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卷帙浩繁的经籍。道教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不仅记录了道教的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方术、斋醮科仪，还保留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医药学、养生学、化学、音乐、地理等多种学科的珍贵资料，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宝库。
《道藏辑要》的编辑年代和编撰者考证
《道藏辑要》是继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之后收书最多的道教丛书。对于其编辑年代和编撰者现流传二种说法：一、按清末贺龙骧校理《重刊道藏辑要》谓此书系清康熙（1662～1722）间彭定求撰辑；二、《道藏精华录》称此书系蒋元廷编纂于清嘉庆（1796～1820）年间。后书板被焚，书亦留存甚少。
彭定求
经考证，清康熙年间长州进士彭定求编成《道藏辑要》比较可靠，其经籍共二十八集，收录《道藏》未收之晚出道书一百余种，二百八十卷，后绝板。清嘉庆年间，侍郎蒋元庭在京编集并刻板印刷，收入道书一百七十三种，皆取自明《正统道藏》，是为《道藏》要集选刊。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成都二仙庵住持阎永和、新津彭翰然发起重刻，井研贺龙骧参与校订，并增刻了《道藏辑要续编》。
现通行本即为二仙庵版本，该书共二百四十五册，所收道书已增至二百八十七种，其中新增道书一百一十四种，皆为明《道藏》未收的典籍。全书按二十八宿顺序排列，字板是用梨木双面雕刻而成，共一万四千多块，1957年搬往青羊宫保存至今，为当今道教经籍中唯一存板。
《道藏辑要》的价值：增收了正、续道藏以外之百余种道书
《道藏辑要》所收道藏已有之书，不尽按原貌转录，或不分卷，或删略甚多。例如《云笈七签》不分类，且删去数十卷之多。它认为道书“但贵发明妙蕴，不在多著文词”，而不收录《太平经》、《无上秘要》、《道法会元》、《灵宝领教济度金书》等大部道书。
所辑是否道藏之要或已尽道藏之要，自当别论。《道藏辑要》的主要价值在于增收了正、续道藏以外之百余种道书（包括重刊本续入的部分），其中绝大部分是明清时代新出的著作，为研究明清道教提供了可贵的资料。《道藏辑要》的选书标准反映了清代道教信仰的特征。《凡例》首称：
“道有宗派，宜分主宾。此编于三清至尊、先天至圣而厚，即按道派源流将南北宗祖所传诸经丹诀挨次列入”。
又认为“内丹可以超凡入圣，外功只可却病延年”，故内丹书收载尤多，而外丹炉火则“严为摈斥”。“一切符箓专本”，亦“概不列入”。
同时，它还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吕祖崇拜和乩仙信仰。其云：
“古今圣真，未可数计，妙道真传，群推孚佑帝师。非特开南北宗派，传经演典，至大至精，即片语只词，亦必关合道妙，玄微难名。且敕普度，化被四洲。此中所载，不及千万之一。仅就旧传真本，敬谨列入，以惠学者”。
故全书收入不少托名孚佑上帝（吕洞宾）的乩降之作，如《太上玄元道德经解》、《先天斗帝敕演无上玄功灵妙真经疏解》、《九皇新经注解》、《玄宗正旨》、《玉枢宝经》、《十六品经》、《金华宗旨》、《同参经》、《五经合编》、（包括《吕帝心经》、《延生证圣真经》、《金玉宝经》、《醒心真经》、《吕帝文集》、《吕帝诗集》）、《先天一气度人妙经》等等。又有文昌帝君降笔之作，如《文帝孝经》、《文帝救劫经》等；历代仙真（张陵、葛洪、许逊、陈抟等）降笔的乩仙著作，如《玉诠》等。
《道藏辑要》的特点：三教归一
提倡三教归一，也是《道藏辑要》的一大特点。《道藏辑要》在序言前收雍正十一年《上谕》，其称：
“朕惟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原，并行而不悖”。
《道藏辑要》收录一些与其无关的《序言》如：《世宗宪皇帝御制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序》、《世宗皇帝御选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张平叔语录序》、《世宗宪皇帝御选宏栖莲池袾大师语录序》、《世宗宪皇帝御选当今法会序》、《世宗宪皇帝御制三教语录总序》等，从中不难看出，清代政治者对汉族的三教思想进行融合，从上至下，已成风气，许多王公大臣将自己修道悟禅的心得整理成为《语录》进行流传教化。
在这种风气之下，《道藏辑要》除收入明标三教合一之旨的伍守阳《仙佛合宗语录》等书外，又增收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还收入诸葛亮、关羽的传记、文集，以及文昌帝君的经书等等并不为奇。
《道藏辑要》的重刊：历尽坎坷
《重刊道藏辑要》的工作是十分艰辛，其经过许多高道大德的经心筹划和不懈的努力。按新津彭瀚然《重刊道藏辑要弁言》说：
“其板已毁，书之存于省垣者，仅严雁峰家藏一部，诚硕果也。瀚恐三宝凌夷，商之笙喈公同募刻”。
丁福保编在《道藏精华录》中列《道藏辑要目录》也提到：
“嘉庆间蒋元庭侍郎编纂《道藏辑要》，刻版于京师”。
其录《道藏辑要总目》解题曰：
“是书清嘉庆间蒋元庭侍郎辑，板存京邸。及送板南归，而先生又北上，卒于京。故外间传本甚少”。
由此可以确知，清嘉庆（1796－1820）年间的《道藏辑要》第二次编辑者蒋元庭也颇受坎坷，刻版于北京，后羽化于北京白云观。此后又经刊刻，藏外道书有所增加。至清光绪末期，因原版《道藏辑要》已然罕见，光绪32年（1906）贺龙骧、彭翰然于四川成都二仙庵翻刻《道藏辑要》，称为二仙庵本《重刊道藏辑要》。又增加藏外道经，使其总数扩充为287种。
新津彭瀚然应该是《重刊道藏辑要》的最初的主要发起人。他为《重刊道藏辑要》，四处“筹费不暇”。刻板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间主要发起人阎笙喈道长羽化，又由宋智和与王复阳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继续雕刻，至公元1915年，前后经过了三次制作，历经十五载始告竣工。在《重刊道藏辑要缘起·校勘道藏辑要书后》里贺龙骧写道：
骧以腐儒，自幼听先君读佛老书，喜其中言性命之旨，造化之妙。悉于周易大中同符，嗣觉律宗各条，便于训俗，正人心回天运者，似较十三经为倍显。乃士大夫每厌闻之，置高阁而不肖道者，盖戒于游方之玄……甚负我世祖章皇帝谕天下臣庶尊崇三教、圣祖仁皇帝钦定释道两藏经论、世宗宪皇帝御选藏经语录合儒门《四库全书》颁行之意。骧夙切杞忧而欲振宗风，代宣金口屡为亲，故劝阻牵于浮名不果者，历有年矣。
这是贺龙骧等重刊《道藏辑要》的最初目的。当时天下太平，政通人和，在政府的支持下，代表儒教的《四库全书》编撰完毕。全真道教一向重视道教经籍的编撰，就像陈垣老先生说丘祖为何让宋披云编撰《道藏》一样：
“或问全真家何以刊行《道藏》，第一全真崛起，本不属以前道教；第二，全真重在修养，何用多书？曰：全真家之刊行《道藏》，将以继承道家统绪，留读书种子也……能寝馈于斯，虽伏处山谷，十世不仕，读书种子，不至于绝，则全真家刊行《道藏》之意义大矣”。
北京白云观十六代方丈郑瑞阳曾与孟于才协力，得王迁弼助资，重修白云观存明本《道藏》。据陈国符先生《道藏源流考》说：“道光二十五年北京白云观《道藏》重修”，其实从明代起，高道们就一直不断地修补《道藏》，明以后重要的道教丛书主要有三种：《道藏续编》、《道藏辑要》、《道藏精华录》。《道藏续编》由清闵一德编成，多收清人著作。《道教辑要》由道士彭定求编成，收道书近300种。《道藏精华录》由宋一子辑成，有一部分是清朝和民国初年的著作。《道藏精华录》说：
“考明藏不仅有正统、万历二刻，又有天启丙寅新刻袖珍本，皆藏家罕有之秘籍也。因其中多古字书，虽刻于明代，而实根源于宋”。
清代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北京、上海、西安、武汉等地都始有重修《道藏》之举，补写许多章节，但多为小修小补，工程量都不大。也有的想重刻，终因资金关系而中断。按丁保福先生说：
“故清乾嘉间，学者多从之校订俗本焉。北京白云观向有《道藏》全部，每半页五行，每行十七字，皆梵筴本，非方册本也。在道光年间已残缺，有王君延弼者出资修补之。上海白云观亦有《道藏》，至同治年间，始修补告竣。民国七年，高邮王丹明先生，拟借上海白云观《道藏》，集资而重刻本，惜仅刻成目一卷，因集资未成，不克举办”。
给四川道友编撰《道藏辑要》的另一动力，是佛教“金陵杨仁山专刻佛藏，海内称绝。”这时，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大型道典出现，表明道教在清初王常月祖师中兴以后的贵盛。贺龙骧说清初的《道藏辑要》：
“以千字文列号，凡三清八洞、三茅五祖、南北七真、诸子经纶，统载无遗。乃玄门之完璧，入道之梯航也。惜板存京城，久遭蠹蚀，蓉垣梓潼宫有梵筴本半藏，今亦首尾残缺”。
可见，当时的《道藏辑要》流通并不广泛，四川更为少见。加之早期的《道藏辑要》“传写鲁鱼，尤当仇对”。按贺龙骧的《重刊道藏辑要子目初编序》谈到清初彭定求编撰的《道藏辑要》：
“原书总目只载卷数，未列子目。莽如渊海，下士难窥。不久书帙放失，虽达士通人，亦罕识宗旨焉”。
《重刊道藏辑要》有序三篇，分别为新津彭瀚然、蜀山三隐者和阎笙喈方丈所撰写。《道藏辑要原序》有二篇，分别为“秕秕道人钟离权”和“大罗领班苏”题写。钟离权为八仙之一，不可能为之作序，“大罗领班苏”也无史实可考，所述内容皆于刻板无关。好在道教学者并不争求这些，《重刊道藏辑要·凡例十六则》说：
“道书之传，真伪参半，但贵发明妙蕴，不在多著文字”。
也多亏当时编撰者虔诚的信仰，他们发愿功德，筹资刻板，细心周密，多次强调：
“重科此书，悉照原本式样。其中虽字句隐而不惬，亦敬阙以俟，未敢轻改，以增罪也”。
这样，我们才能一睹清初道典的神秘风采。以上内容特征，使《道藏辑要》一书成为正、续道藏的重要补充资料，堪称“继续道藏”。
历经劫火，幸得张元和道长抢救
有此一书，可使人略窥道藏之精要，并得览其后所出之大批道书。这对研究明清道教信仰、南北宗派、内丹秘法、功课戒律、乩坛活动，以及宫观焚修实况、三教合流思潮等，尤具重要价值。
《道藏辑要》经版
抗战时，刻板曾保存于二仙庵印制房，得以免遭战火；“反右时期（1957）”曾搬至二仙庵方丈堂，以避“清扫”之祸；“大跃进”（1961）又入青羊宫保存；至文革（1966－－1976），大道不行，群魔乱舞，经版多所损失，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一人，那就是四川成都青羊宫的张元和道长，此人为抢救保护此唯一刻板可谓功劳卓著。
张元和，俗名张永义，原籍四川南部县马王乡人，生于1909年7月11日。家庭为贫苦农家，1933年9月20日因病到成都青羊宫跪请出家修道。
初到道观内，因无文化且身体瘦弱，被观内执事所看不起，只指使干些粗杂劳作之事，颇吃了些苦头。这样整整干了6年，到1938年才应允成为正式道士，礼拜原青羊宫监院陈永栋为师，取名张元和，为全真龙门派第十九代玄裔。先后曾任该宫经主、巡照、高功。
解放后，市园林局以青羊宫为中心建立花圃林园（后改为文化公园），青羊宫中有种植花木技能的道土便被吸收参加工作，张元和便是其中的一位。但他仍是全真教徒，仍过正常的宗教生活，还担任青羊宫民主管理副主任职务。1961年他被成都市西城区政治协商委员会吸收为政协委员。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朴直诚恳，工作认真负责，是当时成都市道教界人士中较为先进的人物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青羊宫受冲击，神像被推倒，匾额被砸毁，经书被搬走，文物被打坏，连青羊宫珍藏的《道藏辑要》木刻版，也被当木材拿走400多块，园内的树竹被任意砍伐，宫内的道士被撵出，勒令还俗。作为道教玄嗣，目睹当时的情景，十分痛心。他利用他是公园的工人而又留住在青羊宫的条件，尽力保护道教文物，特别是仍存放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刻版。
张元和道长虽然文化程度低，但他深晓这部经版的珍贵。他千方百计向那些“造反者”细说经版的文物价值，向那些蓄意抢夺者冒险交涉，竭力保护，总算是把绝大部分经板保护下来了。
现在青羊宫已有近50位常住道士。张元和感到现在道教经籍缺乏，决心要使保存在青羊宫的《道藏辑要》经版发挥作用。1984年，他与四川巴蜀书社达成协议，联合重印《道藏辑要》。他带领道众清洗每一块经板，晾干，再检查缺少了哪些，登记清楚。尔后，又按原刻印本补刻了四百多块经板。这样，整部经板齐全，我国唯一幸存下来的清代刻版《道藏辑要》才又得以重新印刷行世。
正是由于张元和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维护了这一刻本，尔后又历经辛劳使这一刻本得以行世，他保护了国家文物，延续了道教重要经籍的刻板，受到社会学术界人士的尊敬，更是受到道教界人士的尊敬和赞誉。
在《道藏辑要》重印行世时，张元和撰诚恳地说：“《道藏辑要》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一部分，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保护它。我作为道教的嗣子，更有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对今天《道藏辑要》的重印出版，感到无比的欣慰。当然这首先要感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感谢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感谢为出书付出辛勤劳动的青羊宫道友们。”
由于张元和在道教界的声誉和影响，1980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l982年起任成都市第九届、十届人民代表。同年当选为成都市道教协会副会长，1984年当选为会长。1984年，成都市道协曾与四川巴蜀书社合作影印《道藏辑要》，此举本为海内志士之善举，然限于当时较落后之技术条件及合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使得此举半途而废，所影印《道藏辑要》纸张、质量较差，字迹模糊，远非梨木原印版所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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