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记载，唐高宗在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亲临亳州，拜谒老君庙，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并改老子家乡谷阳县为真源县。
《唐大诏令集》保存有唐高宗乾封元年的《追尊玄元皇帝制》，制文称老君是皇室之本系，如今为其追上尊号“太上玄元皇帝”是为了尊祖追远。
高宗此举发生在唐建国后近半个世纪之时，他并非凭空突发奇想，而是继承高祖以来李唐皇室对道教的一贯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出现，又与长期以来道教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
早在汉末，道教曾被作为农民起义的工具，一度受到统治者的压制。但晋代以后，开始有“老子后裔李弘”当有天下的传说。这一人物的出现，首次在李氏、政治与道教之祖老君之间建立了特定联系。北魏初年，李谱文以“老君玄孙”为名，声称得道于汉武帝之时，为牧土宫主，统领三十六土人鬼之政。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统治出现危机，终南山楼观台（要今陕西周至县）道士歧平定预言隋运必终，今后数年内将会江山易主，弟子问他谁会取代杨隋皇帝主宰天下，他明确提出老君子孙将会成为天子治理国家，此后道教也会得到兴盛。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老君子孙将要取代杨隋政权的说法，已经传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一个方士安伽，还劝说隋炀帝应*尽天下李姓，以保住隋政权。隋炀帝联系李弘之说，*掉了李浑及其侄子李敏，因为李浑与李弘谐音，李敏小名为“洪儿”，也有谐音。
由上述可见，南北朝以来，始终有“老子子孙李氏将为天子”的预言。据《新唐书.李轨传》载，隋朝末年李轨割据凉州，他的部下就曾说：“预言李氏当为帝，今主上贤德，莫非是天意？天意不可违，当称帝。”
而太原留守李渊起兵前，也有道士王知远曾向他密献符命，预示他将为天子，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李渊晋阳起兵，南下夺长安、定关中、建唐朝的决心。
其实李渊父子的身上，流着少数民族的血，并不是纯正的汉人。为了使自己的唐朝具有权威性、合理性，他便将自己取得天下解释为天意，借用、附会社会上流传已久的预言，自称“李唐皇室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代”，并称道教为“本朝家教”，给予优待和尊崇，并逐步神话老子。
《唐会要》记载，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晋州人吉善行在羊角山见一老者，乘一匹白马，仪表堂堂，说自己是当今唐天子的祖先，大唐将享国千岁（事实证明纯属扯淡）。高祖李渊听后感到惊异，在当地建立起庙宇。
武德七年，李渊还亲至道教发源圣地楼观台参拜老子像，并下令扩建楼观台，改名为宗圣观，并赏赐十顷土地和无数粮食、布帛。
那个道士岐平定，因为预言有功，而被唐朝封为金紫光禄大夫（也是走运了），楼观台的其他道士也被封官。并且唐高祖李渊还下令在楼观台，立宗圣观碑，令书法大家欧阳询撰写序，陈叔达撰写铭。尊道教为祖宗之教，并于武德八年下诏，规定道教地位高于儒、佛两教。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在取各教之长，极尽利用之能事的前提下，也坚决维护李氏祖先老子为教主的道教。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他下达《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再次强调，道教地位在儒、佛之上。
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皇后武则天上表，认为玄元皇帝为国家远祖，王公以下各级官员都应学习《老子》，还建议将《老子》列为国家明经考试的科目。
而唐高宗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就是李唐皇室与道教互相利用的产物。李唐皇室借助所谓“道教教主老子后代”的身份，论证掌握政权的合法性，天意性，而道教则借助李唐政权的力量，由土生土长的、备受压制的民间宗教，一跃成为国家级的宗教，深入至王朝政治生活各方面，使得自身成为李唐统治者治国的利器。
此后，武周时代，武则天将老子的“太上玄元皇帝”名号降为“老君”外，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又恢复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从中宗至唐末，老子始终被李唐皇室尊为“太上玄元皇帝”。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唐玄宗李隆基加老子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天宝八年，又加号为“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宝十三年，又加号为“大圣祖高上大道多阙天皇大帝”，对老子的神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并且，早在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唐玄宗就下令两京（长安、洛阳）及各州都要建“玄元皇帝庙”。第二年，又改天下“玄元皇帝庙”，为“太上玄元皇帝庙”，不久，又令西京长安“玄元皇帝宫”改为“太清宫”，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宫”改为“太微宫”，天下诸州的“玄元皇帝宫”改为“紫极宫”。
唐长安的大明宫和太极宫中，均有“三清殿”，并建有“玄元皇帝庙”，这些都是皇室家庙性质，借皇帝、妃嫔、宫人进行道教活动。此外长安城内，还专门建有气势恢宏的“太清宫”，是每年李唐皇帝进行国家祭祀的场所。
李唐皇室如此推崇老子，无外乎是统治的需要，麻痹天下臣民而已。只不过，后来的皇帝，全长于深宫，渐渐忘记了百姓生活的艰难，更忘记了人民拥护某一个王朝的根本，在于“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当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都无法得到满足时，再多的精神麻醉都不再起作用，老李家的“神授”王朝也就走向了末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