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的传人”争夺战
目录
（一）迷失的龙
（1）“图腾”的精神牢笼
（2）为什么华夏民族才是“龙的传人”
（二）移花接木的龙族家谱
（3）抢夺龙族家谱
（4）溯源西方恐“龙”症
（三）持续千年的“龙根”秘密劫持抢夺战
（二）移花接木的龙族家谱
（3）抢夺龙族家谱
“龙”在海外真的没有人气、让人恐惧和憎恶吗？答案是否定的。
致力于宣传英国历史与文化遗产的网站“历史的英国”（“Historic UK”），是这样介绍威尔士的红龙国旗的：“威尔士人骄傲而古老的战旗是红龙”，并介绍到，“如今，红龙自豪地飞扬在威尔士各地的公共和私人建筑上”。实际上，不仅威尔士政府使用的官方标志是威尔士红龙，许多足球迷或橄榄球迷们也无需这类网站的介绍，就会感知红龙毋容置疑地是“威尔士最具象征性的标志”，因为每当有威尔士球队参加的国际赛事，威尔士的球迷们就“带着象征着他们历史和文化自豪感的红龙”，从威尔士出发抵达各赛场去支援威尔士球队。
在威尔士，有两个与红龙相关的座右铭，一个是“不可征服的威尔士之龙”（Anorchfygol Ddraig Cymru”）；另一个是“红龙将指明道路”（Y ddraig goch ddyry cychwyn）。
虽然一些传说将威尔士的龙旗传统推测到罗马时代甚至更古老，但今天已没人确切说得清红龙为什么成了威尔士的象征。当今的龙旗于1959年被正式官方采用，是以15世纪英国的都铎王朝登基统治英国后使用的旧皇家徽章为基础。
龙旗伴随着都铎王朝从威尔士被带到英格兰，1485年至1603年，“大英帝国”诞生的关键时期，这个威尔士来的王朝家族就统治着英国，并在宫廷占星术师、玄学秘术师、首位使用007作为间谍代码的约翰·迪伊（John Dee）的推动下，在“神授王权”的理念下，试图仿效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中国建设一支海军，以殖民全球。红龙象征着他们引以为傲的威尔士王朝血统。16世纪在亨利八世统治期间，以绿／白两色为背景的红龙也成为皇家海军舰艇上最受青睐的标志。
威尔士与红龙的纽带也反映在许多欧洲精英们颇为痴迷的凯尔特民族首领亚瑟王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首次出现在被普遍视为后人假托的“九世纪”作品《历史上的不列颠》（Historia Brittonum) 及十二世纪威尔士僧侣蒙茅斯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以小说的手法写的“历史传记”《不列颠国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中。二者讲述了一个著名传说，将龙与亚瑟王及凯尔特民族联系在一切。
故事中，凯尔特人试图在斯诺登山上建造一座塔楼以抵御撒克逊人的袭击。但屡建屡败。最后在灵童巫师梅林的指导下，发现了塔地基下一个水池里有红白两条睡龙。睡龙被惊醒后立即开始搏斗。梅林预言白龙将战胜红龙，象征着英格兰征服威尔士，但也预言红龙最终将回归并击败白龙。这个传说中的红龙就成为威尔士人的拯救者，把他们从撒克逊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亚瑟王让历代西方统治精英迷恋，一个重要原因是传说中他父亲的王号名的重大意义：尤瑟·潘德拉贡（Uther Pendragon）。“潘德拉贡”是音译，若意译起来“Pendragon”与龙有关，意思是：群龙之首／群龙之长，在威尔士文化中，这个词也被引申用作“最高首领”。
对于亚瑟王这个传奇英雄，几乎没有什么人确切知道任何事，也存在很多争议，甚至包括他的身份。威尔士的作者们坚信他是个威尔士人，是这里的原住民凯尔特民族抗击撒克逊入侵与压迫的英雄，苏格兰作者们坚称他是个苏格兰人，法国人则称他本来是个法国人。但若论张冠李戴编织历史这门国技的精湛，则非盎格鲁撒克逊莫属——历经英国学者文人们数个世纪的历史故事编织与宣传，亚瑟王这个曾抗击撒克逊的英雄竟然摇身一变，成了撒克逊民族的一员、一个英格兰的传奇国王，众多的英格兰王室贵族们也纷纷制出“家谱”，以示自己是亚瑟王的“嫡系后代”。
不惜一切手段编织不容争议的“家谱”和世袭统治权，这个情结自古至今一直贯穿着西方统治精英们对亚瑟王“家谱”的幕后争夺大战，其中不乏利用联姻、伪造等手段打造“龙脉”家谱，或干脆重构历史。
2001年，英国现代电影制作人及人类学家霍华德·里德博士出版了一本书《龙王亚瑟》（Arthur, the Dragon King），推翻了一切。通过对亚瑟王故事中的魔剑、骑马的武士等一系列要素进行文化比较研究，他得出结论：英国传奇故事中的亚瑟王形象更是与亚洲有关，与亚洲民族有更多的共同性与相似处，这也正是为什么亚洲人为欧洲的威尔士带来了“龙”的象征符号，使得龙被纳入威尔士的国旗标志。无疑，胆敢把亚瑟王及龙都溯源到亚洲，“大逆不道”的霍华德·里德博士也遭到不断的咒骂。
实际上，当“龙”文化经由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传入欧洲后，一些部落首领等精英群体因不懂得龙之道的真正含义，从表面上肤浅地把“龙”与家族血缘关系视为承继王权的合理合法基石，并由此产生了一个历史潜流：争先恐后地证明自己是“龙”的后代，以期获取不可争议、无容质疑的王权地位，为此甚至不惜一切手段——包括编造家谱、伪造证据、盗窃、甚至谋*、战争制造等。
自从亚瑟王的故事中世纪开始流传至今，欧美社会的大批统治精英们都对他的故事如痴如迷，包括深谙法术、会变身形、能预知未来的巫师梅林，具有法力的魔剑等等。以基督教东征为时代背景的军事宗教要素也为这个故事增添了吸引力。这一切使亚瑟王成为英国历代王朝统治者向往的人物。十九世纪后伴随着大英帝国对世界的殖民进入高潮，这些传奇故事又再次盛行，二十一世纪开始以来甚至越来越盛，只不过在现代，这些传奇故事的复活与中世纪的版本有所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神授王权统治世界。
在许多“历史研究新论”中，亚瑟王已不再是个传奇故事，而成了“历史史实”。在这些现代“历史新解”中，亚瑟王及欧洲的龙文化被追溯到古埃及、苏美尔、塞西亚（又译斯基泰、西徐亚，Scythian）的王族、及至为整个人类带来文明的外星”龙朝“／“神族”。与此同时，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也被西方精英网络仿效，这些新时代的“圆桌骑士”们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对全球的主宰权，建立一个“世界新秩序”。为“不战而屈人之兵”，他们重新打造亚瑟王的家谱，并沿着几大线路系统编织“龙族家谱”，掌控有关“龙”的叙事话语权：
（1）构建古埃及←→古塞西亚（西徐亚）←→凯尔特的渊源关系；
（2）构建 古埃及/苏美尔←→犹太文化←→欧美基督教文化的渊源关系
（3）构建“神传最高智慧”丹术的起源及嫡系传承链古埃及／苏美尔←→古希腊←→欧洲
一大批“御用”文人墨客们开始了新考古”和“历史新解”。他们频繁使用的历史编织话术不过是在复制他们的前辈构造“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的老伎俩。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重构塞西亚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对这个民族与亚洲的密切纽带只字不提，将其文化与历史渊源完全“移植”到欧洲，继而将其王族打造成“龙族”。
一段时期以来，欧美上层一些“寻龙根”圈子内开始流行一个叙事，说塞西亚的一个王子曾与一名埃及法老之女联姻，他们的女儿成为塞西亚的公主，名叫“Scota”，意即“民之统治者”（Ruler of people），并称，这是苏格兰人“Scots”这个名字的历史文化渊源。
实际上，古塞西亚民族与华夏等亚洲民族关系更密切。这是支中亚游牧民族，曾广泛分布与中亚、东欧、西伯利亚、小亚细亚、及至阿尔泰山及今天的内蒙古等区域，并曾在新疆的天山放牧。中国《史记》、《汉书》等史书也有记载，其中的“塞”、“塞种”、“尖帽塞人”或“萨迦人”等称谓就是指这个游牧民族。
十九世纪当基督教西方开始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大规模和系统性重构时，不仅塞西亚渐渐地被重构成一个“纯欧洲”民族，其主要活动地区也被从中亚“移植”到欧洲，其王族还是拥有超人能力的“龙”族。这话术最早由大英帝国编织。
1853年英国最有权威的亚述研究家亨利·克雷奇克·罗林森爵士（Henry Creswicke Rawlinson）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的一次演说中，宣布自己发现了一种最早的文字，并称之为“塞西亚”（Scythian）。如此，亨利·罗林森发现的亚洲象形文字便在此后被许多西方学者树立成“欧洲第一文字”，并以象形文字之间的一些共同点来“证明”人类其他民族的文字与文明是被这些至此已被化身成“欧洲”人的“塞西亚人”带来的，他们出示的一个重要“证据”是：统治这个民族的“塞西亚王族”（Royal Scythian）具有神族超人般的特异功能，被称为 “Sumaire”，在古代凯尔特语中意指 “盘踞的龙”。
在这个话术下，“盘踞的龙”的“Sumaire”就成了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Sumer）的名称由来。而既然苏美尔文明已被西方树立为“人类第一文明”，那么就自然得出一个逻辑结论： “欧洲文明早于其他任何人类文明”。
这个历史神话打造背后的文明重构例子处处可见，渗透当代文明战、认知舆论战的一系列领域，尤其在重构人类文明史这个“发明创造”中。如将本来源于小亚细亚的“古希腊”文明渊源进行地理移植，重构为“欧洲”文明；将中亚、西亚的犹太教、基督教、非洲的埃及等都重构为‘‘欧洲文化区”；将小亚细亚的菲尼基公主“欧罗巴”（Europa）“绑架”、据为己有，并进而命名“欧洲”；二十世纪末开始至今，对华终极大战步步推进，人类文明史重构的伎俩更上一层楼，某些御用文人们干脆将中亚地区划归为“西方”。
2010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一著名考古学与历史学家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分析为什么西方会在当下主宰世界、这一切对未来有什么启示。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大师手笔写了一部极端“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不仅将中国描绘成一个邪恶帝国，还为读者描述了一个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编织了一个西方在这个历史阶段统治主宰全球的“历史必然性”。他的这个“发展规律”模式，是把中亚等亚洲地区都统统划归“西方”，而他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他在自己书的封面上所揭示的：“历史的模式及其对未来的揭示”。言外之意：依照他的这个模式，那么西方必胜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性”了。
由“塞西亚王族”这些“盘踞的龙”，大师们又进一步牵强附会地解释到：这种具有超人属性的 “神族血缘”意味着，这些欧洲王室贵族世家今天遍布于西方社会并掌控着各个领域幕后权力的子孙后代身上拥有上帝之子的“圣杯血统”（Grail bloodline）。
根据这个“历史新解”，这个“圣杯血统”就是《圣经》中由大卫王→ 所罗门王→ 耶稣的“天授王权直系家谱”。言外之意：欧洲王室及贵族世家后代被上帝授予不容挑战的天然神权，主宰人类的命运、统治整个世界是历史的必然。
仿佛这一切还不够“龙”，为了“双保”，另一条强化“龙根神家谱”主线是试图证明欧洲王室、贵族世家与古埃及／苏美尔等所谓的“龙朝”（Dragon Court）有某种“血缘”关系。在这条“历史新解”主线上，欧洲的一些权贵世家们被树立为古埃及／苏美尔“龙朝”的“嫡系后人”。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围绕着诞生于中世纪的“龙会”（Societas Draconis）发生的一系列现代复古活动。
“龙会”这个组织于十五世纪初建立，当时，欧洲战火四起，政治动荡。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势力堡垒牢不可破，匈牙利及克罗地亚国王西吉斯蒙德·卢森堡（Sigismund von Luxembourg） 在1408年与23个欧洲王室成员及军事贵族结拜成一个兄弟会式组织。“龙会“成立两年后，西吉斯蒙德·卢森堡又成为德国国王并于1433年被教皇加冕，成为神圣罗马皇帝。
二十世纪，这个十五世纪诞生的“龙会”摇身一变，成了颇有气势磅礴味道的“帝国及皇家龙朝与龙会”（Imperial and Royal Dragon Court and Order），并声称自1408年成立开始，自己的组织就保持了“一脉相承的古老传统”、神圣罗马皇帝的权威。但该组织的核心人物及其最热衷的“粉丝”们，却是英、美、法、德等国一些背景极其复杂的幕后权术师。他们在幕后进行如雨细无声式的宣传主题就是：他们是远古“埃及龙朝”的“直系”后代，因而是欧洲王室理所当然的法定继承人，同时，因为他们的祖先——“古埃及龙朝”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而他们也有比常人更“高贵”的血统与血脉——“龙脉”，所以拥有“天赋”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利。
“帝国及皇家龙朝与龙会”的“龙子龙孙”们十分热衷时下盛行的古文明与星级文明“寻根”热及相关的“新考古”、“历史新解”。在欧美的“寻龙根”、“人类文明史新解”热潮中，“历史新考”成为“畅销书”的主题，新版“人类文明史”叙事的一个典型话术是，一方面只字不提华夏民族龙文化的源远流长，即使偶尔提，也只轻描淡写地称龙也在中国文化出现，象征“吉祥”，言外之意，龙在中国没什么文化含金量；另一方面，欧洲上天下地“寻根攀亲”到的苏美尔被定位成“人类第一文明”，并把欧洲的“龙脉”追宗溯源到古埃及乃至苏美尔所谓的“龙朝”（Dragon Court）。
这些“历史新解”并不满足于将西方精英们的祖宗追溯到古埃及、“人类第一文明”古苏美尔文明，还要继续溯源到外星系高级文明，并把这个宗源与“龙脉”寻根合二为一，形成了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史叙述：上古时代，古苏美尔文明被外星系“神族”安努纳蒂（Anunnaki ）创建，《圣经·创世纪》一章乃是苏美尔民族纪录这个神族在地球历史的翻版，这些神族当初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改变基因的方式创造了地球人类、也创造了“地球上最早的、高度发达的苏美尔文明”。
根据这个版式的人类文明史新解，苏美尔文明的创造者——这些外星系的“神族”与地球原居民的基因混合，产生了具有“神族基因”的后代，这些后代被称为“龙”，欧美的一些王室贵族后代就是“龙”的嫡系后裔，其祖先掌握被牛顿等一代知识精英尊为“王术、尊贵的科学、常青藤哲学”的炼丹术，并拥有意念控制能量的特异功能，因而不是凡人，而是超人一样的神族，比人类的其他种族“优越”。逻辑结论是：这样的神族“血统”与“家谱”可以让这些现代的“龙子龙孙” 们拥有领导其他人类群体的天然权利和优越素质。这是大师们在准备对人类文明史重构的又一大手笔，为终极文明大战做准备。
为西方“寻龙根”、古埃及／苏美尔考古热推波助澜的势力背景也相当深，许多都与欧美的军情机构、王室贵族、秘密社会、宗教组织等关系密切，或本身就是这些精英圈子内的，或受其资助惠顾。近些年来在中国开始悄然盛行的华夏文明“西来说”必须从这个文明战的全景图全面“溯源”才能看清源头及其幕后玄机。
八十年代，美国人大卫·哈德森 (David Hudson)等人在对超导、零点能等现代科技的一些前沿领域进行研究时发现，某些超导金属可被炼成一种特殊的黄金，称之为“单原子黄金”（monatomic gold ）。伴随着苏美尔及古埃及考古及“历史新解”热愈演愈烈，“寻龙根”的研究者们也开始猜测，这种特殊黄金就是古苏美尔及古埃及的国王们为增强意念潜能与“神功”曾食用的一种叫“星火”（Star Fire）的特殊物质，其实就是华夏丹术中的“金丹／“丹药”。“星火”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最常用的意思之一，是指二十八宿中的心宿／明堂，并被古代的炼丹家使用。当然，在这些”寻龙根”大潮中，你绝对看不到任何与“华夏”相关的词。在某些自诩为“龙”者眼中，龙族华夏是他们无法容忍的存在。假龙要取代真龙，就必须把真龙从人的记忆中彻底抹除。
超导、零点能“、“单原子黄金”等现代交叉科技领域的研究在欧美引发了新一轮对古文明炼丹传统的研究大潮，一些研究者甚至因此而称自己有龙的血统 。大卫·哈德森本人后来也加入了“寻龙根”大潮，经过一番寻求，他称自己是欧洲贵族世家吉斯家族（Guise）的后代。吉斯家族是法国“墨洛温王朝”的一个家族分支，被大批西方精英树立成“耶稣基督的嫡系后裔”。如此，大卫·哈德森相信，自己之所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重新发现了古文明的炼丹奥秘，就是因为自己是古埃及- 犹太国王大卫 –所罗门-耶稣这个“嫡系家谱”链条上的后代。
针对这些非王室成员通过科技新发现加入的“寻龙根”热潮，“帝国及皇家龙朝与龙会”的“龙子龙孙”王室们则嗤之以鼻：“你或是在基因上是条龙，或者不是，不论多少单原子黄金都难以改变你的基因成分”。
当下，在真正的龙族——华人自己尚未觉察的悄无声息中，这些“寻龙根”、编织“神龙家谱”的工程还是股静悄悄的潜流，但国际舞台后面的翻云覆雨者们已开始对其推波助浪，今日的潜流明天必将成为席卷二十一世纪的新一轮文明战。
如此绞尽脑汁编织“龙族家谱”，许多同胞会觉得幼稚可笑。可是今天你觉得可笑至极、不屑一顾的谎言，经过几代人的话语垄断，就会变成“铁板钉钉” 的“事实”。想一下“民主”，直到二百多年前，“民主”在西方主流社会还是一个贬义词，意味着“暴民统治”，被西方精英们嗤之以鼻。十九世纪，当西方强权的全球殖民进入高潮，需要增强本土社会凝聚力防止“革命”时，才开始逐渐把“民主”抛给极易被操纵的平民大众。经过短短二百年，“民主”已俨然成为一个自古及今“西方制度优越” 的象征符号。人类的大脑就是如此容易被重新编制“记忆程序”。知己知彼，才能笑到最后。
此等记忆程序被重编的例子比比皆是：1776年亚当·斯密写《国富论》时深受“欧洲的孔夫子”——法国启蒙思想家、重农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思想的影响，“自由放任”本来是重农学派的一个座右铭，使用的法语词（laissez-faire）正是来自对汉语“无为”的直译，即遵循自然法则、依“道”行事，华夏才是这个经济思想的真正鼻祖。
自华夏文明开启，往圣先贤们就为后世子孙传输了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市场自我调节、“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的经济原则。华夏的文明之根《易经》在这个维度就有多个卦传输华夏经济与贸易传统：“日中为巿，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
基于这个文明根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也论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基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然而，《国富论》二百多年后的今天，亚当·斯密被奉为“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鼻祖”，中国则成了“封闭、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代名词。
再看看英国神乎其神的“工业革命”：根据主流学术界的标准定位，“工业革命”时期大约为1760-1840年，但工业革命一词不仅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被法国文人杜撰出，而且其代表性技术——蒸汽机、钢铁冶炼技术、纺织机，在技术上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只是对数百年前中国技术的复制，根本不是因为在英国发生了“划时代的技术革命”，而仅是因为这些法国文人要把英国与“法国大革命”作类比，所以那之后数十年间都一直未进入英语的日常词汇中，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经过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的使用变得时髦流行起来。
但这并不妨碍二百年后的今天，主流学者把它打造为“铁板钉钉” 的事实，振振有词地洗脑公众：“这是英国乃至西方大国崛起的原因”。
这是二百年左右的“记忆程序重编”。
再看不及一百年的：如今，四年一度的体育盛会奥运会足可匹敌好莱坞大片，奥运火炬传递仪式被西方渲染成“再现古希腊奥运会的火炬传递仪式”。然而这个“古老而神圣”的仪式不仅是个十足的现代“发明” ，而且是出自纳粹德国之手，它的首次登场是1936年希特勒统治下的柏林奥运会并从此承袭下来。它是希特勒手下纳粹德国的一个文化遗产，是纳粹德国为把自己神化成 “雅利安优等种族” 而编织一系列奥运神话的一部分，渗透着不折不扣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与纳粹德国民族主义气息。然而，不到一百年，这个纳粹德国发明的奥运火炬传递仪式不仅被成功推销成自古希腊以来的传统 “和平” 象征，而且还让世人深信不疑。人类的记忆就是如此短暂。
同样，中国人认为“四大发明源自中国”这一事实“人人皆知”，但在众多被西方教育及媒体主导话语权的国家，已在中国人毫无知觉中逐渐开始了这样一个“历史记忆重构”：欧洲人发明了火药和印刷术、古埃及人发明了造纸、阿拉伯人将指南针用于航海。如此下去，不过两代人，即使在中国，四大发明的地位如何也很难说。
劫持龙根的这场无形文明战是“西方中心主义”虚构人类文明史的顶级经典大作。
它在为一个未来世界蓝图做设计规划：当世界民众对当代西方式“民主”泛滥成灾的金权政治游戏、腐败透顶的政治家与社会精英厌倦后，人类将呼唤一个新时代，届时，一个“世界性”的“普世宗教”将现身，西方世袭权贵王朝家族及“自由石匠会”（共济会) 之类的自诩为“自远古至今不断传承神族智慧”的“神族后裔”自然要坐在这个“全球普世宗教”权力金字塔的最顶端、成为无容置疑的新统治者。
究其实质，这是西方精英们基于对绝对权力的追求，把劫持龙根作为获取绝对权力的最有效途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终极版。这是“下下道”，也证明了假龙的本质属性。以天道为基的王道是建立在道德仁义的根基上，而不是靠什么血缘家谱的世袭关系来获取和维持。
另一方面，这个现象也让我们领悟西方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天然缺欠，即对“龙的传人”这个概念的真正理解。这种缺陷也解释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为什么西方总是高举“民主、自由、人权”大旗，却行着独裁、奴役、灭绝他族文化、视无辜弱势者为草芥的行为。
华夏文明强调“天道”，把执政者的道德与智慧作为其合理合法性的根基，而不是血缘与家谱。华夏文明中的“圣”与“王”不可分割。作为全息密码体系的汉字也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原则。王者，通天地者；圣者，通天地之精者。聖＝耳＋口＋王的造字结构，也说明了 “圣” 与 “王” 不可分割这一理念。黄帝也如此传授“圣王”之道：
“故唯圣人能察无形，能听无声。知虚之实，后能大虚；乃通天地之精，通同而无间，周袭而不盈。服此道者，是谓能精。明者固能察极，知人之所不能知，服人之所不能得。是谓察稽知极。圣王用此，天下服。” （《道原》）
（4）溯源西方恐“龙”症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的一些统治精英在幕后争做“龙之后裔”，彼此比拼谁才拥有无容挑战的绝对主宰权，但在普通大众层面，一方面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龙”长期都被视为智慧的象征，但也确有一些人对“龙”存在恐惧感甚至敌意。这多源于一些社会、宗教文化等因素叠加起来的心理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系列认知混乱因素引发的：
（1）第一层混乱源自欧洲文人对不同概念用词的随意互换和互译。如罗马诗人维吉尔在他的诗（《Culex》）中描述了一个牧羊人与一条大蛇的搏斗，在其中就将大蛇既称“蛇”（serpens）又称“龙”（draco）。
（2）第二层混乱源于《圣经》及其翻译。十七世纪初，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主持编译定版了官方英文版《圣经》，即如今在全世界诸多国家通行的詹姆斯版《圣经》。在翻译定稿时，原文中的 “serpent”（蟒蛇） 、“devil”（魔鬼）、“Satan” (撒旦）等概念用词与“dragon”（龙）也被随意互译，“龙”如此也变成了那个狡猾阴险、在伊甸园引诱夏娃和亚当的的“蛇”，成为“魔鬼”的化身。不仅如此，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并象征邪恶的海怪利维坦、“启示录”中描述的怪兽大红龙等形象也都导致此后至今几百年的西方社会对“龙”的认知混乱与敌意。
（3）这些用词不当引发的认知混乱导致敌视“龙”的心理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不断叠加，并被文学与艺术作品强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二十世纪初挪威雕塑家古斯塔夫·维格朗（Gustav Vigeland）的一系列著名雕塑。维格朗的许多雕塑作品中都以“龙”为主题，并大体上都把龙与“原罪”相联，视其为一种与人类对立的自然力量。
（4）认知混乱的另一个因素来自中国内部。本来是真正“龙文化”的传承者，中国在世界上却长期缺乏有正能量引导力的叙事话语权，许多中国学者不仅缺乏自己的独立研究，还把“西方中心主义”历史重构出的谎言当作铁板钉钉的“历史”，对自己的历史与文明要素几乎都需要通过西方的有色眼镜与大脑意识去诠释，有意无意地降低自己文明的含金量，将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低俗化、庸俗化、丑化。
在西方话语权与文明战话术的主宰下，种种乱象引发的“龙”之迷失导致二十一世纪的一些中国人象躲避瘟疫一样地躲避“龙”。“龙”落选奥运会吉祥物、憾失为世界传输中国自己对龙进行诠释的话语权，就是一个现实映照。这不奇怪，因为现代奥运会发展至今，本来就是西方强权对世界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与精神殖民的一大工具。
基督教西方对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压制与文化殖民虽然无形却蔓延至各个层次，其严重程度难以估量，它不仅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发展模式、社会发展方向，甚至民族的自我身份认同。
“龙”文化在华夏文明长河中对华人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无法被轻易抹除，但由于长时期华人自己对“龙”习以为常，缺乏系统而深刻的认知和叙事，“龙”的文明要素及其文明含金量被逐步降低、淡化，被剥离了其中蕴藏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的文明内涵，仅成了“吉祥” 、“繁荣” 的象征。更有甚者，许多学者把“龙”诠释为一种原始低级社会对图腾的崇拜、对自然力量恐惧无知而引发对“吉祥”的追求，彰显现代无形文明战背景下的龙之迷失。
“龙”对于中国人意味着“吉祥”、“繁荣”，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一味强调这一点，就剥离、淡化了“龙”所蕴藏的“天人合一”的生命科学奥秘、贯穿万物的宇宙法则的文明内涵，最终必然动摇华夏的文明根基，让民族自豪感空洞化、肤浅化，在外力冲击下不堪一击。与此同时，通过惯用的“张冠李戴”术，伴随着“神授王权”和“龙王朝嫡系后裔”等“家谱”在大西洋两岸的精英圈子内传播，黑白颠倒的文明史谎言被以润雨细无声的潜移默化手段渗透进大众意识，旨在全球填培一个无形的精神殖民帝国的土壤，为一个文明战要素打下伏笔，即，只有西方才是这些高级文明的起源地、只有西方才是“神传”本原文明、才有不可挑战的“神授”权力去领导并主宰世界。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一方面是西方那些自封的“高贵”神族后裔们不惜伪造考古证据、信手编织史料，着魔般为自己攀亲寻根虚构“龙脉神族家谱”，另一方面是被其深深催眠的真正的“龙之子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
这个文明战之路的尽头就是：经过几代人的持续被催眠，华夏民族的历史记忆、民族身份认证都被抹除后，不仅华夏民族的“龙根”被劫持，华夏文明之根《易经》也要被移花接木，嫁接成西方的“高贵”文明之宗。
假龙们一直在费尽心机的是要取代真龙。作为真正龙的传人的华夏子孙，只有从本质上领悟和理解“龙”的精髓与真谛，才能在假龙来临时镇定自若，以坚不可摧的民族自信有效应对，粉粹假龙们企图统治地球、奴役人类的阴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