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著名大众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因心脏病溘然长逝。亨利·詹金斯在对费斯克的评论中提到：“费斯克的话暗示我们：总有办法替代目前的文化和权力格局，因此，如果说过去的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么未来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这段话命中了费斯克思想的靶心：大众文化把每个单独的个体规划为一种标准化流程的零部件，而这些个体却顽强地展示其“生命性”的文化存在；因此，“大众文化”也是“大众的文化”，我们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这种文化，进而改变社会的权力关系。
在这里，费斯克的去世也许代表了第二代文化研究的思想正在迅速“遗产化”；同时，这也是文化研究走向文化批评的否定性的开始。
为何要重新认识费斯克
费斯克的理论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大众文化的理念：文化的支配性和对抗性乃是一体的。如果说阿多诺看到了大众文化的支配性权力的话，那么，也就应该同时看到支配性权力的“内在他性”（internalotherness）；如同阿多诺强调流行音乐的歌手可以唱出“支配性旋律”，让听众跟随明星摇摆并臣服，费斯克却同样提醒我们说：这种摇摆乃是每个个体按照自己的生命意志晃动——支配性的文化永远只是一种看似充满神秘力量，实则空空荡荡的神话传奇。
虽然我多次批评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过于强调“符号性抵抗”的意义：在电影院里嗑瓜子或者说笑话，终究不是抵抗政治的理想形式，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这种对于“琐碎的抵抗行动”的发现和强调的学术伦理。费斯克也在《解读大众文化》中谈到，他所主张的对于文化政治的规避性和抵抗性会被看成“个人的而非社会范围内的”，是微观的、可控的，构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创造性。然而，让“大众”相信在娱乐文化内部那些个人的经验才是最为可贵的，这样的话语本身，或者说这种学术坚持本身必然导向对大众文化中那些支配性因素的漠视和嘲笑。
简言之，费斯克所描述和鼓励的大众文化内部的“游击战”未必确有成效，这种“描述和鼓励”却成为大众文化无法被彻底缝合与规划的游戏化行动。费斯克让我们相信，在缜密复杂的文化景观中，潜存着无法被完全收编的因素；不是因为这种因素具有明确的目的和规则，而恰恰是因为它形如鬼魅，无法被完全符号化和逻辑化。
今天看来，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它关注文化内部不同意义的对抗，而在于它凸显了意义与毫无意义的分立状态。费斯克导向对大众文化内在否定性的发现，或者说，他的理论鼓励我们把伯明翰学派强调的抵抗性的事物（Things），转换成具有否定性的“某物”（Something）。
所以，我反对夸大“积极受众”的积极性，却支持这种“夸大”本身。这也是本文要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进行“重新认识”的原因所在。
说“重新”，也与之前我和胡疆锋的争论有一定的关系。我曾经撰文提到：胡疆锋对我所做的中国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抱持了警惕；他认为，我从一个大众文化的鼓吹者，变成了大众文化的批判者——在他的表述中，这种变化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不是我“造成”的，而是大众文化所依赖的社会语境造成的。这也是时隔这么多年，我要重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价值和意义的原因所在：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语境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大众文化享乐沉溺的批判也就应该让位于对大众文化享乐沉溺的凸显。
但是，相对于21世纪的前20年来说，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尤其是娱乐文化，也许本身没有变得更好或更值得肯定。特别是对于大众文化中那些“耽于享乐”的人们来说，“*”变得更具有让人沉溺和疯狂的特点——只要想一想正在网上传播的《一世枭雄——江志浩重生》的故事就可以理解。小说设置了这样的*模式：主人公乃是超级富豪，却总是因为低调而被人忽视；于是，超级富豪用自己掌握的财力与权力，不断打脸这些轻视者——更甚者，江志浩还动用了“隐藏”的超级武力，对这些轻视者血洗灭门！这种“*狂想的大爆发”让娱乐文本变得更加去理性化或反智化。如果这种叙事中的破坏性故事被直接当成破坏性的文化来抵制，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从费斯克的意义上来重新阅读这本烂俗而又很爽的作品，却不难发现，整个文本的意义生产乃是按照文化上处于受支配地位的人们的*来完成的。在不断重复的“轻视 遭打脸”的叙事中，这些轻视者都是小有财富的人们（或者富二代），他们骄奢淫逸且以鄙视贫穷者为乐。江志浩这个人物则低调、正直、勇敢而强势，与其说这个人物来自人文主义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毋宁说这个形象来自绝大多数与财富无缘的小人物们内心的“无能狂怒”：无数次遭遇嫌弃厌憎后形成的“社会性自卑”。这部小说没有宣扬正义，或者假装宣扬正义，而是深陷“被凌辱的孱弱者，其实可以凌辱那些凌辱者”的快感幻觉之中。
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回到费斯克那边来重讲大众文化的故事。一方面要认识到大众文化中这种享乐沉溺的无效乃至荒唐，认识到它已经以“享乐沉溺”为消费主义利润点的事实，同时，要对这种“享乐沉溺”本身进行重新解读。我们不用赋予青年文化崇高的面孔来显示其意义——部分国内青年文化的研究者往往会这样做，而是就青年文化本身的“陷落”“坍塌”与“沉溺”来凸显其在当下的社会意义。（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