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丽华
编者按：“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作为鲁迅的旧式太太，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朱安留下的话语不多，但句句都令人震撼。
这些年来，“朱安”已然是一个较为热门的话题，也成为人们认识鲁迅的另外一个切面。《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是迄今唯一一部鲁迅原配夫人朱安的完整传记，作者乔丽华通过走访朱氏后人，实地勘查采访，钩沉相关史料，搜集各方面人士的回忆，记录了她的人生，以及她对鲁迅的影响。
杨绛先生看到这本书后曾说，“朱安最后那一声凄惨的呼号，实在动人怜悯。常言‘一双小脚三升泪’，她却为此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新女性
日本作家中村龙夫曾这样描述北京时期的朱安：“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讲师，西三条的新住所女学生来访的很多。朱安观察着来访的新时代姑娘们的活泼举止，和她们相比自己真是个乡下佬，一个老太婆。”
中村龙夫的记载，也许是从朋友那里听到一些传闻，但他对朱安心理的揣摩大致是可信的。
鲁迅早期的小说中很少写到“新女性”，因为在他此前的生活中，几乎很少与这样一类女性打交道。鲁迅笔下的女性，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祝福》中的祥林嫂、《故乡》中的豆腐西施杨二嫂、《离婚》中的爱姑、《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等，她们都是以故乡的妇女为原型。《呐喊》《彷徨》中也有几篇描写了北京知识分子家庭里的“太太们”，如《端午节》中方玄绰的太太，《肥皂》中的四铭太太，《幸福的家庭》中的主妇等。
这些“太太们”几乎都不大有知识，面色是灰黄的，所关心的无非是柴米油盐，丈夫的薪水，偶尔还会撒撒泼。他描写起这些太太们，信手拈来，十分生动，如训斥孩子的主妇的神态：“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又如方玄绰拿不到薪水被方太太鄙夷：
……但比起先前来，方玄绰究竟是万分的拮据，所以使用的小厮和交易的店家不消说，便是方太太对于他也渐渐的缺了敬意，只要看伊近来不很附和，而且常常提出独创的意见，有些唐突的举动，也就可以了然了。到了阴历五月初四的午前，他一回来，伊便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也是往常所没有的。
“一总总得一百八十块钱才够开消……发了么？”伊并不对着他看的说。
在方太太身上，无疑有着八道湾里太太们的影子，从羽太信子到芳子、朱安，她们都是依靠着男人的薪水过日子的主妇。许羡苏曾指出，《幸福的家庭》里所描写的床底下堆着劈柴、墙角堆着大白菜的那种局促的生活，正是鲁迅与朱安在砖塔胡同生活的写照。
《伤逝》中的子君是作为新女性的形象而出现的，但正如不少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子君的身上，也分明有着朱安的影子。最初的子君是无畏的，大胆的，有着新女性的姿态，但和涓生同居后，她关心的范围局限于每日的三餐、小油鸡和一只叫阿随的狗，与同院官太太之间的明争暗斗，她的神情不再活泼，一张灰黄的脸，神色凄然，“只知道捶着一个人的衣角”。
荆有麟曾写道：“鲁迅先生笔下，无论是论文，是杂感，或者散文与小说，很少写到恋爱同温暖的家庭。在《野草》上虽有《我的失恋》，在《彷徨》上虽有《幸福的家庭》，但那‘恋’与‘家’，是充满了怎样失望与狼狈的气氛，便不难想象鲁迅先生的婚姻同家庭生活了。”
从1906年结婚起，到1926年，整整20年，鲁迅的家庭生活是和朱安这样一个旧式女性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对旧女性太熟悉，太了解了，因为她就真正切切地在他眼前，形影不离，时时刻刻让他体会到“浓黑的悲凉”。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朱安“作为一个旧式女性，在不断追求着新社会的丈夫的心中，她像一片无法医治的病灶一样牢牢地驻扎下来。”
虽然他称她为“妇”，当她不存在，可是他提笔的时候，盘旋在他脑海的正是那个整日愁眉苦脸操持家务的主妇，“两只阴凄凄的眼睛恰恰钉住他的脸”，将他逼到墙角，无路可逃。
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是新文化的发源地，这里聚集着大批的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从各地来到北京求学的女学生。这一时期比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社会上对于“自由恋爱”、男女社交有了更大的包容度。此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女性。查鲁迅日记，从八道湾到西三条，特别是他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后，常有一些女学生登门拜访，她们都是与朱安迥然不同的新女性。
最早出现在鲁迅家里的女性有我们前面提到过的许羡苏、俞芬、俞芳、俞藻三姐妹等。此外还有一位王顺亲。
王顺亲（1899-1947），本名王纯卿，浙江绍兴人，鲁迅日记中写作“王顺亲”。1925年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毕业后先后在武昌女中、浙江金华八婺中学等校执教。抗战爆发后，全家逃难到绍兴会稽山腹地汤浦，在舜阳中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在绍兴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25年元旦的鲁迅日记里记载他们一起去吃饭、看电影：
一日 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有天看电影，至晚归。
不久鲁迅家里又回请孙伏园等：
二十五日 晴。星期休息。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母亲邀俞小姐姐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
许羡苏与俞氏姐妹都是绍兴人，她们都是鲁迅家的常客。
左起：俞藻、俞芳、鲁迅的母亲鲁瑞、许羡苏。
以上这几位小姐，除了王顺亲有点陌生，其余几位都是鲁迅家里的常客。王顺亲本名王纯卿，也是浙江绍兴人，考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不久，与许羡苏、俞芬等结识。这几位小姐，因为同乡之谊，所以与鲁迅一家来往密切。特别是鲁老太太初到北京时，听不懂北京话，也吃不惯北方菜，处处都不习惯，因此非常喜欢她们来串门。据许羡苏自述，她们还常给老太太和大太太代买物品：
“以后我和俞芬无形中成了老太太和大太太的特约采购员，每到星期日去八道湾的时候，把上一星期她们二位嘱买的东西送去，临走时她们又把要买的东西告诉我们。……这使我和俞芬成了每周必去的访客，尽量的讲绍兴话，吃家乡菜，临走还用口袋装走吃不完的点心。”
俞芳也有类似的回忆：
“这之前，常听我大姐和她在绍兴读书时的老同学许羡苏姐姐谈到太师母，知道太师母从绍兴搬到北京，话听不懂，生活不习惯，每遇到绍兴人，听到乡音，她就非常高兴。特别是许羡苏姐姐和大姐，在绍兴读书时是三先生（周建人）的学生，所以太师母待她们格外亲热，平时常托他们代买些东西，戏称他们是她老人家的‘活脚船’。”
鲁瑞爱看古典小说，也常常嘱托王纯卿代购。鲁迅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有的讲稿曾请王纯卿誊抄。据说后来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王纯卿穿针引线，起了不小的作用。
鲁老太太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很欢迎这些绍兴籍女学生来做客。不过，自1924年前后，鲁迅接触的女性范围不再限于绍兴籍。这一时期在他日记中常出现的女性访客中，不乏朋友的恋人或太太，如吴曙天，当时是章衣萍的恋人，也是一位才女。
1924年秋，他们由孙伏园介绍与鲁迅相识，经常访问鲁迅。此外，如荆有麟和金仲云夫妇也常双双上门拜访。而更多的是女师大的活跃分子，如陆晶清、吕云章 吕云章、林卓凤 林卓凤等。自然，还有一位许广平，从1925年3月第一次与鲁迅通信起，她不仅成了这家中的常客，后来有一段时间还住在了这里。
1924年9月至1925年，鲁迅日记里还多次提到一位胡萍霞。1924年9月14的日记提到一位胡人哲：“十四日 昙。星期休息。上午杨荫榆、胡人哲来。”杨荫榆时任女师大校长，这天是来送聘书的。胡人哲当时为该校舍监，又名萍霞，湖北孝感人，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保姆讲习科毕业。从日记看，胡萍霞有一段时间常给鲁迅写信，还寄文稿向鲁迅求教。关于这位胡人哲，徐伏钢《张友松：藏在鲁迅日记里的翻译大家》一文里顺带也提到了她：
……我原来以为，张友松早年的南洋之行是因了郁达夫的介绍。直到后来我举家移民新加坡后，在新落成的新加坡国家图书馆九楼中文图书部查阅资料时才发现，其实张友松是在1921年夏天中学毕业后，受了当时在苏门答腊教书的一位叫做林熙盛的中学同学邀请，同大姐一道来南洋的，比郁达夫早了整整 20年。
他们这趟下南洋，随行带了张挹兰的大学同学、一位叫胡人哲的女教员，原本是要介绍给林熙盛做太太的。不想到达苏门答腊后，林嫌胡人哲人“太丑”，而胡也嫌林熙盛“不懂文学”，结果两人恋爱没有成功。
后来胡人哲在当地嫁给同一所学校的一位“自命为文学家”的青年同事，此人姓李。谁知结婚不到三个月，新郎官“李文学”就死了。胡人哲为此在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以后回中国写了一些伤感的诗文发表，引起鲁迅同情和抚慰。张友松回忆说，以后她病重时，鲁迅还曾两次亲自上门探望。
胡人哲与张友松的姐姐张挹兰是同学，1927年张挹兰与李大钊等被*害后，胡人哲在《中央副刊》上发表了《念挹兰》（诗）、《所不能忘怀的惨死者——挹兰》及《李大钊同志之被捕》等纪念性文章，她还在《中央副刊》第十五号（1927年4月5日)发表《企望我们的领导者——鲁迅先生》，署名“萍霞”，可见她也是鲁迅的崇拜者之一。1924年12月20日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下午访胡萍霞，其病似少瘥。”可见鲁迅确实去探望过病中的这位才女。
以上我们对鲁迅1923年至1926年间接触较多的女性做了一个粗略的扫描。她们大多是20岁出头的在北京求学的知识女性，是时代的佼佼者。她们剪短发、穿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浑身上下散发着清新的气息。相比之下，当时的朱安，已经四十多岁，从外表到着装都显得暮气沉沉、过时落伍：
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深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
来到北京后的朱安，就是以这种“老式”的形象出现在访客的面前。女学生们打量着鲁迅的这位旧式太太，怀着一丝好奇和些许的同情，那眼光仿佛是打量一件老古董。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直言不讳地称其为“遗产”：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1926年11月22日许广平致鲁迅的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224页。其他进出这个家的女学生们，对于鲁迅的这位旧式太太，照理应该有一些印象，但从陆晶清、吴曙天等的回忆录里，我们看不到她们的任何观感。许广平的话，基本代表了她们这批新女性的观点。
也许，对反抗旧家庭跑到大城市来的女学生们来说，朱安这样的小脚女人实在是太煞风景了！许羡苏与这个家庭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但她后来的回忆录只是客观叙述鲁迅一家的生活，几乎不流露自己对于“朱氏”的看法或评价。因此，除了俞芳那篇展示朱安内心的充满同情的文字，我们竟找不到其他同性者来见证朱安当年的生存状态。
生活在北京的朱安是寂寞的，因为不被丈夫所爱，她不可能像别的太太那样拥有自己的交际圈子，她的生活空间极其狭窄和封闭，生活极其单调。对她来说，所谓外面的世界就是那些来来往往的客人们。即便是足不出户，从来访的客人身上，朱安也本能地察觉到鲁迅的生活正因她们而发生着变化。
在中村龙夫的文章里有一段描述朱安对于许羡苏的感受：
在女学生中最为频繁来访的是许羡苏。羡苏是俞芬的同学。到西三条来的时候，从买点东西开始，把朱安泡好的茶送到鲁迅房间里，有时也帮做细小的家务。
有时候晚上很迟了还在鲁迅房间里。鲁迅就派常来拉车的车夫送她到校舍里去。
在鲁迅的日记里，每行开头有H字的是有关许羡苏的事情，因为许的音标记号是Hshu的缘故。在师生之间好像有了秘密关系，朱安用女人的感觉也是可察觉的。
有时候，鲁迅带着羡苏回来的情况也有。
“师母！我把这买来啦！”
说后，她把一包东西交给了朱安。这是朱安从来没有看到的西洋点心，朱安把沏好的茶拿到丈夫房间去的时候，两人就急忙把话停下来了，羡苏斜着眼看窗外。朱安在这个女学生身上有看到女人的感觉。
中村龙夫说“H”代表许羡苏，这是不确的，而且他的描述更像是在创作。但也可以想象，当女学生踏进家门时，朱安的心情必定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没有知识，没有谋生能力的家庭妇女，她的自卑是双重的。在男性面前，她已经习惯了低头。在新女性面前，她又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缺陷，陷入更深的自卑。在她们面前，她本能地封闭起自己的内心。就像是蜗牛的触角，遇到异物，立即把身体缩回到黑暗的壳里，从此活得越来越瑟缩。
身为旧女性，朱安对于新女性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和敌意，这是可以理解的。也许，对于所有来访的女学生，她都会因为自卑而对她们抱着一种戒备。当她目送家中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玄色短裙的女学生，当她端茶递水时，见大先生正在读着不知是什么人的来信，她的心情大约是很沮丧的。以她的能力，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是在一旁担心地窥伺着，“失掉了她往常的麻木似的镇静，虽然竭力掩饰，总还时时露出犹疑的神色来……”
落地的蜗牛
1925年的鲁迅。
不知是从哪一天起，她发现大先生的神情发生了某种变化。中秋节的时候，大先生和女学生们一起喝酒，在朦胧的醉意中拍打一个个女学生的头；又某晚，大先生替借住在家中的许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峻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都是因为一个新女性的出现。
察觉到这一点，朱安的内心肯定有种说不出的落寞。而鲁迅这方面，内心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挣扎。鲁迅对于女性的看法一度是万分悲观的。1923年12月他在女高师文艺会上发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指出娜拉离开家庭后的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据俞芳回忆，曾有不少人劝说过鲁迅放弃朱安：“当时大先生的朋友、学生们都是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大多思想进步，特别是孙伏园、章川岛、常维钧等人，思想都很解放。他们都曾劝过大先生，有的直言不讳地说：既然没有感情，就送她回娘家，负担她的生活费，这是很客气也很合理的办法，何必为此苦恼着自己，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呢?”
青年时代的许广平，摄于1926年左右。
确实，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鲁迅跟同时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陈独秀、徐志摩等相比，都要更为彷徨，更为矛盾。在巴金的小说《家》中，觉新身为高家的长子长孙，不得不牺牲掉个人的自主选择，按照家族长辈的意思走进婚姻生活。“接受了新思想，却生活在旧式的空气中”——这正是鲁迅那一代人命运的写照。
然而，就拿鲁迅和胡适来说，他们的做法也不尽相同。作为“五四”时代名噪一时的新人物，鲁迅与胡适的婚姻都是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是地地道道的旧式婚姻。
但胡适与江冬秀的婚姻，在“五四”时期，曾经获得社会上各种人物的赞许，特别得到许多旧人物的恭维，被认为是旧式婚姻中罕见的幸福的例子。对此，胡适在写给好友胡近仁的信中曾有如下表白：“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吾母欢心。”胡适出于对母亲的孝心，对江冬秀的同情，奉母命成婚。这一点与鲁迅并无不同。但他于婚后又“力求迁就”，极力表现闺房之爱，强以恩爱的外表，来掩饰无爱的内心，这鲁迅是绝对做不到的。
鲁迅的矛盾在于，他决定陪着无辜的女性做一世的牺牲，可同时他又不愿意迁就朱安的那些缺点，不愿违心地表示“虚伪的温存”。当然，可能也因为这是“母亲娶来的媳妇”，碍于母亲的情面，考虑到母亲的感情，他也很难有所决断。
20年的时光，他就这样带着压抑痛苦的心情步入中年，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也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但也许，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反而能获得转机。在1925年写作的《伤逝》中，他反反复复地念叨着“新的路的开辟，新的生活的再造，为的是免得一同灭亡。”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涓生，他的内心在苦苦地挣扎：
我同时豫期着大的变故的到来，然而只有沉默。
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责了，忏悔了。
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
1925年的鲁迅，内心交战着。“他”曾想到“她的死”，不想被“她”捶着衣角，一同灭亡。虽然他马上萌生了一种罪恶感，自责而且忏悔。但毕竟，他曾希望过“她的死”，在心底里宣告了“她的死”。
我们知道，最终促使鲁迅“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人，是许广平。经历了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后，鲁迅对女性的评价明显发生了变化。在发表于1926年4月的《记念刘和珍君》中，他写道：
“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这意义，不止是证明了中国女子的勇毅，而且也让鲁迅重新认识了女性的美好。
1926年8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记下了他离开北京，走向新生活的那个时刻：
二十六日 晴。……子佩来，钦文来，同为押行李至车站。三时至车站，淑卿、季芾、有麟、仲云、高歌、沸声、培良、璇卿、云章、晶清、评梅来送，秋芳亦来，四时二十五分发北京，广平同行。
他是和许广平一同出发的。北京车站上送行的人群中，没有母亲和朱安。她们站在西三条的门口，目送他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在胡同尽头。这一幕就像鲁迅18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不忍回头看年迈的母亲流泪的样子。也许他也有一点怕看见站在母亲身旁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她那落寞的神情……
鲁迅离开后的西三条里更寂静了，幸而有许羡苏一起帮忙管理家务事，还有俞家三姐妹也常常过来，陪老太太说说话。许羡苏深得老太太的喜欢，她在西三条，完全就像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有人认为，如果鲁老太太还能选择一次媳妇，她一定会选择许羡苏。但是，鲁老太太一定也明白，这种事只能由本人自己做决定。
鲁迅1927年1月11日致许广平的信里提到“令弟”，即许羡苏：“我托令弟买了几株柳，种在后园，拔去了几株玉蜀黍，母亲很可惜，有些不高兴，而宴太即大放谣诼，说我在纵容着学生虐待她。力求清宁，偏多滓秽，我早先说，呜呼老家，能否复返，是一问题，实非神经过敏之谈也。”
“宴太”即羽太信子，意指他当年是被日本女人赶出家的。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一事，也是由这位二太太告知了朱安。1929年5月鲁迅只身一人回到北京看望母亲，才知道关于他和许广平同居的事，在京城已经传得纷纷扬扬：
“关于咱们的故事，闻南北统一以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者也很多，但大抵知不确切。上午令弟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大约一个月前，某太太（指朱安）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而南北统一后，忽然盛传者，当与陆晶清之入京有关。我以小白象（指许广平已经*）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
朱安从羽太信子那里听说这消息后，并不是直接说出来，而是对婆婆称自己做了一个梦。她气忿的心情不难理解，但她向来都是听婆婆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鲁老太太听说许广平*的事，自然是喜出望外。鲁迅给许广平的信里写道：
“……前日到家，母亲即问我害马为什么不一同回来，我正在付车钱，匆忙中即答以有些不舒服，昨天才告诉她火车震动，不宜于孩子的事，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了。这种‘应该’的理由，虽然和我们的意见很不同，但总之她非常高兴。”
在北京，可以设想，朱安身边几乎没有能吐露心事的人，也没有人能为她纾解内心的烦闷。有一回鲁迅自上海寄来照片，告知与许广平同居的消息，虽然早就预料到了，但朱安还是很难过。当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呢”，她一下子被触动了心事，显得相当激动：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她接着说：“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太师母)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俞芳听了很意外，她久久地看着大师母，但一时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安慰她。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对她说这些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她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这是朱安唯一一次对外人诉说自己悲哀的心境。大概实在是无人诉说吧，她竟然向比自己年纪小三十多岁的邻家女孩敞开了心扉。可是，她马上又觉得自己失言了，连忙叮嘱俞芳：“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俞芳忙向她保证不会说出去，她一本正经地回答：“是的，是的，我相信你口紧，才和你说的。”或许，她觉得自己流露了某种妒忌的情感，这是不妥当的。
据荆有麟回忆，有一回，朱安曾有过这样的抱怨：
据先生太太朱女士在北平时，对内人讲：“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先生的婚姻生活，可见一般了。
荆有麟的太太名金仲云，根据鲁迅日记，她自1925年7月起曾多次和荆有麟一起到西三条拜访。大概就是这一时期朱安向她吐露了心事。从这抱怨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因为没有生儿育女，朱安感觉到自己被婆婆嫌弃，她的内心承受着不小的压力。
1929年9月27日海婴出世了。据俞芳说：消息传来，太师母十分高兴。当大师母得到这个喜讯时，也十分高兴。她为什么高兴呢?原来她思想上已考虑过：当时她自己已是五十出头的人了，过去常常暗自思忖，此生此世是不可能有孩子了。按绍兴习俗，没有孩子，也属妇人的一个“过错”。现在有了海婴，他是大先生的儿子，自然也是她的儿子。
整个社会，包括她自己无端加给她的“罪名”，现在得到赫然“赦免”，怎么不高兴呢?而且，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想到有了海婴，死后有海婴给她烧纸，送羹饭，送寒衣……阎罗大王不会认为她是孤魂野鬼，罚她下地狱，让她挨饿受冻的。于是她精神上得到了安慰，所以很高兴。
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或者也是出于无奈，朱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鲁迅1932年11月回京探望生病的母亲，这期间他给许广平的信中提到：“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闻当初二太太曾来鼓动，劝其想得开些，多用些钱，但为老太太纠正。”这“某太太”，就是指的朱安，她的“好意”里面无疑有着把许广平作为第二夫人而表示接纳的意思。对朱安的顽固的旧式思维，鲁迅采取的是不置可否的态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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