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需要另一个将军，但需要一个优秀的政治家。”
名存实亡的共和国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体系逐渐瓦解。议员、执政官、保民官与监察官之间的政治平衡不复存在。元老院内的政治精英们置共和国的利益于不顾，各自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地位与土地财富而勾心斗角。
随着罗马的领土不断扩张，议员们对军队的依赖也日益加剧，而后者也渐渐变得难以掌控。常年的领土扩张和抵御外敌让军队和元老院之间的从属关系发生错位。议员们获取政治地位已不再仰仗选民（Clients），而转向了军队。从马略、苏拉、庞培以至凯撒，军阀之间战乱频繁。而这些不可一世的军阀们，无一不是元老院的议员。
公元前一世纪初，罗马被北面的日耳曼各部族联手入侵。虽然这场入侵很快就被击退，但却引发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内战。由于罗马的财政支出有限，面对来势汹汹的入侵者，军队补给和军饷开始出现困难。于是执政官马略便不得不一面抵御外来的入侵者，一面绞尽脑汁地自行筹备军费。虽然马略成功地打败了入侵者，然而他并未归还军权，反而对元老院施压，让他屡次连任执政官。马略拥兵自重的方式也引来了别的议员效仿。不出两年，一位名为苏拉的议员东征归来，向马略挑战并取而代之。此后苏拉继续以军队胁迫元老院。
正是从马略开始，以往元老院内的唇枪舌剑被刀剑相向所代替。在意识到只有掌控军队才能攫取政治地位和财富之后，野心勃勃的议员们不惜将共和国一次又一次的卷入内战之中。马略之后是苏拉，苏拉之后的前三巨头也以凯撒的获胜告终。凯撒死后，罗马被卷入了罗马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之中。
谁也不会想到，平息这场战乱的，是一个体质孱弱，不善行军，却极具政治头脑的年轻议员。他就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盖乌斯·屋大维乌斯·图里努斯（Gaius Octavius Thurinus），后人简称屋大维。
内战结束后所面临的问题
内战结束后，屋大维便面对着从马略开始历代掌控军权的议员都要面临的三大历史遗留问题：野心勃勃的议员们应当如何制衡，边疆行省的军队由谁掌控，地位和财富又该如何分配才能让政治精英们满意。一世枭雄如马略、苏拉、庞培、凯撒，都未能解决导致共和国内战的这些根本问题。而这些问题本身，也反映出了时局之动荡不安。著名罗马史学家塔西佗曾经在他的著作 “The Annals”中回忆起这个时代，罗马人民“ 被剥夺了自由，迷失了对现实的认知，所有人都急切的想要寻找一个有实力的*”（The Annals, Book I, IV. 1）。
此时屋大维站了出来。他没有马略那么急功近利，没有苏拉的大权独揽，没有庞培的政治联盟，亦没有他的叔叔凯撒自封终身独裁官的魄力和霸气。屋大维心思缜密，目光甚远。他不仅仅要确保罗马不再发生内战，更要保证元老院里众议员的权利和地位与军权脱钩。他着眼的是未来的长治久安。
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毕竟马略、苏拉、庞培、凯撒也都不是傻子，谁会没有不尝试着让自己掌控实权，长治久安？
长治久安说来容易，马略等人无不因此而尝试改革，却都难以善终。马略试图通过扩大公民利益，建立新的军队殖民地来巩固军权和统治，但是把国有土地分配给军队威胁到了骑士和罗马公民的利益，最终落得一身骂名。苏拉尝试用军队压迫元老院，然而压迫得越厉害，谋反的人越多。庞培试图用政治同盟的方式来团结议员，然而议员们各自心怀鬼胎。自负如凯撒，不愿与那些背后诋毁他的议员为伍，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罗马。于是他自封为终身制独裁官，却落得惨死元老院的下场。
这些人都未能给罗马带来和平，屋大维却做到了。比起他的叔叔凯撒，屋大维更了解罗马人，更知道这些罗马精英们想要什么。其实对于罗马人而言，最成功的改革，便是在不触犯制度与法律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这便是屋大维的改革，一个不触碰制度，也不触碰现有的阶级体系。一切按部就班，逐步改变整个罗马未来的改革。
罗马文化之中，传统的便是优秀的。他们对古老的文化，知识，典籍以及民风民俗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对前人所留下的规矩，条例更是体现出了极大的保护欲。随着罗马的领土越来越大，其接触的不同文化与语言也越来越多，但罗马人对传统的尊重却没有改变。只要是古老的文化和知识，都是被认为是好的，罗马人会尊重，并允许当地人保留。虽然有时为方便统治，常常也会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做出一些细微的改动，但其大体是几乎不变的。这便让他们成了天然的保守派，他们愿意为应用主义做出改变，但是在制度与体系上，是不愿做出让步的。
屋大维的政治举措主要是为了解决三个矛盾，短期上是要解决不再滋生内战的燃眉之急，让国家可以加快速度恢复。长期上是要在军权、国家级行政权和地方行省的行政权上寻求一个制衡，避免出现某个省的省长拥兵自重，也避免重演凯撒惨死在元老院的悲剧。最后，屋大维的眼光则放得很远，思考如何让他所构造的系统持续下去，让后人能得益于他的这些举措。而这一切，都必须在罗马共和国必须保持原状的基础上。屋大维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用步步为营的方式，在不改变任何已有制度的基础之上，缔造出了奥古斯都。
制衡议员
屋大维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让这些野心勃勃的议员们安稳下来。为了确保这些议员们不再为了军权和地位勾心斗角，屋大维有必要对元老院进行一次政治清洗。但不同于苏拉诉诸武力的强硬手腕，屋大维利用了当时罗马共和国既有的制度来*元老院。
根据罗马共和国法律的十二铜表法（Law of the twelve tables）以及后来的民法中，最为重要的五个官职便是保民官（Tribune）、执政官（Consul）、检察官（Censor）、独裁官（Dictator）与大祭司（Pontiff Maximus）。保民官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可以反对元老院所提出的不得民心的政策。独裁官只有在战争期间才会由元老院指认，任期一年，且战争结束之后便会卸除其职务。但由于独裁官具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有军队支持的议员便会竭力保住其独裁官头衔。大祭司负责管理和主持共和国内的宗教仪式。检察官由元老院或在任执政官指认，负责调查国内人口，不过更重要的是，检察官也负责检举揭发元老院内作风不当的议员。最后便是广为人知的执政官一职，这个职位也可以理解为元老院的议长，负责主持元老院内的一切事物，并且在新的政策方案上，有优先发言权。
作为内战的获胜者，屋大维几乎统领着所有军队，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对屋大维毕恭毕敬。但是屋大维和议员们都知道，仅仅仰仗军权无法解决困扰共和国这么多年的内部矛盾。
内战甫一结束，屋大维便继任了战前凯撒的独裁官一职，这也是罗马议员能得到的最高职位。凯撒为了巩固权力，曾逼迫元老院赐予他终身制的独裁官，却落得惨死的下场。屋大维则相反，他非但没有抱着这个官衔不放，反而以退为进，在亚克兴海战打败了安东尼后，便辞去独裁官一职。
屋大维在打败安东尼凯旋而归时，就已着手布局未来。一方面他开始巩固自己在罗马元老院内的势力，另一方面开始谋划自己及好友阿格里帕担任执政官的事宜。
屋大维辞去独裁官一职的理由其实不难理解。独裁官一职只有一人，且权力太大，倘若屋大维一直霸着这个官衔不放，难免会引来其他议员的妒忌。而随着议员们的这些负面情绪不断积累，屋大维的统治也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无法保证哪个恨屋大维的议员不会藏刀议政，凯撒之死便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当有议员试探屋大维是否继续就任独裁官时，屋大维曾在自己的回忆录“The Deeds of the Divine Augustus”中说道：“当独裁官的职位被提议到我的手上时，我没有接受。我愿将罗马城从我一人的独裁中解放出来，并以我的绵薄之力，救人民于饥饿，救人民于恐惧。” (The Deeds of the Divine Augustus,V.5)虽不排除屋大维有自夸之嫌，但他确实主动辞去了独裁官一职。
此举不仅向元老院表示他不会永久占据高位，更断了其他想要成为独裁官议员们的幻想。屋大维掌控了罗马当时绝大部分军队，并且在内战中打败了所有对手，他都主动辞去担任独裁官一职，自然不会有人再敢觊觎此位。于是独裁官一职永久空缺，罗马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再次回到了执政官的手中。
执政官一职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便由两人共同担任，各自任期一年。这样既避免了执政官大权独揽，也限制了执政官施政不当的危害。对于罗马人来说，屋大维主动辞去独裁官一职已经表达出其要恢复罗马共和的诚意。而对于议员们来说，屋大维不当独裁官，更是让他们松了一口气，毕竟执政官比独裁官在名义上的权力要小得多。
公元前31年，屋大维就任执政官。此后一年，其好友阿格里帕当选执政官，自此屋大维开启了长达五年的与阿格里帕联手执政。此时的共和国，仿佛恢复了当年的元老院一般。议员们也不再像抵制凯撒和苏拉那样抵制屋大维，毕竟在屋大维治下，一切墨守成规，并不违背共和国的传统和法律。但也正是屋大维就任执政官的这五年（公元前31-前27年），元老院内的反对势力以及权力斗争被屋大维一点点地根除了。根除的手段，便是利用监察官。共和国时期，监察官一职由元老院和执政官共同决定，在元老院内部分元老支持屋大维的情况下，屋大维只需要利用执政官的职权，便可轻而易举地指派一个监察官。
公元前28年，阿格里帕就任监察官一职，他在任内提拔了大量的议员，为屋大维打好了良好的政治基础。同时也以贪污、腐败、行贿等理由，将那些反对屋大维执政的议员们移出了元老院，但他们的家族都被允许延续，其中少数人还获准颐养天年。经此一番举措，元老院内的大部分政治精英，都不再对屋大维的执政提出异议。屋大维由此成功踏出了稳定罗马政局的第一步，那便是身边的议员们不再对他造成威胁，而他也不必担心重蹈凯撒的覆辙。
从台前走到台后
确保身边的议员们不会加害于自己后，屋大维已避免了凯撒的悲剧。但他并未放松警惕，因为问题远不止此。边疆行省还有着大量的军队，这些军队该由谁来统领？如何保证地方军阀不会拥兵自重？长期来看，这是一个屋大维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在共和国传统之中，地方行省的行政长官被称为“Proconsul”，字面意思为“前执政官”。罗马议员一生最高的成就便是能成为执政官。当过执政官的议员会让自己家族的名字载入罗马执政官的史书，在卸任之后，人们也会尊以“前执政官”（Proconsul）的头衔。而这些带着前执政官头衔的议员们便会成为帝国各个重要行省的省长。
屋大维和阿格里帕作为执政官，无法直接管理这些行省。执政官要做的就是在罗马的元老院内主持政治大事，而不是在各个行省掌控地方行政。这便给屋大维造成了不小的难题。虽然大部分军队都忠于屋大维，但这些军队都不在他的名下。军队的驻扎之处几乎全在西班牙、高卢、叙利亚等边防行省。而在共和国的传统之中，省内的军队由地方省长所掌控，这也就意味着，屋大维任执政官一日，就无法对前线的军队下达直接命令。
屋大维再次以退为进，毅然放弃执政官头衔。而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乐见其成。
不过屋大维也不会白白把这个职位拱手送人，他以辞去执政官为筹码，让元老院赐他一个虚衔，并让元老院同意在他卸职之后，依然以个人的名义拥有执政官的权力。这个虚衔，便是奥古斯都（Augustus），拉丁语翻译为“受崇拜者”。从中受益的议员们自然不会推卸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非常乐意投票冠于屋大维奥古斯都之名。
而关于执政官权力一事，本身便支持屋大维的元老院也不以为意，毕竟在罗马的传统上也不乏先例：即授予一些为罗马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冠以个人名义的职权。屋大维获得这些职权并不对元老院本有的政治结构做出改变。因此议员们也没有太多的异议。而屋大维也因为卸除了执政官之职，获得了担任省长的权利。（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历史系官网曾构图过一个屋大维在任期间的政府体制，元老院的行省管辖权，其细节与内容和内战之前的共和国制度相差无几。）
成功把自己从执政官（Consul）变成“前执政官”（Proconsul）后，屋大维便着手重新分配行省。他向元老院提议让他获得高卢、西班牙、叙利亚等边防行省的管理权。元老院非但没有反对，反而乐于将这些行省让给屋大维。此举看似匪夷所思，却是最符合元老院们既得利益的。
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共和国的支出和收入都是有限的，而军队会占用大量的国家财富。罗马的金库早在马略时期就被连年征战所榨空，打仗所用的军资军费基本上都由领兵的议员们自行处理。其结果无非是自掏腰包或者战争掠夺。如前文所述，地方军队的控制权掌控在地方省长的手里，军费自然也需要地方省长来想办法。何况前线的行省大多面临北方部落的掠夺，战乱频仍，所以很少有前执政官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当官。
屋大维此举，对议员们而言有利无弊。他们不再担心被派到遥远的荒地统领军队，也无需承担庞大的军费开销。更重要的一点是，屋大维要走的这些边防行省对罗马帝国的财务来说不痛不痒。高卢、西班牙等地方常年未开化，绝大部分还处于部落时期，能提交的税务非常有限。罗马最富庶的行省是沿海行省，例如北非、希腊、小亚细亚、马其顿、意大利。这些行省得益于地中海的常年交易，也传承了古希腊古埃及等早期文明的历史与文化，有着稳定的税收和商贸体系。
屋大维在获得了这些行省之后，便实实在在把整个罗马的军权（Imperium Maius）和行政权（Power of Proconsul）都掌握在了手里。这时屋大维在不改变任何共和国制度的基础上成功把自己从台前的执政官，变成了台后的掌权者。他没有任何职位，既非执政官，也非独裁官，但以他个人奥古斯都的名义，掌控了罗马帝国的实权。与此同时，他也让元老院获得了土地、地位和金钱。屋大维既不去和议员们抢职位，这就让崇尚地位的罗马人获得了升职的渠道；也并未像苏拉一样没收他们的土地，共和国内最富裕的行省（除了埃及）依旧掌控在元老院手中。他名义上退居幕后，却以奥古斯都的名义遥持朝柄。
永远的奥古斯都
成功解决了议员和军队的问题后，屋大维开始他的最后一步，即如何能让继承人也得益于他今日的政治举措，让这种内部和平可以持续下去。一言以蔽之，屋大维要把自己的所有个人权利，全部变成拥有“奥古斯都”头衔的人的权利。不过为了能确保手上的江山基业可以原封不动地交给下一代，屋大维还需要一些准备。他要让罗马人上至元老院的议员，下至边疆的平民都习惯，并认同奥古斯都的存在。以确保奥古斯都这个头衔成为一种固化的权利形式。
屋大维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让自己跳出传统人们对议员的认知，让自己的社会地位变成一个超出于议员之上的存在。为此，他便需要成为大祭司。有趣的是，这时的大祭司，是他的老对手，后三巨头之一的雷比达。屋大维知道雷比达肯定不愿让出这个位置，而考虑到共和国的传统，屋大维也不能强行把雷比达换掉。因为大祭司是无任期限制的，除非自愿下台。屋大维不愿因打破这项传统让他之前所积累的名望付之一炬，便只好耐心等待。
屋大维自幼体弱多病，执政期间屡次病入膏肓，虽然雷比达比屋大维要年长二十岁，但是真的比起寿命，屋大维不见得能占到什么便宜。不过屋大维宁可赌一赌寿命，也不愿意打破共和国的传统。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曾经在他的书中感慨道：“有关于大祭司一职，屋大维尽管想要，却也尊重了传统，等雷必达死后才第一时间就任。“(The Divine Augustus, XXXI. 1)
公元前13年，屡次因病重命悬一线的屋大维，终于熬到了雷比达病逝的一天。屋大维随即向元老院请愿成为下一任大祭司。元老院不会为一个不掌实权的大祭司设置什么阻碍。于是同年，屋大维成了共和国的大祭司。
屋大维成为大祭司之后的第一件事，便在各个地方的军营军队里加上一个新的“宗教仪式”。名为宗教仪式，实为宣誓效忠。他要所有士兵在仪式时向奥古斯都宣誓忠诚，并且献祭一些当地活物以示敬意。长此以往，士兵们渐渐接受了奥古斯都是他们的领袖这个概念。
很快这种宣誓从军队扩散开来，退伍士兵在回家之后也常常在固定日子对奥古斯都献出牲口，以示忠诚。遍布各地的军队很快就把这种仪式传播到了共和国的每个角落。向奥古斯都宣誓成了罗马人的一个传统。屋大维也成功地让他本人，和这一个半神的奥古斯都结合到了一起。
这个过程并不迅速，不过屋大维却有足够的时间。屋大维担任大祭司一职直至死去，从公元前13年到公元后14年。近三十年时间，终于使罗马人渐渐地接受了这种政治宣誓。仪式的性质也逐渐从军队宣誓效忠演变为凡是罗马公民都要对奥古斯都表示忠诚和敬意。
于是，奥古斯都变成了罗马的实际*，掌控了军权、行政权和民心。没人能反对奥古斯都所说的话，因为祂是所有罗马人所效忠的对象。元老院内的议员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大部分议员忠于屋大维，哪怕有几个反对派，也不敢付诸行动。议员们和奥古斯都已经没有利益冲突。奥古斯都本身只是一个称号，而非官职，执政官的位置在议员眼中更为值钱，因为它象征着地位和荣耀。奥古斯都帮元老院养军队，打仗也不需要议员亲自上前线，议员们便有更多的时间敛财和扩张私人土地。而奥古斯都也可以在元老院内向议员们提出新的政策，营造出共和国依旧掌握在元老院手中的假象。于是屋大维让自己和议员们们达成了一个双赢的局面。
屋大维也考虑过继承人的问题，理论上来说，奥古斯都的头衔和军权都可以传承给他所选定的继承人。但奥古斯都的行政权来源于元老院的授权，只能由元老院再授权给继任者。于是屋大维的继承人，也必须是一个能让元老院接受的人。起初屋大维选择了好友阿格里帕，但是阿格里帕却先屋大维一步而离世。之后屋大维又在自己的儿子和孙子之间选择，没想到，可选的人最后都先屋大维一步离世。到了最后唯一一个留下来的继承人便是屋大维的继子，提比略。
在没有其他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屋大维选定提笔略做他的继承人，然后便开始让提笔略频繁地在元老院中参与政治。提比略是一个内向的军人，他热衷军务，无意于参政。可是迫于父亲屋大维的指令，只好学习政务。元老院内的议员们已经和屋大维合作了三四十年了，自然不会对屋大维选择的继承人提出异议。于是屋大维便在自己死前向元老院表示，希望元老院可以赐予他的儿子提比略以执政官、保民官、大祭司的权力，但是不占职位。元老院没有理由拒绝，也不能拒绝。
公元14年，屋大维离世。提比略继承了父亲奥古斯都的称号以及各地行省的军队，元老院也在第一时间把屋大维生前所拥有的权力一并赐予了提比略。元老院为了尊重屋大维这个了不起的奥古斯都，投票让屋大维变成了一个神（Divi Augustus）。（注：在罗马的文化当中，一个了不起的罗马人死后是否被神化是由官方投票决定的。元老院可决定在一个领袖死后投票把他变成一个神。）
名为共和国的帝国
屋大维死后，历代奥古斯都被元老院授予屋大维生前所拥有的权力。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奥古斯都都能像屋大维一样和元老院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奥古斯都的背后，都站着边疆行省中身经百战的军队。
奥古斯都这一称号虽然没有任何的实际职位，却变成了罗马的掌权者，这一头衔也被继承人的形式传递了下去，直到三世纪中期的帝国危机。
世人常说，屋大维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他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但严格来讲，屋大维时期的罗马，一直都是共和国。屋大维没有改变任何制度，也从来没有自称过皇帝。他只是奥古斯都，仅此而已。罗马帝国这个词在三世纪末期，戴克里先时期才开始正式出现。而这中间的三百年，罗马一直都是共和国。SPQR（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元老院与罗马人民）的旗帜也一直矗立在各地的军中。
然而屋大维确实缔造了一个新的罗马，一个属于奥古斯都，被史学家们称之为元首制的时期（Principate）。罗马人从未用过皇帝一词，历代的罗马皇帝都被称为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受崇拜者”一词比起皇帝也更容易让罗马人接受。
表面上，屋大维确实恢复了罗马共和国，他遵循了共和国的传统与法律，其一切政治举措都遵循了共和国的游戏规则，但结果却是在一切制度保持不变的基础上，缔造了一个奥古斯都的存在。也正是从屋大维时期起，越来越多的权力从元老院转向奥古斯都与禁军首领，共和国也的变成了一个以奥古斯都为核心的帝国。
而奥古斯都的称号，也在未来的一千五百年中成为无数当权者追求的目标。即使西罗马早在476年就覆灭于蛮人，即使罗马城内再无罗马人，东罗马的领袖仍是奥古斯都。即使1453年，东罗马帝国最后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被攻破，自进城的那时刻起，穆罕穆德二世（Mehmed II）便以凯撒奥古斯都自居。或许屋大维也未曾想到，他的名字，会在此后的西方历史中，响彻一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