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1910年9月1日日记载：
夜，刘聚卿送小忽雷来观，乃二弦琵琶，木坚如紫玉，龙首凤臆，腹蒙以皮，中空，有脐，孔上安小床以架二弦，颔有翠玉为槽，架弦而衔于龙口，口中含珠，走而不落，雕镂精绝。颔有篆文“小忽雷”，项有文曰：“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横安象牙柱二支，刻孔东塘五绝二首。桂未谷《小忽雷记》：“忽雷即鳄鱼，其齿骨作乐器，有异响”是也。又《小忽雷传奇》二部，一乃刘燕庭钞本，一乃聚卿假于缪小山者，有桂未谷一记。又《天发神谶》一函，精拓。
刘承幹民国二年（1913）十月二十六日日记也说：
聚卿出示各种古器，若岳鄂王砚、司马温公玉印、赵忠毅公铁如意，又出唐乐器大小忽雷，形似琵琶，两弦龙首象柱，背饰朱漆，颇古雅，聚卿二妾亦以大小忽雷名之，自称枕雷道士，亦佳话也。
刘聚卿即刘世珩，安徽贵池人，清末民初藏书家、刻书家。这两条日记记叙了他把自己所购的大小忽雷给好友观赏的事情。双忽雷，据称是唐代乐器，今存于故宫博物院，其流传史事可谓极具传奇性，而它们在近现代的流传，绕不开刘世珩这一关键人物。
刘世珩喜好收购古籍、金石与古器物，日记中的记载亦可见一斑。但古董造假之风气古已有之，双忽雷自然也有作伪的可能。那么，双忽雷的真伪到底如何？笔者对器物本身所知甚少，无从判断，但从文献记载来看，此二种乐器实大有可疑。
“臣滉手制恭献”中，“滉”即唐朝士人韩滉。首先检阅两《唐书》中韩滉的传记。《新唐书·韩滉传》有一句“好鼓琴”，但从《旧唐书·韩滉传》与顾况所撰行状来看，并无明确证据说明韩滉好鼓琴，只提到韩滉有书画方面的爱好，且造诣很高。那么这句“好鼓琴”到底源自何处？
钱易《南部新书》载：
韩晋公在朝，奉使入蜀，至骆谷，山椒巨树，耸茂可爱，乌鸟之声皆异。下马以探弓射其颠杪，柯坠于下，响震山谷，有金石之韵。使还，戒县尹募樵夫伐之，取其干，载以归，召良工斫之，亦不知其名，坚致如紫石，复金色线交结其间。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名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便殿德皇言乐，遂献大忽雷，及禁中所有，小忽雷在亲仁里。
韩滉与乐器、音乐直接相关的材料，现存文献中相当稀少，恐怕《新传》作者是看到了这条材料，将其附会成韩滉“好鼓琴”，这也体现了《新唐书》好采用笔记小说并加以改写的修史路径。但这则材料其实疑点重重，循着《南部新书》的记载，有必要考察韩滉有无入蜀经历，也有必要考证现存小忽雷上所刻的“臣滉手制恭献，建中辛酉春”这句话。
建中辛酉即建中二年（781），查《资治通鉴》相关记载，代宗大历十四年：
十一月，丁丑，以晋州刺史韩滉为苏州刺史、浙江东·西观察使。
德宗建中二年：
六月庚寅，以浙江东·西观察使、苏州刺史韩滉为润州刺史、浙江东·西节度使，名其军曰镇海。
可见从代宗大历十四年开始，韩滉就一直在江浙担任藩镇长官。身为一镇观察使，势必无法擅离职守，故而他绝无可能在“建中辛酉”入蜀并传奇性地获得大小忽雷。通观韩滉本人的传记文献，亦无入蜀之事，很有可能他一生从未到过蜀地。《旧唐书·韩滉传》仅提到韩滉在安史之乱时（至德初）“以道路阻绝，因避地山南”，但山南多指秦岭以南的汉中一带，与蜀地毫不相干。可见所谓的韩滉入蜀根本就是子虚乌有、附会出来的事情。
韩滉之后，唐代尚有《乐府杂录》提到了双忽雷：
文宗朝，有内人郑中丞，善胡琴。内库有二琵琶，号大小忽雷，郑尝弹小忽雷，偶以匙头脱，送崇仁坊南赵家修理。大约造乐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赵家最妙。时有权相旧吏梁厚本，有别墅在昭应之西，正临河岸，垂钩之际，忽见一物浮过，长五六尺许，上以锦绮纒之。令家僮接得就岸，即秘器也。及发开视之，乃一女郎，妆饰俨然，以罗领巾系其颈。解其领巾，伺之口鼻有余息，即移入室中，将养经旬，乃能言。云是内弟子郑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内官缢*投于河中。锦绮，即弟子相赠尔。遂垂泣感谢，厚本即纳为妻。因言其艺，及言所弹琵琶，今在南赵家，寻值训注之乱，人莫有知者。厚本赂乐匠购得之，每至夜分，方敢轻弹。后遇良夜，饮于花下，酒酣，不觉朗弹数曲。洎有黄门放鹞子过其门，私于墙外听之，曰：“此郑中丞琵琶声也。”翊日，达上听。文宗方追悔，至是惊喜，即命宣召，乃赦厚本罪，仍加锡赐焉。
《乐府杂录》中梁厚本与郑中丞的爱情故事颇具戏剧性，且并未提到韩滉与双忽雷有何关联，只说当时“内库有二琵琶”。《南部新书》撰成于北宋，笔者怀疑现存的“建中辛酉春”字样是后世好事者因《南部新书》之记载附会加刻，而双忽雷的渊源也随之淆乱。
上述两条史料都提到了双忽雷，但两位作者并没有直接见到此物。此后双忽雷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无人问津，直至清代康熙年间又“重出”于世间。
康熙辛未（康熙三十九年，1691），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北京购得小忽雷，自云“康熙辛未，余得自燕市，盖其小者。质理之精，可方良玉，雕镂之巧，疑出鬼工。今八百余年矣。频经丧乱，此器徒存，而已无习之之人。俗艺且然，伤哉”，并作诗二首镌于其上（即郑孝胥所云“刻孔东塘五绝二首”）：
古塞春风远，空营夜月高。将军多少恨，须是问檀槽。
中丞唐女部，手底旧双弦。内府歌筵罢，凄凉九百年。
孔尚任笃信《乐府杂录》与《南部新书》的记载，感动于郑中丞之事，根据本事与顾彩合撰《小忽雷》传奇，并掺入《琵琶行》的元素，小忽雷的故事在“层累”中被不断加以塑造、传播。
东塘殁后，此物之流传历历可考，各类笔记小说互有传抄，以《清稗类钞》最为详实：
东塘殁，为王斗南观察所得，以转赠孔泗源太守，而又曾为成哲亲王所藏，后归汉军继莲龛方伯昌。嘉庆庚辰夏，莲龛自桂林寄赠刘燕庭方伯。未几，而燕庭嫁女于卓氏，遂为卓所有。海帆相国筑小忽雷斋以藏之。久之，亦不能守。光绪丁酉，李文石观察葆恂曾见之于都门厂肆，索值千金。寻为贵池刘葱石参议世珩所得，时葱石方官京师也。
“东塘殁，为王斗南观察所得，以转赠孔泗源太守”的史源为桂馥《晚学集》，桂馥曾亲见此琴并题跋，这一流传过程当属可信，但他还提到“唐文宗朝，韩滉伐蜀”，已将韩滉入蜀得琴与文宗朝郑、梁的故事混为一谈，唐文宗时韩滉去世已久，从侧面也可看出双忽雷故事在后代的畸形歪曲。
刘世珩于宣统二年（1910）购得所谓的“小忽雷”，不管此琴是否与韩滉有关、是否为唐代古器，至少其在清代辗转流传，最终到了刘世珩手中，这一点并无疑问。为纪念这一段奇缘，刘氏将《小忽雷》刊刻出来，收入自家暖红室所刻的《汇刻传奇》丛书中，并为之撰写跋文，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顾余以小忽雷迭经劫火，并未遗失，则大忽雷或尚存人间世，不能恝然忘也。
他对大忽雷念念不忘，于同年冬天，竟出人意料的在大兴琴肆蕉叶山房主人张瑞山处觅得了“大忽雷”，这也是他“古今双玉海，大小两忽雷”一联的由来。刘世珩坚信双忽雷为货真价实的唐物，但笔者已通过文献进行辨伪，而在同一年又找到大忽雷这件事也十分蹊跷，实在难以凭信。前文已述及小忽雷的收藏源流，而出自张瑞山家中的这一大忽雷，检阅现存文献，未发现任何明确的流传记载。许多文章常引用杨维桢《谢吕敬夫红牙管歌》诗序中的“吕云度庙老宫人所传物也。沧江泰娘，盖敬夫席上善倚歌以和予大忽雷者”来证明大忽雷在宋元有流传，但其实这里提到的“大忽雷”未必就是刘世珩寻觅的唐代大忽雷，且忽雷本为乐器名，并非特指唐物，而“度庙老宫人所传物”实指“红牙管”，前人对此多有误读，特辨析之。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刘世珩所得双忽雷并非唐物，更与韩滉无关。正如旧时藏书家将后世版本当作宋元本以标榜自身藏书之精一样，大小忽雷如被宣传为历史悠久、故事曲折的唐代古器，自然可博人眼球。不少清末民初遗老遗少都对此深信不疑，如王闿运光绪三十一年（1905）见到小忽雷拓片后，作《琵琶仙》词云：
马上胡笳，更安、史乱后，琵琶凄切。谁道经画江淮，繁华未销歇。檀槽手制，几回看，柳花如雪。元相征歌，李謩擫笛，长自呜咽。 想秦、蜀，流落千年，又新染、桃花扇边血。多少玉颜漂泊，叹腥膻宫阙。只一曲、逤逻沙尘，把古今、积恨弹彻。说甚叶氏韩家，那时喧热。
同年正月十六日日记：
先于内室题韩滉小忽雷拓本，孔氏旧藏，后归汉阳叶氏，有抄存方廷鍸长歌及桂馥跋，端午桥得拓本属题，云“好诗题”。余以为词题耳，因作《琵琶仙》一阕，悲壮空灵，词中上乘也。
对于刘世珩所得的这个小忽雷，朱祖谋也曾作《满庭芳》词（赋刘聚卿所藏大小忽雷）：
蜀国冰弦，胡沙尘柱，双檀离合千场。春风几曲，乐府小沧桑。内宴倾杯趁拍，亲曾傍、红褏昭阳。伤心是，玉宸零落，一例委霓裳。 东塘。曾识曲，六幺按出，孤咽清商。又比翼鹍鸡，飞下雕堂。安得双声绛树，琉璃甲、对拨龙香。人间世，惊雷破柱，重与话兴亡。
清末民初有不少人曾作诗词歌咏大小忽雷，刘世珩更编辑出一卷《双忽雷本事》，宣统三年（1911）在天津出版了石印本，汇集了各书对于双忽雷的记载以宣扬古器。刘声木在《苌楚斋五笔》中也提到了报刊杂志上各类关于双忽雷的诗文以补充《双忽雷本事》一书。
无一例外的是，当时没有一个人对双忽雷的源流产生怀疑，更无辨析《南部新书》和《乐府杂录》者。他们仿佛都认为这件小忽雷是唐代传下来的古董，并热衷歌咏这件十分富有传奇色彩的乐器。忽雷本属琵琶之一种，由西域传入中土，在前引王闿运、朱祖谋的两阕词中，这一特点亦被强调（“马上胡笳”、“胡沙尘柱”），尤其是王闿运将双忽雷置于中晚唐的大历史中加以阐发。“谁道经画江淮”是指韩滉，因为韩曾任镇海军长官。“元相征歌”谓元稹征招歌伎，“李謩擫笛”谓开元间李謩吹笛事，元稹《连昌宫词》亦云“李謩擫笛傍宫墙”。安史乱后的唐朝，藩镇割据，王业衰微，而大唐帝国的西域亦沦于吐蕃，忽雷所出之地已永世隔绝。杜牧《河湟》中“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二联亦道尽此意。
诗人的想象使得双忽雷的象征意义被不断放大，而词中亦有对清朝国势江河日下的伤感。所以笔者怀疑，萦绕在遗老遗少心头的，并不是这件古董的真实性，而是在传说中这件乐器经历的波折，正为清遗民寄托兴亡之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客体。刘世珩于辛亥鼎革后居沪上与遗民为伴，而朱祖谋、刘承幹等遗老遗少均为“海上夷齐”的一份子。或许当时有人已经发现了双忽雷的错谬之处，但未必会公开指出，毕竟在刘世珩的运作下此物已成稀世珍宝，做翻案文章势必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刘世珩去世后，双忽雷又经两次易主，方于1950年代由故宫博物院收购，至今仍陈列在馆中。上世纪复有崇明县文化馆的王霖发表《唐宫秘器大小忽雷觅踪》一文，力证其确为唐物，开篇对于该乐器的起源，对钱易《南部新书》照信不误，并没有认识到这件乐器可能为后出伪造的。当然，从清代康熙年间流传至今的双忽雷，其真伪固非笔者所能完全论定，但它们曲折的遭遇、层累的意义仍有拈出辨析的必要，无论是对晚清以来的金石古物风潮还是民初的清遗民群体而言，双忽雷都是一个绝佳的切入视角，可窥其间人事之浮沉、世运之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