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幸运，跟随张建林先生几次去过考察现场。2006年，西藏萨迦，张老师和团队正在进行考古挖掘，海拔四千多米，雨季中的小镇，上山下山，等雨停了开工的间隙，做整理绘图。我找了拖拉机独自去泡温泉，张老师和团队的人不会舍得浪费这样的时间。
藏东，吐蕃时代的寺院里，张建林先生正在鉴定一幅清代的唐卡。
2009年，我跟着张老师的团队去藏东考察吐蕃时期石刻，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拉萨到盐井盐田，在察雅县去往深山古寺。雨中骑马，风中徒步，夜宿帐篷，幽暗的寺院大殿里组装散落的佛像，在古老的土司大院里拎着棍子防狗的偷袭。
也正是在这一次，我才真正的理解，“考古”不可能是一个浪漫的名词，甚至不仅仅是学识的累积，还必得有一种精神在。随时能安放身心，保持克制与求索。
凭着感性做一件事，总有所谓的努力坚持，但是要在一件事情上有所成就，需要的是恒定与热爱。
西藏阿里，海拔四千多米的山顶俯视穹隆银城，脚下就是深不见底的峡谷。
2015年，西藏阿里的穹隆银城。离开前的最后一天，张老师要独自去山顶上看一看穹隆银城的全貌。
“你要去，我不会等你，也不会管你。”
于是，来回的路上，他就真的一句话也没跟我说。
他大步走在路上。他早已经习惯在荒野中的独自沉默，在沉默中洞悉天地。
我远远随着他翻过深沟，爬上山梁，高原的阳光在午后晒在石头上，石头闪着光，晃得人视线模糊。
到处都是大石头，并不需要花费太多心思在路上。稀薄的空气，让人一无所思。
在两侧悬崖的中间抱着经幡柱谨慎前行，转过乱石不断滑落的悬崖边窄窄一条土边，站在山的最高处。原本仰视在上的王宫，看下去缩小成为一个点。
狂风烈日中，他的身影遮住了光，成为一道剪影。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还有古老而神秘的故城，这是一座还没有人下过定论的城址。
他会是那个做出结论的人吗？
对于一个年届花甲的考古学者，这会是一个他期待中的荣耀吗？
张建林先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村里炒菜。一个认真的学者，菜也做得不错，起码会非常细致。
“张老师，您怎么选择了考古专业的？”
“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我参加了高考，当时我22岁，已经在宝鸡县化肥厂当了三年工人。我的第一志愿是图书馆专业，第二志愿是考古，第三志愿是中文，因为我喜欢看书，没想到被西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了。”
“您第一次到西藏之前，对西藏有了解吗？”
“1984年到西藏做文物普查，当时关于西藏的了解非常有限，直观的感受就是看过一部关于西藏的电影——《农奴》，到了西藏，好像是进入了一个异域之邦。”
已经退休的张建林先生，却没有停止在西藏考古的脚步。
1985年，古格王国遗址，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调查。
“虽然之前，我们翻阅了几乎能搜集到的所有古格的资料，照片也看了很多遍，可是一旦站立在真正的古格故城面前，那种惊喜和兴奋还是难于自已，久久不能平静。
时近中午，阳光强烈，故城土山上的残垣断壁、佛殿、碉楼、洞窟无遮无拦，历历可数。偶有云团飘过，山上就出现迅速移动的阴影，山风吹起一阵尘土，远处象泉河的流水声隐约可闻。”
张建林先生等13人组成的古格王国遗址考察队，6月，从拉萨出发，在路上颠簸辗转半个月后，才终于站在了古格王国遗址的山脚下。
都正年轻，因为内心太过激动表面却格外保持平静，坐下来，吸上一根烟，静静地看着眼前这座凋敝之城。
考古队在古格断断续续工作了三年。他们统计故城遗址的宫殿的数量，为之编号，就像当年伯希和、张大千、史岩分别为敦煌莫高窟所做的工作那样。
红殿和白殿的外墙和土山色无异，寺顶上的女儿墙残毁，大殿的天窗进的雨水破坏了部分壁画，山坡上、石道旁比比皆是遗弃的箭杆、铠甲残片、破碎的藤编盾牌。一堆堆的卵石和大量的线刻玛尼石。洞窟式民居、宫殿、寺庙多数已成废墟。
在他们到来前的两年，县政府在这里安排了两位守护者，盖起了三间藏式平顶小土房和两米多宽的小院子，后来腾出了其中的一间给考古队用。这几间小屋经过30年的风吹日晒，已经与古格王国遗址融为一体，他们当时写的字还留在墙上。
长途舟车骑行劳顿，到了目的地，马上投入工作，是考古工作者的常态。
“张老师，很多人对考古都特别好奇，有些书把西藏考古写得异常传奇，近乎魔幻，您有没有经历过特别惊险的事情啊？”
“我没看过那些书，惊险？我没感觉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惊险的奇遇，就是在工作。每次野外考察，工作量都很大，总是想着可以从容一些，早点收工就是享受了。可是一干起活来就容易忘记时间，经常一干就超过十小时。”
“考古工作三十多年，回想起来，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遗憾！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每一次考察都尽量做细做完全，每次离开现场，又都感觉还应该再回来更加深入的做下去。可是一个接一个的工作，根本停不下来，大多数都再也没有时机重返。还有大量调研过的资料没来得及整理。”
“哈，可是就退休了。”
“我们考古界把退休的研究员叫核废料，正经发不了电了，辐射性还挺大。”
远远见到有人马穿过河谷，寺院里的阿尼啦（修行的女性）拎着茶等在路上。大家围坐，休息一下。
张建林先生在西藏三十年，我没有听到过他与人讨论佛法，多的是佛造像、遗址，是曾经存在并留下的痕迹。
我猜深藏在他心中的或许是儒家思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他又有老庄一样自由行走在天地间的心性，这样的心性是很能感染人的，郊野烈日或是无边星空下，只要有他在，总会让人感觉身心自在。这同时也是儒家的厚德以载物的美德吧，以自身的品德感染人。
人可以在宗教中寻找到安慰，摆脱个人的牵挂，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在生活中尽职责义务，为子，为夫，为父，为社会角色，尽做人的本份。
只要人道精神在，凭着理性上的克已自律一样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和谐。
当然，如果像张建林先生这样，再从一生学术上找到乐趣，不论是于普世，还是于精神世界，大约可以对自己有所交待了。
一辈子做考古，需吃得了苦，挨得住寂寞，专业更要务实。
虽说人生的瞬息之间，最终都不过是化为虚幻，远不如江流之无尽，时光之无穷，甚至不如那些古老的城池，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可是，最后谁真的能与日月同在呢？
真实完善的一生，还是最踏实自然的。这样的人生，张建林先生或可为典范。
对于考古的人，走在路上只是到达的方式，真正的工作是从抵达那一刻开始的。年复一年，张建林先生就这么在不同的路上，走了几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