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径可以根据三个相继出现的引导词来追踪: 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和存在的地形学，一般认为，阅读他的作品时要分两个步骤——从“存在的意义”到“存在的真理”； 然后是“存在的地形学”——每一次都将他的思想更切近地带入到对开端的居有上。但如果唯独地形学提供了足以接近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持续追问的唯一问题——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显然，他的作品需要倒退着阅读，而不是正序阅读。
四次研讨班的内容现在日本都已经拿到了，在其中一次研讨中，海德格尔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如果理解正确的话，告诉人们应该如何阅读他的整个著作。为了避免对他的思想起点的误解，他写道，“在《存在与时间》之后，我的思想用‘存在的真理’取代了‘存在的意义’。而且为了避免对真理的任何误解，以及排除将其理解为符合论，‘存在的真理’已经被阐明为‘存在之处所’——真理作为存在的处所特征。不过，这预设了处所是什么的一种理解。因此表达的是存在的地形学。”
他的思想路径因此就可以根据三个相继出现的引导词来追踪：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和存在的地形学，不过前两个词汇依然有被误解的可能。第一个词汇被误解为一种（新康德主义）意义哲学的老话题，第二个词汇被先行假设为与一种外在于语言的事实状态相一致的语言表现的品质。唯独第三个引导性词汇可以让海德格尔回答关于存在的真理这一古老问题：它是存在的“处所特征”。适用于“存在”这个词的一个例外且持久的误解——即将存在表达为存在者整体——当海德格尔说在场与出场的差异而不是说存在论差异时也已被抛弃。
只有在他晚期的一些文章里他才提出了出场的问题作为那个“地形”。这些地形是历史的诸经济学。在每一瞬间，它们都组建着在场的一个区域。纵观每个时代，出场都以不同的方式阐明自身，安排自身不同的运作。出场的“诗性”特征就是海德格尔称为“诗”的东西。“能思的诗本是存在的地形学。”无需说，这与创作诗节的艺术没有任何关系，甚至与人类的语言也没有关系。“思的诗性特征”只是回响，出场以及它的诗性特征的回响。出场结晶（创作意味着“沉淀”、“聚集”）为连续的秩序。反之，这些划时代的结晶体规定了我们言说和写作的某种词汇。出场的自我—定序因此必须被理解为原初的语言。纵观他的文本，海德格尔思想的本质性关注点依然是相同的：将“存在”从现象学的层面上理解为出场，以及通过存在者所拥有的将它们自身“聚集”、定序、创作一个文本或“诗”的多种样式来理解它。当海德格尔现象学的引导性概念是“存在的意义”时，这种多重性只是其中一块区域：存在者被给予为上手的，存在者作为对象，以及此在。当它的引导性概念是“存在的真理”时，这种多重性则是其中的一个时代：希腊、拉丁、近代、技术的。最后，当引导性概念是“存在的地形学”，这种多重性就不再是地域或时代的事件，而是它本己的“现身”：一种多重的源发事件，此源发性事件作为一种先验条件，使得空间的、时间的、语言的以及文化的“处所”成为可能。
R.舒曼
只有跟多重性的最后这种形式相关联，问题呈现出来的冲力才推动海德格尔在其整个思想旅程多形态的作品中轮番使用这些词汇，以便把握出场作为一种聚合和分解的力量。从谱系学的视角来看，实体的历史星座呈现为由第一秩序安排的次序。但是，一旦现象学的看从在场的诸物的质和相互作用中移回来，转向他们的出场，这些星座在其下降的线路中就通过第一纪元的诸形象付诸实施，证明它自身是源自于最初的遮蔽：源自于出场事件的遗忘以及维持其多重性的无能。那么，要求注意历史秩序之多重性的谱系学在这条线路的开始处就发现了对持立或驻留的无能，并因此也无法领会或把握那些秩序中的“生产”、它们做与不做的弹性。寻求源自于缺乏高度的诸原则。海德格尔晚期的作品因此才能被解读为试图阐明一种出场的经济学的主要特征，这种出场的经济学不可还原为一种原则——种多元经济的特征。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昭然若揭的是《存在与时间》中所承诺的“存在论历史的现象学解构”只有从海德格尔后期作品的立场出发才能够被完全理解——并实施。直到那时，时间如何可以是“存在的意义”（der Sinn des Seins）才开始显现出来：不是存在的“意义”，而是它的视野；“意义”作为视野，在其中某物譬如运动得以发生（这里既包含英语sense，也包含法语sens——一条河的意义，或者交通的意义——不是起源于拉丁，而是起源于印欧语系的动词，意味着通向、跟随一条道路）。对人而言，时间不是存者的“意义”，并因此成为“一个人的成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的首先威胁着解构的一个误解），而是秩序的视野，凭此视野，出场的星座生产了它们自身。时间不是唯一的意义，纪元穿越诸时代展开的单车道（是持续威胁着“存在的历史”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误解），相反是在其中诸物从缺席显现出来在场的多重出场。这些区分是海德格尔思想中最艰涩的东西。这里的要点是只有在人们从终点回到起点倒退着阅读的时候，对他早期的作品才能获得正确的理解。
对海德格尔是否应该正序或者倒序阅读的解释学困境当与“实践”（praxis）概念相联系时表现的最明显。关于《存在与时间》可能的政治暗示已经讨论了很多了。根据某些评论，虽然在它出版六年之后，才宣称追随元首，但在这本书中早已可以看出其端倪。海德格尔在他的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所做的演讲，以及它号召在劳动服务、武装、知识的三重动员，将表明这是他从生存论分析到就职演讲水到渠成的结果。据推测，表明海德格尔思想的这种连续性的关键术语是决断（Entschlossenheit）。同样的主题据说后来依然再次出现，在后三十年中赞美了伟大的政治家（与其他“创造者”相对照，比如：诗人、艺术家、思想家）。海德格尔早期作品因此被假定为构建了一个框架，对一个能够独步天下并诉诸暴力的领导者而言，他的政治演说只能必须被解读为战斗口号。因此，校长演说以及那一阶段其他演说的主题，集中于“由教授和学生们组成的战斗共同体”，在海德格尔那里将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事件。后来，他陷入政治窘境，据说海德格尔为了他的出版物曾选择较小的妥协主题，尤其是荷尔德林的诗。也许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接下来的多次场合中，海德格尔如何宣称他自己不能理解关于他思想的任何实践的暗示。如此，如果从开端到结尾地阅读海德格尔，那么，卡尔·雅斯贝尔斯的判断看起来就得有所担当：他不但从来没有放弃对某种过去的乡愁，而且“哲学活动方式的基本章程必须在实践上导向完全的支配地位。”
当从后期作品倒退着阅读到第一部作品的时，海德格尔以不同的形象示人。再一次，只有他的文本是关注的主题。从地形学的视点出发，实践——正如理论，它应该被添加上——只是起作用者在历史中给予的，而且是不得不给予的，对环绕着它们的在场着的星座的反应。如果对纪元星座的这种现象学而言存在着一种“规范的”方面，那么它在于诸原则之收缩的可能性以及行动的一种多元化。在不同的题目下——“四重”或者“四方”只是诸多中的一个——于是海德格尔试图将在场着简明地思考为多元的。对应于在场着的行动如此领会，将与“元首原则”完全对立；它将是一种与所有还原为统一的行动完全不同的行动类型，一种与规范相敌对的行动。
解释学困境在这里值得重视：正序阅读海德格尔，亦即从生存论分析到地形学，从一种“理想化的统一性到多元性的伤害”也许能够解释一些零散的文本。但是，倒退着阅读海德格尔，从地形学到生存论分析，证据又是相反的。在场着因此呈现出更多的缺乏形而上学原则的尼采味道。“混沌的—实践的”。不是统一的根据概念，而是我们因此拥有了“四重性”；不是对坚定意志的崇拜，而是泰然让之；不是将大学融入到市民服务中，而是抗议技术和控制论；在元首和权利之间不存在直截了当的认同，而是无政府状态。
因此，海德格尔1969年在莱托研讨班上所做的关于方法论上的简短评论具有重大价值。他建议，阅读他的作品时要分两个步骤——从“存在的意义”到“存在的真理”；然后是“存在的地形学”——每一次都将他的思想更切近地带入到对开端的居有上。如果唯独地形学提供了足以接近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持续追问的唯一问题——存在问题的话，那么显然，他的作品需要倒退着阅读，而不是正序阅读。
来源：《如何阅读海德格尔》，R.舒曼著，孙冠臣译，《科学·经济·社会》，2015年第1期，第43-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