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之争

在章回小说《西游记》明代版本中,最早的“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并未提及《西游记》的作者。该本所录陈元之《序》曾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近意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可见,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世德堂”本时,时人已不清楚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是谁。尔后,书商杨闽斋所刊《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不分卷)及《唐僧西游记二十卷(百回本)》,亦未著录作者。诸多明代刊本,均只提及“华阳洞天主人校本”。

在明代书目中,徐■《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著录“《西游记》二十卷”,亦不言撰者。即如谢肇淛《文海披沙》称“俗传有《西游记演义》”、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亦只作“《西游》作者,极有深意”,此类提及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明代早期札记均未言及作者的具体名氏。甚至,“俗传”云云,侧面说明彼时对章回小说《西游记》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作者名氏上,而是以玩娱的心态阅读小说作品。另外,从庐陵人李昌祺因“不能端正风俗,乃作猥亵怪乱之语”的《剪灯新话》而导致其“不祠乡贤”,此类明代乡邦规训及社会舆论加重了《西游记》作者归属权认领的风险性,以至于彼时阅读者与小说创作者对作品署名问题讳莫如深。

上述有关章回小说《西游记》文献传播的载体形式,包含版本题署、目录学著述、明人札记三种,有效构成该书作者之说既可被“证伪”又可“求真”的多重证据链。但上述三种文献载体付之阙如的事实,表明在章回小说《西游记》流传初期,明人并不知道作者为谁。

作者诸说文献依据

由于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付之阙如,导致后世提出原始文献缺乏可追本溯源的诸多说法。如明末伍守阳《天仙正理》说:“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禅宗言猕猴跳六窗,状其轮转不住,其劣性难纯,惟炼可制。”较早将“长春真人”丘处机当作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以至于该书清代版本多署为丘处机。

伍守阳之论,使道教信徒看到借助章回小说《西游记》进行道教普及化传播的巨大宣传效果。因此,清代之人不断在刊刻过程中加进与道教相关的成分,以“自神其教”。如汪象旭在康熙二年(1663)刊刻的《西游证道书》,即属此类。然而,“长春真人”丘处机所撰名为《西游记》的作品,并非通俗章回小说《西游记》。清人钱大昕《长春真人西游记·跋》指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今胡义成、李安纲等人,基于章回小说《西游记》文本而寻求道教之人(尤其是全真教)写作证据的做法,不仅未注意到该书是在唐代以来诸多小本“西游”故事、“西游”戏等基础上创作的成书过程,而且意图以明末以降道教徒的做法抹*明人不知该书作者的客观事实。

章回小说《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受到佛教、道教及“罗教”“黄天教”等民间宗教诸多影响。杨悌《洞天玄记前序》曾说:“其曰唐三藏者,谓己真性是也;其曰猪八界者,玄珠谓目也;其曰孙行者,猿精谓心也……人能先以眼力看破世事,继能锁心猿、拴意马,又以智慧而制嗔怒、伏群魔,则成道有何难哉!”可见,嘉靖年间之人已将章回小说《西游记》进行“证道”解读。故而,伍守阳、毛大可等人不过是顺“势”而言,并不足以构成判定该书作者的科学证据。

后世学者更提出陈元之、“华阳洞天主人”等人为该书作者。如附会号“华阳洞天主人”的嘉靖“青词宰相”李春芳,以为与“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是同一人。此类说法的证据链构成,仍是从章回小说《西游记》文本中寻求“蛛丝马迹”。但同样缺乏能够有效证明其论的证据,也缺乏辅助其说的证据。除非能从“世德堂”本中找到具有鲜明的时间坐标信息或独一无二特征的文本证据,才能进行基于文本视域的作者求证。就今存有限文献材料而言,从文本“内证”法探讨《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章回小说的作者,难以令人信服。

吴承恩与章回小说《西游记》关联性

鲁迅、胡适等人从《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射阳(先生)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断定淮安府人吴承恩即是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此说影响甚大。但我们无法判定《天启淮安府志》的文献依据,更无法从淮安府人吴承恩的《射阳先生集》等作品中找到其写作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明显或直接证据。不少学者为坐实淮安府人吴承恩写作章回小说《西游记》,不断将《射阳先生集》有关作品与章回小说《西游记》联系,试图从文本“内证”加以寻求。这种思路的有关“证据链”及其考辨方法,缺乏足够“旁证”,反而不如主张“丘处机说”可靠。

要确定吴承恩与章回小说《西游记》关联度,绕不开两条文献。一是章培恒指出,清初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著录唐鹤征《南游记》、吴承恩《西游记》和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三部作品。从《南游记》等书性质看,《千倾堂书目》著录的《西游记》系一部游记。从《天启淮安府志》将《射阳集》《春秋列传序》与《西游记》并列看,《西游记》更像一部札记而非章回小说。而《千倾堂书目》明确将吴承恩与《西游记》联系起来,依据书目作者著录源于作品版本卷端题署或版本内封的一般做法,吴承恩写作游记类《西游记》是可信的。若《千倾堂书目》所载吴承恩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并非同一人,则创作者同名同姓与作品同名的历史事实,应引起从乡邦文献、明人札记等文献载体进行“旁证”论述的学者充分注意。

二是章回小说《西游记》好写入赘之事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的矛盾。陈大康《〈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复旦学报》2018年4期)指出,猪八戒进高老庄当招女婿的故事,“全为《西游记》改定者所添加”,并认为“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西游记》故事为题材的元杂剧以及《西游记平话》残本中,并无有关招女婿的描写,而今本《西游记》中,这类故事却是一个接一个”,甚至作品“描写那些招女婿故事时的揶揄、调侃、讥笑乃至挖苦,语气则是轻慢与不恭敬,恰与社会上对招女婿歧视性的舆论相一致”。今本《西游记》此类内容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追悼其父吴锐时所言“弱冠,婚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显然多有违碍礼仪之处。吴锐正是做了“招女婿”,才得以改变自身命运。若是今本《西游记》果真是淮安府人吴承恩所作,那又该作何解?

由此看来,淮安府人吴承恩写作的《西游记》,并不能肯定是章回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和丘处机只是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一个“符号”。在现有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依照明人付之阙如的做法,避免因乡邦文献的整理或旅游开发热潮而引发对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的过度阐释乃至断章取义。

(本文受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章回小说《西游记》 作者之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温庆新

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请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官方微信公众号cssn_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