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涵
“在陶渊明身后1500年，梭罗在夏夜所看到的升起的银河，正如当年陶渊明见到的那样——同样模糊的恒星，同样的星座特征。中国南方荒村的诗人和美国康科德市的自然主义者，在他们共同拥有的银河系中毗邻而居：两颗遥远的心，同一片荒野。”
——切特·雷默 《给仰望者的天文朝圣之旅》
寂静年代里，对话恒星
1986年，九岁的解仁江看到了哈雷彗星。
解仁江是1970年代生人，他定居大连，是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国内最早的天文爱好者论坛，牧夫天文论坛的创始人，也是国内顶级的天文发烧友。在他成长的年代里，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逐渐苏醒。
那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哈雷彗星回归。平均每76年才出现一次的彗星，引发了全国轰动。在解仁江记忆中，关于彗星回归的媒体宣传铺天盖地，解仁江也和老师同学，前去海南观测哈雷彗星。
他对哈雷彗星早有了解。在人们口中，哈雷彗星几乎是彗星的代名词：“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哈雷彗星，大家一提彗星，总是会先聊到哈雷彗星。”科普书的配图里的哈雷彗星，拖着长长的闪亮尾巴划破黑暗，燃烧出白色的耀眼光芒。
但在1986年，解仁江透过望远镜，却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雾气。“其实是有点失望的。”解仁江坦言，“但户外观测的活动还是会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解仁江
他很看重户外观测带来的参与感，认为自己天文爱好的形成，“得益于”当时媒体信息来源单一，报道讯息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每一次天文现象都会造就一批天文爱好者的诞生，有机会让平时接触不到的天象‘上演’，对天文现象出现的信息的关注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那个时代，信息量并不是像现在这么多，所以星星反而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解仁江感慨道，“现在喜欢天文的孩子虽然比以前多了，但有些时候它被其他信息淹没了。”
在他成长的岁月里，天文爱好是一颗沉默的明星。
解仁江80年代的童年是寂静而平淡的，“游戏机、电视都不怎么见得到，也没有什么升学压力”。那时，他常常坐在家中小院的石阶上看星星，是闪烁的群星点亮了他的夜晚，“有时还可以看到流星”。流星雨可遇不可求，他看到更多的是偶发流星：某个晚上，突然一颗流星划过天际。
城市光源条件也为观星提供了便利。当时，大连的海上运输业没有如今发达，城市亮化工程也尚未实施，“一到门那边，就是一片漆黑”。
解仁江家的屋子，是大连日据时期留下的“日本房儿”，每栋房子都有小院。他只要坐在院子的石阶上，铺开星图，抬头望向深邃的天空，就可以看到四等星（编注：星等是衡量天体光度的量，星等数值越小，星星越亮，星等数值越大越暗），甚至五等星都能看到。
远距离通讯也未得到充分发展。除了发信函，人们最快的通讯方式也是发电报。但解仁江探索天文的兴趣需要带来了交流的需要。1993年，初中的解仁江在《天文爱好者》杂志上发表观测文章，文末有他的联系地址。电报价格高昂，解仁江和朋友们只能采取通信的方式。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的信件像雪花一样向解仁江飘来，“一天最多能有四十封信”。
邮件运输很慢。解仁江从大连寄信到海南，要整整十天的时间。“信件往返下来，短短几句话，可能要将近一个月后才会有回音，”他回忆道，“感觉就像在宇宙空间中传送信息一样。”
解仁江每天都在写信，乐此不疲地和各个地方的同好们沟通。等待的时间给他的生活增添了许多额外的乐趣。另一个宇宙在地球上诞生，他和他的天文同好们仿佛生活在不同的星系，“就像我们现在说寻找外星人一样，向宇宙空间发射信息：我们在哪，地球在什么位置上，然后等着对方回应”。
1995年，解仁江有了第一台电脑。1999年，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天文论坛——牧夫天文论坛，成千上万的天文爱好者通过互联网能够即时沟通联系，相约观星，天涯如比邻。
他仍然和早年通信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也不断在天文活动中认识着新的朋友。解仁江追着日全食观测带全球跑，有时在飞机上，看一眼旁边人将装着拍摄设备的包裹举过头顶的行李舱，两人会心一笑，他便知道：“哦，你也是来拍日全食的。”
日全食 解仁江 摄
从2000年起，解仁江在全国多地奔走，开展“跟牧夫学天文”为题的系列多媒体天文科普讲座。2003年，他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大型天文爱好者星空聚会，牧夫国际天文交流会，吸引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和东南亚地区及北美的国际天文爱好者齐聚一堂。早年单纯的观星爱好，如今成为一种使命感，“我希望将对星星的热情、对天文的理解传递给年轻一辈人”。
人群之外，我们和世界的联系
2011年，瞿秋石受邀在牧夫天文写过一段时间专栏。
瞿秋石在豆瓣上的简介是“语言学专业、猎头、天文爱好者、综合格斗爱好者”。天文爱好者摆在学习专业和职业后的第一位，也是她成为《望向星空深处》译者和《静听宇宙的声音：走进中国天文台》作者的重要原因。
瞿秋石与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望向星空深处》的作者合影
瞿秋石自认为真正开始喜欢星空的时间要从毕业后开始工作算起：“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比较喜欢星空这一类东西，但是只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毕业之后可能有一定经济基础了，所以也去买了望远镜，然后才开始出去，跟我那帮朋友一起去崇明看星星。”
她和“那帮朋友”在牧夫天文爱好者论坛结识。论坛上有各地的天文爱好者的QQ群信息，方便在重要天象时相约观测。瞿秋石在上海的QQ群内认识了复旦交大的校友，几个人逐渐结成了固定的观星同伴，后来也成为生活中彼此重要的朋友。
“那时候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瞿秋石笑着说，“其中有一个人买了一个很大的望远镜，有200mm的口径。我们几个人就浩浩荡荡抬着望远镜头，从复旦坐地铁10号线到南京东路，换乘2号线到科技馆，再坐申崇二线的公交车到崇明。”几个人都是学生，经济不宽裕，只能坐公共交通。到了崇明也没办法去酒店，只能在野外熬一宿，“早上五六点钟，又冷又饿又困，眼巴巴等着司机来接”。
崇明给瞿秋石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2011年，她和同伴们还可以走进崇明的芦苇荡里面去，远处水鸟声声，水中影影绰绰倒映着天上的星子，有时流星就在头顶划过。“2013年的时候，有一次流星雨大爆发，”瞿秋石回忆，“一小时差不多是90多颗，当时我正走在木栈桥上，然后突然头顶一下炸了5颗，我当时已经不会讲话了，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
但就观星而言，崇明其实是他们无奈的选择。崇明的观星条件并不是最好，一般瞿秋石和朋友们都是根据论坛先辈的经验，去浙江的乡村地区，或者大洋山。山路很险，雨季会有石头滚落。有时他们的车从山路上驶过，旁边就是新鲜的山石痕迹，“那时候觉得很好玩，但是现在想想还是挺后怕的”。
在说到与朋友们的共通之处时，她反复提及“格物致知”。观星与天文成为她向未知探索又一块可能的拼图，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瞿秋石在工作间隙经营着自己的豆瓣小站，或写作黄道十二宫系列星座的科普文章，或记录自己的观星日志。
瞿秋石和朋友们在龙王山观测 高健平摄
星空将遥远的事物相互联系起来。曾经天文小群中的朋友们在毕业后也没有分开，现在他们已经是瞿秋石生活中很好的朋友，他们周末一起吃饭，有天象时也会相约观测，在去观星地的路途中谈起星星、工作、近来的社会议题和彼此的生活。
这种联系感对瞿秋石十分重要。2020年，瞿秋石为了追新智彗星去了哈尔滨。彗星的最佳观测点转移很快，他们行程很紧，上午敲定计划，下午立刻坐飞机到哈尔滨，驱车400公里，在佳木斯的一块麦田里看到了彗星。“其实我带个望远镜跑了这么多公里，也就只是为了那么一个小小的三角形、一个扇面。”她笑着，“因为那种时候，你知道这东西就在那里，你会觉得ok，我们和这个世界还是还是有点关系。”
这种联系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切实存在于遥远空间中的实体。瞿秋石回忆在望远镜中看到的土星：“因为大气抖动，你会看到土星的形象也会有点微微的颤抖，然后你就知道，它确实在那地方，周围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这很酷，也有点恐怖感，因为恐怖是来源于真实。”瞿秋石对世界的真实面貌孜孜以求，它带给她对这个世界的感受，如同焦虑症刚刚恢复的时候，化妆刷的毛在她脸上轻轻刷过的触感。
2015年，瞿秋石和上海的同事去青海旅行。朋友在旅馆里睡着了，她带着望远镜和相机去后院看彗星，却突然注意到很多原野上出现一只只眼睛。“我吓死了，”瞿秋石笑着说，“赶快回到房间和他们说，结果他们告诉我那是牦牛。”离开婚姻后，瞿秋石开始自己一个人的旅行。她去了青海的德令哈天文台，又去西藏拜访了山脚下的羊八井天文台。
旅行给了瞿秋石长时间一个人整理自己的时间。她将自己的旅行写成游记《双球记》，发在《天文爱好者》杂志上，收获了不错的反响。
瞿秋石决定记下国内天文台承载的历史故事。2016年至2018年，她从西藏青海走到了南京紫金山，顺着抗战时期的文物迁移脉络去往云南凤凰山、丽江天文台，又北上到北京帝城古观象台、密云、怀柔和兴隆，去往青岛天文台探访清末民初西方自然科学引进的历史遗绪。历时两年的天文台之旅，在河南登封的告成观星台结束。这座中国现存最为古老的天文台默默立于天地之中，成为瞿秋石天文台游记《静听宇宙的声音》的结尾，标识着日常生活之外，另一条探入天空的道路。
在快节奏的、紧张而琐碎的城市生活里，观星给瞿秋石提供了生活的支撑。“感觉大家都被生活蹂躏得很厉害”，但瞿秋石和她的朋友们坚持一年一定要抽空看一两次星星，“不是说我一定要看到一两颗流星才行，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记自己还有这块空间存在。”
留影福州，星空下的家乡
2017年的五一假期，蔡胤霖拍下了第一张星象延时摄影作品，福州平潭岛的银河。
那时蔡胤霖还在上高中，他所拥有的拍摄设备只是一台小小的卡片机。“当然技术很差，”他说，“但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第一次拍到，还是会觉得很神奇：居然会有这个样子的东西存在。”蔡胤霖从小就对天体、宇宙感到神奇，即使不拍照片，自己躺在地上看着漫天的星星，对他而言也是一种享受。
这位出生于2001年的年轻摄影师是8ARKW、视觉中国的签约摄影师，也是星联CSVA、夜空中国摄影师、中国延时摄影联盟的成员，《榕城似季 - SEASONS OF FUZHOU》系列片作者。
蔡胤霖
蔡胤霖对延时摄影感兴趣的出发点在于“记录”。小学时，他拍摄过自己搭建多米诺骨牌并推倒的过程。多米诺骨牌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能一张张搭好，但推倒只需要一个瞬间。蔡胤霖想要将这些时间用另一种方式保存下来，留作纪念。
“就一张张照片拍，然后将它快放，”他回忆道，“其实这已经算是延时摄影的一种了，只是那时候我是用最笨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慢慢地，蔡胤霖的镜头转向阳台上方流动的云彩，他身边的同学、老师、花草和街道。
蔡胤霖的摄影内容多为福建的星空。2016年，蔡胤霖和两位网络上的摄影师在两个月内，不约而同地发布了福州相关的摄影作品，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开始上网搜索福州的摄影作品：“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所有这些片子都是拍的市区，最多去一下平潭，并没有包含像闽清这样的小县城、或者一些偏远地方的景观。”
蔡胤霖萌生了用镜头留下福州天空的想法，他开始利用假期和平时的空余时间出门拍摄星空。“父母一开始的态度比较中立，看到我拍出来的银河也好看，就觉得还行”，蔡胤霖笑着说。为此，他选择留在福州本地读大学：“如果你不留在本地的话，有一些比较罕见的气象、天象就很难拍到了。”
南靖田螺坑土楼银河 蔡胤霖 摄
星空下的福州 蔡胤霖 摄
夏季，福州的夜幕大约在八点半落下，如果要拍夜景，蔡胤霖可以左右独自出门。但如果要去偏僻地点拍星空，就需要提前准备，他通常会拉上父母或朋友，在假期里一同出游拍摄。
福州保存了丰富的民俗古迹，蔡胤霖尤其喜欢古建筑作为地景。这样的选择突出了画面的故事性。当凝聚着历史的古建筑与永恒的星空并置于相机画面之中，一种人与时间对话的广阔感油然而生。
福州的时间被蔡胤霖一寸寸保存在相机之中。灯火通明的南靖田螺坑土楼上方璀璨的银河、马尾罗星塔下斗转星移人来人往的景象、解放大桥和中洲岛逐渐点亮的灯光、飞凤山奥体公园中瞬息万变的天光云影……自然的光影在其中宛如日常行走般运转流变，在它的尺度下，地面上人们的生活被拉成稍纵即逝的斑斓线条。
2019年，蔡胤霖和陈子融合拍的福州延时摄影纪录片《榕城四季》在网上引发广泛好评，蔡胤霖被福州日报采访报道，父母对他的摄影活动也更加支持，带着他在乡间辗转。
星空之下拍摄的无数夜晚，蔡胤霖有时会听听歌，或者看着星星。他想到银河与地球之间2.6万光年的距离。银河的光线要走2.6万年才能到达地球，自己看到的银河实际是它几万年前的样子，“相当于我们看到了它的过去”。
在星星的陪伴下，蔡胤霖并不觉得孤单。来自数万年前的星光让他感到奇妙。蔡胤霖的书架上放着时空转化等物理理论的书籍，有时候他接受着亿万光年外传过来的信息，也会想到星星和人类、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其实来源于同一种物质。
但城市的灯光却拒斥着星空。星空摄影让蔡胤霖对城市灯光的光污染问题更加关注，蔡胤霖感慨道，“我们建造路灯也好，建造景观也好，需要考虑到原始的自然环境，包括一些动物，动物在这么强的光线状况下也是很难生存的。”
2019年7月，当蔡胤霖再去平潭拍摄银河，却发现当地景区工地新建了一些照明设备。“整个平潭的银河都变得非常淡，”他说。平潭是蔡胤霖第一次拍到银河的地方，但当他两年后站在同一个观景台上，镜头中的银河却变得干涩，“说实话，心里是有点难受的”。
2017年的平潭银河 蔡胤霖 摄
2019年的平潭银河 蔡胤霖 摄
蔡胤霖在B站上传了平潭银河的视频短片，名为《<消失的星空 - Vanishing Star>——致敬平潭即将逝去的星空》。视频开头的字幕引用了保罗•波嘉德(Paul Bogard)《暗夜的终结》的话：“400年前，在佛罗伦萨的每个人都可以看见星空，但只有伽利略拥有望远镜。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有望远镜，但却几乎没人能看得见星星。”
“银河甚至可以照出你的影子来”
在解仁江看来，天文是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天文学可以团结全人类。可能有的人从小就生活在城市当中，在城市的灯光的影响下，人们仰望夜空，也看不到多少星星。我们看到几颗星星，就感觉天上的星星就这么几颗，是感受不到星空的壮观的。如果你有机会去没有光污染、远离城市的地方，比如草原、沙漠，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你抬起头，你会发现银河有多么壮丽，甚至可以照出你的影子来。”
解仁江觉得仰望星空能给人带来更高的格局、更长的眼光和更有穿透性的认识。面对无数的星子汇聚而成的浩荡银河，面对银河中人渺小的倒影，人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你对人生的一些得失、纷争就会释然”。而另一方面，“天文学成为第一门自然科学、成为科学之母，也证实了实验科学的必要性。”它用实践观测的方式，不断探向宇宙中广袤的未知之地。
观星者逐星而动。星空观测与摄影都必须等待最佳的季节和天气。蔡胤霖的手机日历上标注着各种特殊天象出现的时间和天气状况，“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气象预测也不一定准确。为了拍摄南靖田螺坑土楼银河，蔡胤霖等了三个夏天，才终于在2021年7月，在三个预报的晴天中踩准了真正放晴的窗口，收获了满意的作品。
在瞿秋石的天文台之旅中，有时会有种“脱节感”，她解释，天文台为了避开城市的光害，往往建在荒无人烟或经济不发达的偏僻小镇。当地居民身处偏远，却是“离星空、离最先进的天文科学最近的人”，有时甚至当地民众没有“天文台”的概念，在她问路时，必须将“天文台”换成“大天线”“雷达站”甚至“看眼镜”才能得到天文台位置的线索。
反差有时制造出荒谬离奇的旅途体验。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FAST射电望远镜设在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小镇借此建设起“天文小镇”的旅游项目。瞿秋石注意到，小镇中有很多拼凑起来的与天文相关的元素，甚至有一座很高的雕像，底座上用隶书写着“阿凡达”，“像走进马克吐温的小说里”。
宇宙构成了更大的时空坐标，静静关照着大地上世道更迭，人事兴废。观星多年来，瞿秋石觉得自己对时间有了更明显的感受。当年她带着自己的萨摩耶小狗“狗弟弟”一起出门看星星，“觉得它永远都会是小狗”，它却迅速地长大了、换牙了。如今“狗弟弟”已经10岁，养在瞿秋石父母那里。“它现在已经不怎么动了，每天在睡觉。这时候你再看星星，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一种哀逝感。”
头顶的星空依旧旋转不停，2021年8月13日，瞿秋石打算和朋友们继续一年一度的仪式：去崇明，去看英仙座流星雨。
责任编辑：徐颖
校对：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