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还有米兰·昆德拉，这一批出生于二十世纪的作家，开启了法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时代，所谓萨特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文字显示出炫目的力量，它在延续一种以性感对抗死感的法兰西文学神话。他们，建立了属于现代的文字传奇。
而作为读者，我们该怎样走近这些像“魔法师”一样的文学家？怎样阅读如“迷宫”一般的法国现代经典文学？
7月20日，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院长、翻译家、作家袁筱一携新书《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来到作家书店，与作家孙甘露、主持人叶沙一起，为读者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国文学课”，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
7月20日，袁筱一与孙甘露、叶沙共谈二十世纪法国文学经典与私人传奇。全文供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9位作家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隅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下文简称《文字传奇》）初版于十年前。2005年，袁筱一在华师大开设法国现代文学的通选课，《文字传奇》初版中90%的内容源于当时上课的内容。
“现在回想起来，上这门课时也可能是年轻，体力好，激情满满，很投入的一种上课状态。”每次上课前，袁筱一会准备讲稿提纲。比提纲更重要的是当时大量的阅读。她坦言，其实在上课之前，她更多的时间是花在阅读而不是写作上，那是她非常享受的两三年。
“除了热爱，就是热爱。到后来想到了出版，包括今天的再版，都是为了能和更多的人分享当时的这份激情。”
《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于今年5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今年5月，《文字传奇》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在修订时，袁筱一有意尽量保留了十多年前的认识、立场和心境。在她看来，当时在人生某个阶段与文学相遇产生的或欣喜，或悲伤的鲜活情绪，放到现在是不会有的，那是一种毛糙却又真实的状态。
她在再版序言中写下：“我还是无条件地信仰语词，语词的决定性，语词的力量。纵使十年间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这一点点初心终究没变”。
在《文字传奇》中，袁筱一选择了萨特、波伏瓦、加缪、杜拉斯、罗兰·巴特、萨冈、罗布-格里耶、勒克莱齐奥、米兰·昆德拉这9位作家。目前在世的只有勒克莱齐奥和米兰·昆德拉。
袁筱一说：“他们不能代表20世纪的法国文学，只能呈现20世纪法国文学的一小部分。选择他们首先出于一条稍显 ‘愚蠢’的标准：他们都出生于二十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萨特的时代。从萨特开始，其他人或多或少受到了萨特的影响或站在他的对立面。因此，这本书的选择集中于在二十世纪中叶达到高峰的一批作家。”
而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还在于历经时间的沉淀与考验。《文字传奇》中最年轻的作家就是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勒克莱齐奥。而诸如普鲁斯特、尤瑟纳尔这些作家没有入选是因为“太过重要”。袁筱一说：“正因为他们太重要了，我没有办法按照当时每周两小时的时间、每两周一位作家的频率去讲。”
可以肯定的是，选择这九位作家，不完全是站在学术的角度。
从作家性别看虚构的不同使用
叶沙评价，这本书充斥着袁筱一丰沛的个人经验和金句凝结，比如这一句：“男作家和女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男作家总是在他的虚构中不留痕迹地推出自己，而女作家却是在关于自己的描述中不留痕迹地进行虚构。”
“法国文学是特别能谈到性别的文学。”孙甘露举例杜拉斯和萨特。杜拉斯是一位传奇女作家、导演，她的创作很大程度上是在人生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虚构。“她一生的写作都含有早年的经历，包括后面写的《广场》、《卡车》，为电影创作的剧本都是如此。”
至于男作家，孙甘露认为更严格的表述应当是“写作既是在虚构中推出自己，也是退出自己”，两者兼而有之。比如读者很难在萨特的小说中看到他个人经历的影子。“像《恶心》这部作品，即使他写的是个人经验，呈现的时候个人经验也并不会凸显在最重要的部分。”
袁筱一回应道，虽然虚构是写作的基本要素之一，但不同的虚构方式还是暴露了作家们的性别差异。以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为例，这部作品详细描绘了二十世纪战后法国知识分子的群画像，这幅画像非常真实，真实到甚至可以代入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正是因为“代入问题”，这部作品受到加缪严厉的指责和质疑。
袁筱一多年从事法语文学及翻译理论研究，主要译作有《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杜拉斯传》《生活在别处》《阿涅丝的最后一个下午》《法兰西组曲》等。
究其原因，就在于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对虚构这种写作方式的本质理解存在差异。在袁筱一看来，虚构的本质不在于作品和真实生活的相像程度，不是和现实生活的距离有多远或多近。
“在男性的文学话语体系之下，人们似乎能看到更为宏阔的、本质性的、更具社会意义的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像萨特这样的男性哲学家、小说家，想做的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主张去说服别人。”
袁筱一说，作为那个时代“知识介入”的代表，萨特仍然相信知识分子或者说精神力量可以引领世界、改造世界。“而女性写作者则不同，个人经验只是她们的起点。从个人经验出发，她们的眼光仍是社会和世界的。人们对杜拉斯最大的误解就是她只是一位爱情故事的写作者，但她其实关注一切社会现象，她的作品关注战争、贫穷、贫富差距、殖民地问题等等，她是无所不包的。”
换言之，女性作家从个人经验出发，抵达普遍。男性作家正相反，从普遍出发，抵达自我。袁筱一说：“两相比较之下，我说了那句话。所谓的推出自己，就是认为自己的主张是唯一对的、可行的，是可以引领这个世界的。这或许也是男人极端自恋的呈现。”
20世纪法国文学与19世纪有何不同
大多数读者更熟悉的是19世纪法国文学。“法国小说确实是在19世纪达到高峰，有雨果、巴尔扎克等等。而且中国20世纪作家其实更多受惠于法国19世纪的作家。”
袁筱一说：“19世纪法国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描述。而20世纪的法国文学从根本意义上颠覆了这个任务。20世纪的法国作家普遍认为，写作的任务已经不再只是在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描述、总结、提升或者以此为基础建构一个更美好的理想社会。至少对于现实的描摹，不再是文学唯一的任务。”
“19世纪小说是非常清楚的，很讲究情节。比如《巴黎圣母院》不会无端出现一个细节，一定之前埋下过伏笔。19世纪小说也很讲究人物，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人物都极其具有代表性。以至于大家说到雨果笔下的小说人物，脑海中马上能出来。还有诸如 ‘真善美’这样的主题，也是19世纪法国文学中的关键要素。”
20世纪文学相较于19世纪文学的第二个差别就在于，那些关键要素被废除了。袁筱一举例：“比如情节，如果指望在罗布-格里耶的小说中读到所谓有用的细节，你可能要失望。也许同一个细节，放在雨果那有用，但到罗布-格里耶那里完全没有下文。20世纪的法国文学废除了主题，废除了情节，甚至废除了时空顺序。唯一没有废除的，可能只有人物，只是那时的人物也起了很大变化，不再具有身份意义上的典型性了。”
第三个差别则是对作家位置的处理和个人代入问题。袁筱一称，读者在阅读19世纪小说时，通常能够清晰感觉到作者的存在、作者的立场、作者的主张和向往。而到了20世纪小说，到了罗布-格里耶，出现了所谓的“零度写作”，就是指作家在创作时不掺杂任何个人想法，完全隐匿掉作者的主观存在，使读者见不到作者本人清晰的立场和情感。
“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不存在，是有意客观化了这个存在，也不是缺乏情感，而是将澎湃饱满的情感降至冰点，使写作者得以客观、冷静、从容地抒写。”袁筱一还补充道，“当然，20世纪的写作是多元的写作，比如还有波伏瓦这样的写作，有非常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写作，也有非常个人化的写作。”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总结20世纪法国文学，许多文学史家会用“困难”。袁筱一解释道：“ ‘困难’就是不好读的文学，无论这个不好读是因为什么造成的，当然也和读者自身的文学趣味有关。我首先把自己也看成是个读者。我只是想说，这本书或许给大家提供一个不那么困难的走近他们的方式，大家完全有权利喜欢或者不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