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讼师为什么让人“既恨又怕”

作者：殷啸虎

在中国古代，那些专门替别人打官司出谋划策、撰写诉状、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往往被称为讼师。严格来说，讼师不能算是一种法律职业。因为他们给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行为是私下进行的。但是，讼师为了赢得诉讼，钻研法律条文和诉讼技巧，积累了不少经验，有的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价值。

以“非讼”为基本价值，以“无讼”为最高境界

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的讼师应该是春秋时期的邓析。

邓析是郑国的大夫，也是一个著名的法律专家。他一面潜心研究法律，编纂刑书，一面又广招门徒，聚众讲学，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为那些打官司的人提供帮助，并根据案件大小和案情轻重的不同，收取数额不等的费用。

邓析的这一做法，很受那些打官司的当事人的欢迎，但在执政者看来，此举无疑是在鼓励人们打官司，只会使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扰乱了善良风俗与社会秩序。结果，邓析竟被郑国执政者抓起来*掉了。

邓析被*，有着比较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从中可以看出，官府对帮助别人打官司的行为是不提倡甚至是禁止的。

中国传统的诉讼文化，以“非讼”为基本价值，以“无讼”为最高境界。《易经》中就有“讼则终凶”的话，把诉讼打官司看成一件可怕的事。孔子也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这一诉讼价值观的指导下，调处息讼无疑成了处理诉讼的最佳途径。而那些不愿接受调解、继续打官司的人，不论他是否有理，都会被视为“健讼”或“刁讼”。

至于讼师，更被视为一种不道德乃至非法的行当，不仅遭到人们的唾弃，而且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清朝“循吏”汪辉祖认为，讼师唆讼，地棍害民，二者不去，地方上永远不会太平，推行“善政”也无从谈起。清朝的法律也明文规定：地方衙门应严厉查拿讼师。凡捉到讼师，一经查实，都要发往云南、贵州、两广极边烟瘴地带充军。

然而，古代的诉讼尤其是民事诉讼奉行书面主义，到衙门打官司必须要有诉状。《唐律》就明确规定：“诸告人罪，皆须注明年月，指陈事实，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宋代对诉状的格式也有具体的要求。诉状写得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官司的胜负。因此，当老百姓要打官司时，有时就不得不求助于讼师了。

诉状上多一笔或少一笔，“足以定人之生死”

讼师的诉讼技巧主要体现在撰写诉状，古代的一些“讼师秘本”也主要是传授这方面的知识、技巧。

清代著名讼师诸福葆写过一本薄薄的《解铃人语》，其中就提出撰写诉状的“灵机四要”：一语灵机，一字灵机，一笔灵机，一转灵机。

所谓“一语灵机”，就是“同一语也，足以生死人。其要诀，端在握笔时将全案关键默识于心，炼为数语，再炼为一语，然后更推敲数四以定之，则字字从锻炼而得，欲生生之，欲死死之，则我之笔尖，诚足以横扫千军也。”

所谓“一字灵机”，是指“同一字也，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或毒如信石，或猛如豺虎。其要诀，则在深思静念玩索得之，而不可以语授，或随口得之，或随念得之。下此一字，实有千斤之力焉。”

所谓“一笔灵机”，是指“词状中偶有加一笔而生，减一笔而死者，是诀诚不可以言传已。机警者，每于无意中得之，如画龙之点睛。然若从大门而入，与从犬门而入，亦足以生死人耳。”简单说就是，多一笔或少一笔，足以定人之生死。

所谓“一转灵机”，是指“词讼中有因一语颠倒，而全轴为之变动者，亦玄之又玄矣。如有人以驰马伤人改马驰伤人，竟以自脱于罪者；又有人以屡败屡战改屡战屡败，而语意截不相同者，抑亦神乎其笔矣。”

这“灵机四要”并非纸上谈兵，而都有实际成功的案例，堪称“经验之谈”。

史料记载，孙某之女一日倚楼闲眺，一纨绔子弟对其进行调戏，“几不可入目”。孙女羞愤难当，竟自缢而死。讼师张文珊撰写诉状控告，其中一句关键的话是“调戏虽无语言，勾引甚于手足”，一言而铁定此案。

商品经济发展与流通加速，造成各类纠纷增多

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南方一带“健讼”之风盛行。

康熙皇帝在谕批中写道：“朕巡省民生风俗，行次浙江，见省会兵民俱相和揖，生齿番庶，闾里乂安，但观民间习尚，好行争讼。”清代朱轼在上书中也说：“臣巡抚浙江，知杭、嘉、湖、绍四府民最好讼。”

民间的“好讼”之风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一定关系。

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私权意识不断增强。

明代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感叹词讼繁多，“大抵皆风俗日薄，人心不古，惟己是私，见利则竞。以行诈得利者为豪雄，而不知欺心之害；以健讼得胜者为壮士，而不顾讼之凶”。

事实上，很多诉讼只是“一言不和，既相兴忿争不已”，而且争必求胜、“终讼不已”，甚至为争胜而“破家无悔”的有之、大肆诬告的亦有之。

另一方面，商品经济发展与商品流通加速，客观上造成了经济纠纷的增多。特别是，涉及土地、债务和继承等方面的诉讼，“片语不合，一刻颜变，小则斗殴，大则告状不休”。

同时，所谓“面子”文化也是造成“好讼”之风盛行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一旦打输了官司，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而为了要打赢官司，就不得不去求助所谓的专业人士。由此，讼师的出现，正是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需求。

应当看到，讼师具有的法律素养和诉讼技巧，的确能为相关方提供一些便利。清代著名讼师谢方樽受理的一起浮尸案，就说明了这一点：

阳澄湖口发现一具男尸，身上并无伤痕，可能是深夜失足落水而死。乡民发现后，就向地保报告了情况。

地保请谢方樽撰写一纸呈文报官，谢方樽则索取100两银子作为报酬。地保一则没有那么多钱，二则也不太愿意，故而只肯出20两银子。谢方樽便草草写了一张“阳澄湖口，发现浮尸一具”的呈文。

地保拿到后，心里感觉不踏实，想想还是另筹了80两，补足100两银子给谢方樽。谢方樽拿到钱后，便在“阳澄湖口”的“口”字上加了一“│”，变成了“阳澄湖中”。这样一来，湖中发现浮尸就与湖口的地保没有太大关系了。

果然，地保上报情况后，县衙以湖中浮尸既无伤痕，不用立案验尸，着令家人领回安葬。

客观上促使官员熟悉法律，避免枉法裁判

历史上，人们对讼师的评价基本上以负面为主。不论是官府衙门，还是平民百姓，似乎很少有为讼师说好话的。明清时期的讼师，也基本上是以“讼棍”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

清末民初，有两本关于讼师的书颇为有名，即《中国四大恶讼师传奇》和《中国恶讼师》，以至于讼师撰写的诉状也被称为“恶禀”。尽管其中有些诉状不仅不“恶”，而且还富有正义感，但只是因为“诉棍”的缘故，它也不得不贴上“恶”的标签。

讼师之“恶”主要在于教唆词讼。中国古代的诉讼观以“无讼”为最高境界，而讼师的职业是帮助人们打官司。诉讼越多，讼师牟利的机会也就越大。所以，在官府衙门看来，民间“健讼”之风盛行，很大程度上是讼师教唆的结果。

清朝“循吏”蓝鼎元在《鹿洲公案》描述了一个教唆词讼的恶讼师：

有讼师陈兴泰，穷凶极恶，终日唆讼为生。常创诡名、架虚词，赴道、府控告素不相善之家，或指海洋大盗，或称强寇劫掠。上司提解羁絷牢狱，久之以无原告对质，释宁行销，其人己皆磨累破家，不堪复问矣。而教唆命案，代告包诉，平地兴无风之波，尤兴泰长技也。

讼师如此之“恶”，为什么民众又会对其有着普遍需求呢？如果讼师总是在吸普通人的血，那么即便地方官不起来加以禁止，民众应该也会与其疏远吧？

有鉴于此，清代的王有孚在《一得偶谈》中，就试图将“讼师”与“讼棍”区分开来——彼播弄乡愚、恐吓良善，从而取财者，乃讼棍耳，安得以师字加之，继而强调“讼棍必当惩，而讼师不必禁”。

他的理由是，“若夫安分良民，或为豪强欺压，或为仇盗扳累，大则身家几陷，小则名节攸关，捶胸饮恨，抱屈莫伸，仅假手于庸碌代书，具词呈诉，非格格不吐，即草草敷衍，徒令阅者心烦，真情难达，于此而得一职能之士，为之代作词状，摘伏发奸，惊心动魄，教令对簿当堂理直气壮，要言不烦，卒致冤者得白，奸者坐诬，大快人心。是不惟无害于人，实有功于世”。

王有孚提出的讼师“实有功于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讼师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由枉法裁判所催生的。

古代的衙门官员大多是科举出身，熟读经书，却对法律条文不是很精通。面临复杂的案件时，往往会凭借所谓的情理去判断。而讼师的一纸诉状，凭借对法律的理解以及情与法的融合，加上高超的诉讼技巧，显得更高一筹，甚至会将衙门官员玩弄于股掌之上。

这也正是不少衙门官员对讼师“既恨又怕”的原因所在，也在客观上促使衙门官员去了解和熟悉法律，避免枉法裁判的发生。

因此，清朝“循吏”汪辉祖在《学治说赘》中提出了“律例不可不读”的观点——

若田宅、婚姻、钱债、贼盗、人命、斗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断狱诸条，非了然于心，则两造对簿，猝难质诸幕友者，势必游移莫决，为讼师之所窥测；熟之，可以因事傅例，讼端百变，不难立时折断，使讼师慑服。

“盖其用心细虑事精，非豪侠者逞其意气之所可比”

“讼师秘本”传授的诉讼技巧，大多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但行当内对运用这些技巧还是有一定底线的。

明代卧龙子编的《萧曹致君术》，在谈到“兴讼入门要诀”时强调，“凡兴讼务宜量力而行，不可妄生异说，枉法诬民。一时告状容易，他日受刑难当”，“凡作词状之人，甚不可苟图一时润笔之资，飘空架砌，坑陷生灵，致两家荡产倾家，大小惊惶不宁。眼前虽得钱渡活，而自己方寸有亏，阴骘损坏”。

应该说，讼师虽然以牟利为目的，但也有一些人，如晚清的曹棣华，对那些“家贫不能聚谢仪者，亦置勿较，有时且给亦银钱为养生之资”。

著名的恶讼师诸福葆虽然口碑不好，但也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时。据《中国恶讼师》及《刀笔菁华》等*载：诸福葆在游览杭州天竺山时，路遇土豪飞山虎当场踢死民妇，丢下纹银十两扬长而去，而“民慑其势炎，不敢较”。诸福葆愤怒之下，代为起草了一纸诉状去衙门控告：

窃李某某，绰号飞山虎，素性蛮悍，无恶不为。今兹怒马横行，践民人之亩，民妇出而干预，豪即飞足踢中要害，当即身死。豪全不介意，掷下纹银十两，扬长自去。夫身有纹银十两，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黄金万镒，便将尽屠杭城？草菅人命，于此可见。不想光天化日之下，而乃有此恶魔。伏祈缉凶法办，以慰冤魂。上伸国法，下顺民情。存没共戴，沥血陈词，哀哀上告。

“夫身有纹银十两，已可踢死一人；若家有黄金万镒，便将尽屠杭城”，堪称经典的“一语灵机”。最后，衙门官员不得不将恶人绳之以法。

关于这个问题，《讼师恶禀大全》的编集者曾作过一个评语，大概能反映人们对讼师的“另一面”看法：用讼师于惩奸毖恶、扶弱植孤之地，其功可甚于豪侠义士万万。盖其用心细虑事精，万非豪侠者逞其意气之所可比，特讼师之不肯为耳。（殷啸虎）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