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出行，导航设备必不可少。那么在古代，要是出远门应该怎么办？
首先要了解古人对道路的界定。古代有关道路的名称要比今天多。《尔雅·释宫》：“一达谓之道路，二达谓之歧旁，三达谓之剧旁，四达谓之衢……”所谓达即通，当时，道、路两者或许通名，凡人、车常走的地方都叫道或路，比较宽阔的叫康、庄，岔路多的叫衢、逵。
除了这些大路，还有一些小路，比如径，“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蹊也是小路的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还有叫“冲”的小路，指的是交通要道。
因此，对于古人来说，道路的分类这么多，要是不认识路，走错了，恐怕浪费的时间不止几天几夜。
在这些道路中，一些走过路或者知道路的人，便会为了后人建立起一些指路标志，比如按一定的里数用“土堆”的方法来作为固定的里程标志，土堆被称为“堠”。凡按“堠”记数的里程称为“堠程”，而管理“堠”的官吏称为“堠吏”。这种道路标志虽然简单，却起到了便利行人了解道路里程远近的作用，是今天道路里程碑的发端。
据现有史料记载，我国使用“堠”作为道路里程标志始于东汉。史载：“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后汉书·和帝纪》）。意指从广东到中原转洛阳的路上，每10里设一驿，5里做一标记。
除了用堠记路程，还有就是在道路两旁种树。这个方式从很早就开始了，《国语·周语》载：“列树以表道。”古代道路两旁所植树木品种很多，多为杨树、柳树、榆树、槐树等，一些重要的干道上植松、柏、梧桐或植果树。东汉时，道路上除种植一般树木之外，许多重要的交通要道及宗庙、官室和陵园的道路均有梧桐之类列于道侧，反映出当时重视在道路两旁植树的风尚。
大路两旁都种着树，只要按照树的指引走，就不会走到深山中迷路了，因此种树也是路标的一种。
中国古代的道路标志，除设置里程标志、种树外，中原地区还流行一种叫“杈子”的道路标志。“杈子”古称“梐枑”、“行马”，俗称“拒马叉子”，用以阻拦行人车马通行。
在湖南、两广等地，人们通常在村寨岔路口处，立一小石碑，向过往行人指明方向。
草标是土家族人的一种道路标志。土家族人居住在崇山峻岭之中，人迹罕至，难识鸟道兽路。土家人为防止人们误入鸟道兽路，就在歧路口挽起“草标”。这是一种指路暗号，土家人一看就知道哪条荒径不能走，有危险，但外地人往往不知。土家族人还在寨子的道路上设指路碑，他们的指路碑叫“挡箭碑”。碑的上方横刻有“挡箭碑”三个大字，碑的正中刻“开弓断弦”四字，两旁再刻“左走某某”地名，“右走某某”地名。行人至此，虽是崇山峻岭，也不至于迷路。
除此之外，古代的道路上还有馆舍可以作为“导航”，这些馆舍又称为“亭”。“亭”最早是为了君王的使者和官员能及时得到休息，而沿着主要道路设置的，有人看管，备有粮柴。后来又有了长亭、短亭的区别，此时的“亭”已经不再提供吃喝住宿。到了宋代，柳永在《雨霖铃》写道：“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这似乎说明，亭已经纯粹是供人歇脚的地方了。当然，这些亭的存在也是一种路标。
出行除了靠双腿，车的存在也是很有必要的，要不从南走到北，可不要走到猴年马月去了吗。比如说孔子，四处讲学，没有车怎行。在一些人的认识中，孔子坐的是牛车，而非马车。这大概是由孔子的穷困作出的推理，牛比马便宜，孔子只坐得起牛车，不过这种推理未免武断了些。
孔子强调“御”，不仅仅是因为车有运输功能，在征战频仍的春秋时期，士报效国家有时需要作战，而作战起来，一定要会赶车，那所赶的车，当然只能是马车。
据语言学家王力的研究，战国以前，车马是相连的。一般地说，没有无马的车，也没有无车的马。因此，古人所谓御车也就是御马，所谓乘马也就是乘车。但也不是就没有牛车了，古人说“服牛乘马”，就是说马车之外还有牛车。马车古名小车，是供贵族出行和作战用的，牛车古名大车，一般只用来载运货物。
所以，在古代，孔子应该是乘坐宝马的。
除了陆地，水路也是常用的出行方式。就我国古代天文导航定位技术而言，西汉以后，才有了这方面明确的记载。最早提到航海时依靠天上的日月星辰来判明方位的是西汉古籍《淮南子》，书中提到一种“海人之占”的原始天文航海导航定位技术，它是从我国发源于远古时期的占星术发展而来。
唐代的天文航海术，基本上仍处在天文导航阶段，如唐代大诗人王维在《送秘书监还日本国》的诗中说：“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这种天文导航术，只能使海船沿岸航行，或做惯常的较短距离横渡航行。
宋代的天文航海技术，在继承了唐代及唐以前历代的天体定向助航技术的基础上，出现了重大的进步，其主要的标志是与远洋横渡航行至关密切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开始问世并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据徐兢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所记载：“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暝，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由此可知，海洋航行中，天文定向仍是天气良好时的主要导航手段，而指南浮针，则是坏天气时的主要辅助导航手段。
宋代还出现了全天候定向导航仪器——水浮针（以及针盘），并开始在磁针定向的基础上进行定量化的航迹推算。发展到元代，通过测量天体高度来辨认船位变化的技术也日趋成熟。在《马可·波罗游记》一书中，马可波罗提到在航海中天体高度的变化，表明当时的航海者是通过测量某些特定星辰的出水高度来确定船位的。宋元时期古代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的量天尺，就是这种天文导航定位技术中的一个主要工具。而明代的“牵星术”则是这种技术发展到相当程度后出现的。这种技术在郑和下西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来源：北京晚报、中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