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一句家喻户晓的爱国主义名言,语出梁启超《痛定罪言》的“斯乃真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然而顾亭林从未说过这句话,在《日知录·正始》里只有一句类似的句子,叫作“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如果仅仅通过断章取义的方法来理解的话,似乎顾炎武和梁启超说得并没有区别,然而如果进一步深入理解顾炎武的思想,就会发现梁启超其实只是借顾炎武的酒杯来浇自己的垒而已。
顾炎武(1613—1682)是清朝学术的开山鼻祖
梁启超:什么才是爱国?《痛定罪言》是梁启超在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后发表了一篇散文,分为三段;
其一论条约已定,和议已成,不要再去说什么“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而是要面向未来,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其二论中国人之爱国精神,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大多都是口头爱国,在行动上还是以私人利害为先。北洋时代,朝政腐败,不少人都有“时日曷丧,及汝偕亡”的愤怒。在他们的内心中爱国是毫无意义的,一语及爱国,他们必反唇相讥,说中国虽未沦为异族之统治,但国民却不能像英属印度那样享有政治自由。他们生活痛苦,财产也不得保障,反而遭受重税的压迫,被专制教育所愚化,因而“吾不知有国之优于无国者果何在也?”
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之下,爱国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就如人人都爱自己的身体,但是如果身体失去了健康,患了癌症,日夜遭受病痛的折磨,那还不如但求速死。一个破碎的家庭尚且让人痛苦而逃离,一个腐坏的国家怎么不会让人产生“逝将去汝,适彼乐郊”的念头呢?
因此,梁启超认为爱国的前提是政治澄明、与民休戚与共,北洋政府需“洗心革面,改弦更张,开诚布公,信赏必罚,使人民稍苏复其乐生之心”,使病痛的身体恢复健康。接受《二十一条》的北洋政府所需补的“牢”正在于此。
其三则专论补救之法,梁启超认为中国一线之希望得以维系皆在“质直之老百姓”,而断送一线希望的必是“我辈之号称士大夫者(指全国上、中等社会之人)”。故而呼吁国家中的中上层人士不要把过错推给政府,也不要以国民愚昧为借口,而是要勇于担责,敢于自新。这样举国上下才能团结一致,使政治澄明起来,使爱国者能感受到国的可爱之处,真可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梁启超(1873—1929)认为“爱天下”就是“爱国”
这是梁启超对这句话的理解,在他看来,“天下”就是“国家”,“匹夫”就是社会中的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参与进来,使国家政治澄明,尤其是“国家一切机关奉公职之人”都不要互相推诿,而是要勇担责任。
这句话在群众中流传的时候就出现了庸俗化趋势,变成了一个保家卫国的口号。虽然梁启超的理解已经很深刻的,但比较之下,顾炎武的理解更为广阔,包含着丰富的经世致用思想,超出了民族和国族的视野,上升到人类的层次。
顾炎武:风俗对政治有什么影响?《正始》位于《日知录》的第十三卷,此卷专门研究风俗对政治的影响。顾炎武认为历史上存在王朝衰败与风气堕落互相影响的趋势,春秋时尚有尊礼重信的风俗,战国时却已经变成了纵横诡诈的局面;西汉人轻视风俗,崇尚文章和谶纬,所以王莽改制、拂逆民意,却无一人敢反对,满朝皆是歌颂功德的谄媚之徒;光武中兴后,才重视风俗教化的建设,因此汉末虽然朝纲日陵,党锢屡兴,而名节之士前仆后继,“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
在《日知录·宋世风俗》里,顾炎武抄录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一篇文章,里面说:“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贵。”
《东轩笔录》又说王安石变法之后,风俗日衰,党争纷起。陆游的《岁暮感怀》也说:“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夷狄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风俗。”
这些抄录在《日知录》里的思想就是顾炎武所采得的“铜”,风俗教化是治国理政的关键内容,应放在优先的地位去实施。如果国家的勤俭美德丧失殆尽、清议舆论无法表达民意、为官不廉、举世无耻、人材不振、竟利之心不能息,互害之意不可制,那么就离亡国不远了。
风俗的败坏与国家的灭亡理解风俗对政治的影响之后,我们才能读懂《正始》的含义。所谓“正始”是魏齐王曹芳在位时的年号。顾炎武认为曹操崇尚法术,曹丕爱慕通达,在他们的统治之下,东汉的名节风俗已经被败坏了。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和王弼等首唱玄学,蔑礼法而崇放达,“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社会风尚从这时起,迅速的败坏下去。
在三国末期,嵇康还提出了“越名教而然自然”的观点,元康放达派则紧随其后,以醉酒清谈为高尚,于是风俗日非。西晋裴頠痛心于此,才写了《崇有论》,想借此来纠正风俗。但魏晋风俗就像司马氏政权一样,早已江河日下,因此顾炎武说:“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像嵇绍这样与司马氏有*父之仇的人,不仅出来做官,而且还为司马氏而奉献了自己的生命,可悲的是天下人不以为非,反许以忠臣,足见当时风俗之坏。
在风俗日非的社会里,司马氏之间也无视亲情而骨肉相残,最终导致胡人趁机入侵。彼时的大臣王衍犹酷爱清谈,等到石勒灭亡西晋后,他才哀叹:“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顾炎武认为风俗败坏其实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在《日知录·朱子晚年定论》里他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馀年至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王衍)之清谈,王介甫(王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王守仁)之良知是也。”他认为明末的士大夫清谈风气与阳明心学有关,阳明及其后学王艮、 王畿、何心隐等人改变了宋儒格外物之理的探索精神,转向内心之良知,闭关自守、静坐参禅、清谈误国,重蹈正始的覆辙。因此顾炎武摒弃了清谈的风气,转向经世致用的实学。
顾炎武吸取明末清谈误国的教训,提倡经世致用
“亡国”与“亡天下”有什么区别?顾炎武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亡国”就是政权的更迭,“亡天下”则是风俗的朽败、人性的丧失以及文明的沦亡。而且“亡天下”就是“亡国”的原因。
《明季北略》记载崇祯元年马懋才上书给皇帝,备言明末风俗朽败的一幕,他说饥荒年代,有一个叫冀城的地方,每天都有婴儿被遗弃在那里,弃婴在泥土中呼喊,吃粪便,往往第二天就死去;那时,路人如果独行,一出城门,便无踪迹。后来看到城门外有人煮肉吃,才知道之前失踪的人都被他们吃掉了。并说“小县如此,大县可知。”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可见明朝政权灭亡之前,“天下”早就亡了。
由此可知,往往是风俗败坏、人性湮灭和文明倒退之后国家政权才会灭亡,所以说“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不趁早拯救风俗、导引人性向善,而是使其日渐野蛮、日渐无视生命、无视权利,则必将引起更大的破坏。
“保国”重要还是“保天下”重要?安史之乱,张巡为唐朝据守睢阳城,最终粮尽无援,于是他带头*戮爱妾和奴仆来分食,但城池最终还是被攻破了。朝廷收复睢阳后,有人说张巡虽然保家卫国,但毕竟食人在先,不宜追赠。但张巡的朋友李翰、张澹等为他辩护,并说“损数百之众以全天下,臣犹曰功过相掩,况非其素志乎!”于是大家都原谅了张巡迫不得已而吃人的罪行,并且认为这是“划算”的。后来还有人以这为例子,用来证明为了使“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的人能够生存,应该允许他吃人,称这是“冷酷而冷静的理性”。
然而,这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的人,在他张口吃人的那一刻,文明就已经覆灭了。王阳明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做了千百年的禽兽。”文明难道需要这种千百年的禽兽来传承吗?吃人能够延续文明吗?他或许忘记了鲁迅说的——“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
张巡保家卫国而“亡天下”
王夫之读《资治通鉴》看到张巡的事迹后,不禁感叹:“张巡者,唐室之所可褒,而君子之所不忍言也。”当张巡开始吃人时,天下就已经亡了,他所保的也就不再是天下,而仅仅是李氏的政权。王夫之认为,幸亏张巡跟他所吃的人一起死了,假如援军早到,他没有就义而是幸存了下来,并且受到唐朝的封赏,那么当他念及吃人的惨状时,能够不感到无地自容吗?他能够大义凛然的说道德是相对的,而他是正义的吗?
张巡犯的就是“过犹不及”的错,粮尽无援的时候,他只要*身成仁、战死疆场,就已经尽职尽责了,却偏要吃人守城,不屑于他人的生死。
于顾炎武的理论而言,张巡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他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亡国只是一个政权的兴亡,是政客、肉食者们的分内事;而亡天下是整个人道沦亡,是父子相*,母女成仇,朋友相食,种族绝灭,是人吃人的灭亡时代。在这种道德败坏、人道沦丧的时候,即使是匹夫也不能推却责任,普天下的人都要奋起去维护人道,要“*身成仁”!要“舍生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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