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的「女先生」（校花的守护神）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我们想动情讲一讲

清华园里“她们”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们光芒四射

我们称她们为

清华园的“女先生”

她们才华横溢，怀揣梦想

她们爱国奉献，温暖善良

她们的故事生动纯真

如同这个美好的春天一样

当年，她们如何在清华园学习生活？

又有怎样鲜为人知的趣味故事？

让我们走进岁月长河

从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女生开始

寻找她们在清华园留下的印记

清华历史上第一批入校女生

早在1921年前后，清华内便有关于“清华男女同校”的呼声，然而仅议却未行。直到1928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改清华为国立大学。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务改进委员会，上书新任校长罗家伦，建议招收女生。罗家伦答应了此项要求，但是在他到校时，招考期（9月）已过，于是罗家伦决定在10月份举行第二次招生，并开始招收女学生。——清华的“女禁”自此开放。

当时清华男女同校的第一级只有十几位女同学，在全校同学中极是稀少，故曾一度被同学们视为“稀宝”。这批入学的同学被称为“第四级”，有同学专门写了首《四级级歌》：“春来大地兮遍紫黄，共坐春风兮男女一堂，男女一堂兮吾级始创，始创，始创，吾级之光。”

初招女生时，清华还没有专门的女生宿舍。女生专用宿舍建成前，古月堂就成了暂时的女生宿舍。1932届校友欧阳采薇女士曾回忆：“工字厅后面的荷花池，冬季成为天然溜冰场，离女生宿舍古月堂很近。那年冬季，我和黎宪初时常一起去溜冰。”

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的清华女生们沉浸于清华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也体验着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这些女生中就有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女先生”。我们选取了不同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女先生”，或许大家知道她们后来在各领域的成就，而她们当年和这个园子，却有说不完的故事……

林徽因：“她就是中国一代才女”

“院落周围砌筑低矮的砖垛略作围护，四周花木扶疏，阳光自林荫间透过。”

这里是新林院8号，也是林徽因、梁思成在清华园曾经的居所。两位先生搬到这里，依然保留了北总布胡同时“午后茶聚”的习惯，每天下午4点半开始，金岳霖、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陈岱孙都来到这里，还有一些建筑系的教师。现在很难想象他们当时谈话时的热闹，“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林徽因是主角。”

林徽因总有不竭的奇思妙想。这是他们一天最快乐的时光。“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叶公超在酒席上忽然沉默了，梁宗岱一进屋子就闭拢了嘴，因为他们发现这位多才多艺的夫人在座。杨金甫（《玉君》的作者）笑了，说：‘公超，你怎么尽吃菜？’公超放下筷子，指了指口如悬河的徽因。一位客人笑道：‘公超，假如徽因不在，就只听见你说话了。’公超提出抗议，‘不对，还有宗岱。’”李健吾后来这样回忆道。这就是那个年代那群可爱人间的趣事。

1948年末的一个晚上，政治学系教授张奚若带着两个解放军代表登门请教梁林夫妇，诧异又惊喜的他们为解放军代表绘制了保护北平文物建筑的目录。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热情地投入到了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中。那时，女儿梁再冰记忆中的新林院8号客厅，“到处是红、金两色的国徽图案，沙发上、椅子上摆满了国徽”，“感受到家中浓重的‘国徽氛围’”。

胡适曾说：“林徽因就是中国一代才女。”而见证与凝聚了一段传奇的新林院8号，也因与梁林夫妇、与新中国建设的特殊情缘，多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意义，给后人留下无尽的追思与遐想。

陆士嘉：爱国情深，质本洁来还洁去

清华园胜因院23号，记录了陆士嘉和张维这对为中国力学学科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夫妇爱国情深的一生。

1946年，阔别祖国9年之后，夫妇二人回国。应清华大学钱伟长的邀请，陆士嘉和张维携子女于次年秋天来到清华开始他们的从教生涯，结束了他们漂泊的生活。

陆士嘉曾师从流体力学之父、边界层理论创始人普朗特教授，是其唯一的亚裔女博士。因为“夫妇不能同时任教授”的不成文规定，陆士嘉到清华后先在水利系担任工程师，解放后被清华大学航空系聘任为教授。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她和清华航空学院参与组建北京航空学院，她也是我国第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在胜因院23号，夫妇俩过着“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简朴生活。镶嵌着周总理照片的银色镜框，是客厅里的唯一装饰。虽然自己过得相当简朴，但他们却经常接济亲朋好友和帮助素昧平生的人。十余年间，他们的生活充实而幸福，家中时时传出欢声笑语。

夫妇俩都有着“一心报国，身先士卒”的品格。20世纪80年代，70多岁的陆士嘉仍然热心于生物流体力学的发展，并参与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有关空气动力学的条文。由于常年过度劳累，陆士嘉患上了心脏病。即使在住院期间，她还坚持审阅论文、指导学生，直至1986年溘然长逝。

2001年张维病逝，夫妇两人骨灰合撒于圆明园荷花池内，正是“质本洁来还洁去”。

杨绛：淡泊澄明，唯留一颗赤子之心

清华早期的女学生之一杨绛，她的爱情故事，正是发生在清华园古月堂。

1932年3月初，杨绛与钱钟书在古月堂初见，杨绛眼中的钱钟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杨绛后来在文章中写到：“偶然相逢，却好像姻缘前定。”他们侃侃而谈，钱钟书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坠入爱河）了。”

1950年清华校庆日，杨绛、钱钟书与女儿钱瑗摄于新林院寓所。

杨绛“三进清华”和清华为钱钟书“两次破格”的佳话都已广为人知，对他们的女儿钱瑷来说，清华园是她童年美梦的摇篮。“我们一家三口都最爱清华大学。”杨绛曾说。

杨绛与清华同龄，冥冥中与清华结有不解之缘。她情牵清华、关爱学生，无偿捐赠母校并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她才情横溢，是许多人眼中百年罕见的“奇女子”，却又豁达简朴、淡泊澄明，唯留一颗赤子之心。她身上烙印着历史的年轮，完整而深刻地经历了中国现当代以来起伏跌宕的民族历史，仰赖高寿与丰赡的著述，使她成为百年历史最具画面感和最有说服力的见证者之一。

王明贞：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

她出身名门望族，家中兄弟姐妹6人均出身清华，是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

她还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在布朗运动理论方面研究的论文至今仍被视为该领域的权威性文献之一。

她的名字叫王明贞，一生献身物理领域。

1954年，王明贞与丈夫俞启忠在旧金山手捧回国申请材料

刚刚回到祖国的王明贞在留学生工作志愿表上写下了 “服从分配”四个字。很快，她被教育部分配到清华大学工作，自此开始了她十一年的清华从教生涯，她也成为清华大学最早聘任的女教授之一。

当时，理论物理的四大力学被学生称为高深难学的课，王明贞针对学生的情况，组织新的课程体系，突出重点，删繁就简，结合自身研究工作的体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使学生掌握相关知识。

她备课极其认真，对每一个公式、每一项系数都要经过自己的推导和检验，并鼓励学生和她平等地讨论。“我是认真备课的，从来没有在课堂上说过一句废话。”这是王明贞对自己十一年清华从教生涯的评价。

王明贞和丈夫俞启忠一生简朴、爱国奉献，他们曾在生前相约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老伴去世后，王明贞便很少出门，只在天气暖和的早晨到户外晒晒太阳。她平日坐的藤椅还是1955年回国时买的，40多年了，几经她亲手修补，还算结实。

王明贞一生都在 “修修补补”，乐观、坚持地“修补”。就如同她自己所说的：“记忆就像一条线上的珠子，珠子总是存在的，只是有时线断了。”

何泽慧：“中国居里夫妇”的女主角

1932年，何泽慧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与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环。”

何泽慧随身带了两元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来到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没想到，报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却考中了清华，并进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清华大学从1928年才开始招收女生，全校女生寥寥可数。物理系1932年入学的28人中，女生5名，非常惹人注目。清华的学习格外繁重，最终只有10人顺利毕业。毕业时，何泽慧毕业论文获得全班最高分——90分，与她的同班同学，也就是后来的丈夫钱三强并列第一。

钱三强何泽慧夫妇为清华同班同学，两人都是爱国科学家

毕业后，两人分别出国深造。1946年，何泽慧与钱三强结婚。夫妇二人志趣相投，在研究铀核裂变中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打破了关于铀核“二分裂”的结论，发现并证明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的现象，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二战后他的实验室第一个重要的工作”。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但此时，夫妻二人却毅然选择回国。

何泽慧是中国原子能物理事业开创者之一，她以满腔的热忱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积极推动了祖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

常沙娜：永远的敦煌

她的名字是里昂的一条河流。

她的根在敦煌。

出生在法国里昂索纳河河畔的常沙娜，受有“敦煌守护神”之称的父亲常书鸿先生影响，从早年起，就与茫茫沙漠里的千年敦煌结下不解之缘。

少女时的常沙娜，是这样跟随父母举家前往敦煌的——一个多月的卡车颠簸，半路冻得受不了换上皮袄毡靴，最后坐着木轮牛车抵达。寒冷与荒凉，是敦煌留给常沙娜的第一印象，但同样印象深刻的，是父亲常书鸿决意保护敦煌的积极和乐观。

1951年，常书鸿将敦煌研究所常年临摹的作品带到北京展览。常沙娜受父亲所托，陪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参观了展览，并由此结识了她在艺术设计道路上的引路人——林徽因先生。在清华大学营建系，常沙娜作为林徽因的助教，与同事一起对传统的工艺品景泰蓝进行设计上的改进，融入敦煌的图案，也使之更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忆及这段往事，常沙娜说：“是林徽因决定了我将自己的终身献身给艺术设计和教学。”

从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到宣武教堂彩色玻璃窗的大胆创新，从再现敦煌盛唐彩塑的香港志莲净苑佛像到呈现自然生命之美的花卉写生，常沙娜在数十年的艺术设计和创作中洒下一路芬芳。

常沙娜曾说：“要有思想准备，要奋斗，要面对现实。要爱国，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绝对不要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我们的血脉是中华民族的。”

钱易：教书环保=一辈子

她在清华大学教了近60年的书。她也是新中国第一代环保人，自从一脚踏入这个领域，就是一个甲子。她是学者钱穆的女儿，但她却从不希望自己被父亲的光环庇佑。

她是钱易，关于她的故事，可以写成厚厚的几大本书，也可以浓缩为最简单的一个等式：教书环保=一辈子。

“做环境事业的人，有点像堂吉诃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虽然可能一生中都没有办法看到目标实现，但依旧不改初心。”

钱易与环境保护的缘分，已持续60多年。低耗废水处理、水污染监测、水资源保护、清洁生产、循环经济……她关注着这些问题，青丝变白发。

钱易的家，是广为人知的无锡钱家，素有“一家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美誉。她自小就在母亲的感染下，对当老师有了特别的热爱。

还有几位老师对钱易的从教影响颇深：在同济大学求学期间的胡家骏先生，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陶葆楷先生，以及清华大学的顾夏声先生。

钱易很谦虚，极少提起自己，唯独谈到学生时，话才会变多。“我跟学生关系很好，而且学生对我也很好。”钱易爱吃红烧肉，有一位学生就给钱易送过一碗自己做的红烧牛肉。“他现在已经是教授了，不过我们还像很久以前一样。”钱易笑着说。

钱易备课一丝不苟。课上，她总是笑眯眯的，一堂课讲完，连水都不喝一口。

“只要还有力气，还有精神，就不能从讲台上下来。”

朱凤蓉：惊天动地的青春化作灯火

朱凤蓉回忆，1964年10月16日，在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当时我还是大四的学生，已经躺在床上了，就听到楼道里突然喧哗起来，我们当时立刻从床上跳下来，那个高兴呀……”

那天晚上，大家都聚集到大礼堂前面的空地上欢呼。作为工物系的同学，她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朱凤蓉的校友、未来的丈夫张利兴在毕业时丝毫没有犹豫，奔赴新疆马兰核试验基地。等朱凤蓉毕业后，她也选择追随爱人和理想。那年她26岁，一个人带着两箱课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前往张利兴所在的部队。下了火车，还要在“颠得人能跳起来”的“搓衣板路”上，半蹲半坐半站地坐7个小时的汽车。

虽然艰苦，但他们义无反顾。曾经的空中核试验取样困难，空军驾着飞机，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蘑菇云，在烟云燃烧的短短几分钟里把物质取回来给实验员分析诊断。当时的仪器设备灵敏度不够，为了“对得起取样的飞行员”，朱凤蓉没日没夜地做实验。“连续作战下她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白血球降到2000，眼睛白内障。”回忆及此，张利兴满是心疼。在青春埋藏的苍凉戈壁，他们依靠志同道合的默契给彼此温暖。朱凤蓉回忆说，“也不是只有艰苦，也很美，有雪山，也有蓝天。”

“有机会参与到共和国的成长中来，我们是幸运的。”朱凤蓉说，“我们搞的是看不见的刀山火海，这个事业，决定了我们是在大漠奋力地拼搏，在戈壁默默地生活。*是惊天动地的事，做的是隐姓埋名的人。”

如今，从戈壁归来的张利兴和朱凤蓉，都已经成为了少将。这对将军夫妻，依然习惯简单的军人生活。那些惊天动地又隐姓埋名的青春化作灯火，留在记忆的远方。

陈薇：一见钟情，从容幸福

陈薇一直清晰记得，当年自己从清华毕业时的画面：“1991年4月，一个春雨绵绵的早晨，一辆军车把我从清华园载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开始了我携笔从戎的军旅生涯。”

弹指一挥间，“如果说我今天做出了一点成绩，这是与当初的选择密不可分的，我始终认为，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如果能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结合得越紧密，得到的支持越大，发展的空间越大，个人才华就能充分得以展示，个人价值才能被高倍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