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文学生活三人谈】
作者：李晓君（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散文家）
清溪村的梨树和柳树，在草坡、沟渠上落下一阵蓝色的浓荫，又被夏日正午的风吹远。正是荷月，清晨绽放的红荷，此时有些倦意，它们半合笑靥——让我想起《山乡巨变》里邓秀梅眼中的一些山乡女孩，并在她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作家们来到一座老屋前：带院落的黑瓦土墙（刷上了白粉）木板房，湘赣乡间常见的民居，有些接近于山区的棚户、板寮，实在是太普通了。屋后是翠绿的竹林、香樟林，屋前有宽阔的晒坪，田里的庄稼已经两尺见深，连绵一片，青绿可人。更远处的资江，青山倒映在碧波里，被清浪涤荡、揉碎。
周立波故居远景资料图片
1955年10月，周立波回到湖南益阳谢林岗镇清溪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扎根在16岁便离开的村庄。1957年年底完成了长篇小说《山乡巨变》，翌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分6期连载，并在作家出版社出版。周立波是个深具历史感的作家，他让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历史进程”中，让文学见证土地革命、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重大事件，革命意志、农民情怀、艺术才能，渗透进他那带有南方“温柔”风格的小说中。这张书生的脸，清癯、白净、倔强，仿佛是一个三湘大地乡村教书先生模样——质朴、内省、不乏浪漫，还有一些蛮劲。
从周立波故居出来，我站在晒坪边上一棵樟树下躲避日头。这个村，在我这个赣西人看来如此亲切，几乎与我家乡的小村庄别无二致。屋子中见到的农具，我在少年时代非常熟悉，站在幽暗的室内，看着墙上展览的照片——我感觉到，眼前这个人，与我并不生分。他的模样、气质、个头、张嘴大笑时唇角荡起的纹路，就像我小时遇到的很多人中的一个。这个村落，让我对《山乡巨变》中的场景有了更深的理解。为了写作这部小说，周立波在村里生活了将近两年，他是真正地进入生活的底部，而不是全凭记忆与想象——我想，以他对少年时代拥有的乡土记忆，他也完全可以描画出一个散发着浓郁湘中风情的山乡来，但不一定能写出时代的质感和气息——即，那历史进程中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拨开周立波小说里控诉的叙事涟漪，我们看到一种欢欣意味弥漫在土改分到田地和合作化中农民的表情上。这也让我想起家乡曾有一个与周立波有些相似但又不同的人——甘祖昌。1957年，他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后，带着家人回到阔别20多年的江西省莲花县坊楼乡沿背村，从此开始了29年的“将军农民”生涯。在日后看到表现甘祖昌从将军到农民的影视剧、新闻作品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带领家乡农民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产生的一种满足感。苦难生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是一种教育，但对于身处历史进程中的人们来说，他们当时经历的贫乏、艰难，与一种宏大历史进程的神圣感连接在一起，因此不仅仅是贫乏和苦难本身。
事实上，今天的清溪村已经在周立波书写的巨变之后，又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小说中描写的静美山乡、自然状态下的乡土、特定时期的矛盾冲突，与经过改革开放、工业化、信息化、数字化浪潮的洗礼后变得不可同日而语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国家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中加大投入，使乡村有了新的容颜。包括我家乡——甘祖昌老将军致力于改造的贫困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沿背村建起了一个没有围墙的干部学院，学员们分散吃住在农民由自建房改造的“民宿”中，既解决了农民的收入问题，又让学员深入到农村，了解到实情，真正受到教育。我的一个学生，在湖北美术学院做老师，他带领一个团队，将沿背村的文化元素融入艺术设计中，在这里打造出让游客纷纷前来打卡的艺术景观。
村庄不再只是种种庄稼、养养鱼虾，在文化旅游融合的背景下，每一个有个性的村庄，都是等待设计师和建设者妙笔生花的舞台。当年周立波在清溪村写作《山乡巨变》时，断不会想到，十个当代著名作家的书屋开在百亩荷塘边：王蒙、艾青、张炜、梁晓声、阿来、迟子建……包括周立波书屋，成为个性别具、布置温馨、可提供沉浸式体验的阅读场所，在这里既能读到作家的作品，它们也是这些作家的小型博物馆。荷香阵阵，书香阵阵——过去的清溪村，正呈现出一个真正“作家村”的面貌。除了书屋，村里还建起了一座乳白色很有现代感的清溪剧院，根据周立波小说《山那面人家》改编的戏剧，将游人挽留在一台文学和风情浓郁的演出中。网红民宿、直播带货……网络时代的业态，借助作家村的热点，在村里应运而生。
这个暑假，我随中国作协来到湖南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系列活动，我们从湘西十八洞村来到益阳清溪村，两个村落，两种风情和面貌，无不展现出时代巨变在山乡的投射。这几年曾去过赣东北、赣中、赣南、赣西许多村庄，一个深切的感触就是：村庄更美更靓了，让城里人流连忘返。曾经，我在赣东北方志敏战斗过的横峰县，跑了全县十多个村落，很惊叹，全县域的村子一个不落地展现出让人啧啧赞叹的乡村之美、发展之美、生态之美。
山乡巨变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追求，没有穷尽。
清溪村因周立波而驰名，作为当代文学经典《山乡巨变》的写作地，它既是新中国初期火热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的缩影，也与小说本身构成一种互文关系。它为我们奉献了周立波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同时诞生了小说《山乡巨变》——而后者又诗化地成为小说的现实景观、慕名而来的游客的目的地。
周立波在黑龙江省尚志县元宝镇主持土地改革，尔后有了长篇小说《暴风骤雨》；为了反映农业合作社，回到家乡两年，与农民打成一片，尔后有了《山乡巨变》。
已故印度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说：“一个作家要想在作品中表达出来的学识和经验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这需要经过时间的磨炼，甚至需要他的一生来处理他的原始经验。”
真正富有历史感和生活质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与写作对象化为一片的结果。今天中国山乡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为写作提供了无限可能。但这样的变化，光靠作家打捞既有经验是无法真正把握的。要写出像《山乡巨变》这样具有“既具有社会普遍性，又是个人情感的表露”的文学作品，还得像周立波一样回到乡村，这样才能书写好乡村。
《光明日报》（ 2022年08月31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