主，故而为之效命，即使勾践战败失国，仅存五千甲士，困居会稽，卧薪尝胆，受尽屈辱，他们仍然不离不弃。
二十年后，勾践胜算在握，向吴王夫差摊牌，彻底洗刷失国之耻，夷平姑苏，称霸诸侯。范蠡、文种看不起威风八面的吴王夫差，却看得起失国忍辱的越王勾践，最终功成名就，足见眼力不凡。
公孙鞅在魏国只是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临死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说是若不重用即*之，以绝后患。魏惠王竟把公叔痤的遗言当成笑话。秦孝公志存霸业，重用贤才，公孙鞅闻讯后赴秦面试，先以帝道、王道试探，不进油盐，终以霸道见用。君臣相契，富国强兵，秦国遂以僻远之国一跃而为群雄之首。公孙鞅因封地在商于是被称为商君、商鞅，实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改革家。
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他的学说讲求“捭阖”、“反应”、“忤合”、“揣摩”和“权谋”，这无疑是帝王学的标准胚胎。苏秦、张仪学成下山，从理论到实践，举步维艰，在事业上均遭遇挫折。
但失败是成功之母，苏秦最终以合纵策略说服了燕文侯，并因势利导，相继说服赵肃侯、韩威侯、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组成六国军事联盟，对抗强大的秦国。
苏秦下得最妙的一步棋是故意当面折辱师弟张仪，然后暗地里派人将张仪护送到秦国，为他铺平道路，张仪果然没辜负苏秦的厚望，成为了秦国的丞相。师兄合纵，师弟连横，一个“做多”六国，一个“做空”六国，双簧好戏，热闹非凡，荣华富贵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两人威风八面，张仪的表现尤其出色，竟可以收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奇效。
儒家学说堪称广义的帝王学，然而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孟子游说梁惠王和齐宣王，也是对牛弹琴，以失败而告终。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王道滞销，霸道横行，儒家学说力主仁义，不被诸侯、诸王待见待听，完全合乎逻辑。
汉朝初期，与民休息，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占据上风。及至汉武帝，其做大做强的雄心昭然若揭，董仲舒把握时机，以天人感应酱制儒家学说，极合汉武帝的胃口，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余年，独沽一味。儒家学说被反复改造，理所当然地荣升为正牌的帝王学，孔子、孟子被捧为至圣、亚圣，文庙里的冷猪头肉便很少断供。
风险难以把控为学不精，难以成才；持术不慎，危及性命。帝王学是一柄见血封喉的双刃剑，操持帝王学的顶尖高手乘时而起，顺势而为，确实能够称帝封王，出将入相，但很多人无法把控其风险，往往死无葬身之地。
修炼帝王学能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的表现特别值得称道。功成之日，他弃官远引，泛舟五湖，嗣后成为天下首富陶朱公，以聚财散财为乐事。他曾写信提醒好友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可惜文种执迷不悟，殊不知，其“破吴九术”只用三术，尚剩六术，这正是文种的取死之道。
挟持帝王学以为利器，最终却以身殉道的高人，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吴起强鲁、魏，最终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被乱箭射死。吕不韦立主定国，拜秦国丞相，然而一招（他将嫪毐送给赵姬做男宠）不慎，满盘皆输。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功勋盖世，算度无人能出其右。然而他贪恋富贵，竟与胡亥和阴险奸恶的赵高结盟，矫诏害死公子扶苏，风险失控之后，三族诛夷和秦朝灭亡的悲剧就铁定上演。晁错是汉景帝信任的智囊，其削藩主张顺应历史，然七国举兵，以清君侧为借口，死对头袁盎一言，晁错即沦为替罪羊和冤死鬼。景帝深惜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伴君如伴虎，玩火必自焚。帝王学是一柄淬毒的双刃剑，它见血封喉，既能伤人，也能伤己，风险极难把控。
帝王学穷途末路晚清文豪王闿运一生修炼帝王学，欲做帝王师，可是他费尽口舌，也没能说服曾国藩，以湘军覆清，取而代之。其弟子杨度急功近利，颇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气概，曾致书友人，大言不惭：“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
1903年，章太炎被囚禁于上海西牢，写诗讥讽杨度，其中两句为“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
民国初期，杨度将帝王学包装成光鲜无比的君主立宪论，孤注一掷，牵头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
杨度昧于时势，异想天开，他认为袁世凯能够成为德皇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样雄心勃勃的有为明君，他可以效仿铁血宰相俾斯麦、伊藤博文，成就一番伟业。为了捞足政治资本，杨度擅自在劝进书上代恩师签名。
王闿运年逾八旬，却并不糊涂，他劝杨度不可犯下常识性错误：“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王闿运致信袁世凯，也婉言劝导后者打消称帝魔念：“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袁世凯正在乐颠颠地试穿龙袍，这种逆耳之言，哪里听得进去。
王闿运崇尚风骨远胜过重视利禄，就算他要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绝对不肯沿街叫卖。杨度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政治操盘手，他走的是一条黑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尽管这位虎禅师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勇气，但与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毫不相干，最终沦为洪宪丑剧中的“扛尸人”，可哂复可悲。
诚然，帝王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它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方向。有人说，这门昔日的显学早已过气；有人说，帝王学死而未僵。不管怎样，它要借尸还魂，绝对千难万难。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
本文原载于2015年11月2日北京日报。
来源：北京日报 | 作者 王开林
编辑：袁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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