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个题目，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吃惊：曹雪芹和《聊斋志异》有什么关联啊？其实，曹雪芹和《聊斋志异》大有关系。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深受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巨大影响。这不是笔者异想天开，除了笔者发现两书大量相似之处外，查查资料便会发现，很多著名红学名家也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他们没有深挖，没有研究透彻而已，“王奶奶遇到了玉奶奶——差了一点”，与真理女神擦肩而过。他们不是想不到，而是不敢想，没敢想。其实很多发明发现，就是看当事人能不能捅破那层“窗户纸”。
1、《红楼梦》深受《聊斋志异》影响
例如：周汝昌先生说：贾琏向尤二姐挑情的一段，和《聊斋志异》中《王桂庵》篇写桂庵与舟中女子挑情一段极其相似。（周汝昌《红楼梦新证》1953年版第 510 页）
任访秋先生说：《红楼梦》中某些描写，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是脱胎于此书（指《聊斋志异》）。（《红楼梦》）第十二回写道人给贾瑞一个风月宝鉴一段，和《聊斋·凤仙》篇写凤仙给她丈夫一面镜子 一段又极近似。这并不是说《红楼梦》抄袭了《聊斋》，而是说明古代的大作家如何向前人学习，而加以发展变化。。。。。。所以就中国小说的发展来看，《聊斋志异》实起着一定的承先启后作用。山东人民出版社《名家解读聊斋志异》第44页。
山东大学的马瑞芳教授出版有《从聊斋志异到红楼梦》一书。她认为《红楼梦》和《聊斋志异》这两部著作有着很多共通之处，聊斋红楼一脉承。首先是两部著作的主旨接近，其次人物的命名也有相同之处，只不过《红楼梦》写得更好。她说：好像有种“小说之魂”先是附在了蒲松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聊斋志异》这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而在蒲松龄死后，这“小说之魂”又附到了曹雪芹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红楼梦》这部优秀的白话长篇小说。《马瑞芳说罢聊斋又说红楼——“红楼聊斋有共通处乃一脉承”》（2007年09月10日深圳特区报）
著名作家二月河在和宗璞对话时说：“我们看到《红楼梦》里有一些篇章实际是直接取用于《聊斋志异》。但是《红楼梦》创作时，《聊斋志异》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印刷，所以曹雪芹不可能读到原版的《聊斋志异》这本书，但是他这部书里就有《聊斋志异》里边的东西。 ”二月河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认为是王渔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洪派红学家土默热认为“东鲁孔梅溪”其实就是王渔洋。土默热说，对《红楼梦》中出现的文人及其作品的考证分析，书中绝无康熙中期以后的人物和作品出现，只能说明，《红楼梦》创作于康熙中期。从林四娘的故事看，《红楼梦》记载的林四娘与山东人王渔洋《池北偶谈》、蒲松龄《聊斋志异》、安致远《青社遗闻》、李澄中《艮斋笔记》等著作中记载的林四娘，如出一辙，说明出自同一来源。
湖北的童力群先生说，《红楼梦》第九十七回的“荷粉露垂,杏花烟润”这八个字,是从《聊斋志异》的《胡四姐》篇借来的。《聊斋志异》之《香玉》篇是《石头记》许多内容构思源泉。
笔者则在《抄袭？》一文中指出，《红楼梦》中两个国府，“宁、荣”二字都来自《聊斋志异》的《婴宁》。婴宁的丫环是小荣。《薛慰娘》更是冯、薛两家报应角色互换。《聊斋志异》中《珠儿》、《贾奉雉》、《王成》、《夜叉国》、《董生》、《嫦娥》、《梅女》、《邵女》等篇，都是《红楼梦》的重要创作源泉。打个比方说，当年红楼聊斋两部书的作者，利用同样的素材，开展了一场写作比赛，
诞生了两大文学名著。只不过后人没有发现这场比赛而已。这说明我们治学观念、方向、路子出了很大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了解，《红楼梦》作者何时看过《聊斋志异》？看到的是哪个版本的《聊斋志异》？
2、 《聊斋志异》流传最广的是济南朱家版本
我们先分析《聊斋志异》的版本。《聊斋志异》最早版本是蒲松龄本人的手稿本，这是没有异议的。能看到手稿本的，并不是很多，局限于认识蒲松龄的朋友圈。就是当时的刻印本，和现在比，不但传播速度慢，范围也小。因为印量小，每次也就是百册之多。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对稿本敝帚自珍，限于财力，他和儿子、孙子本身没有刻书传播。现有版本来看，为《聊斋志异》传播做出最大贡献的,却是两次抄写《聊斋志异》的济南朱家，即朱缃和朱崇典父子，而不是其他人（朱家抄写两次《聊斋志异》，和空空道人两次抄写红楼梦情节相似，两次内容都是前少后多，都在寻觅知音）。
笔者认为，《聊斋志异》中《张贡士》（有其他书是《心头小人》），此文是衡量济南朱家版本最重要的衡量标志。不管什么版本，凡是带有”高西园”或者“高凤翰”三字的《聊斋志异》,都来自济南朱家第二次抄写的殿春亭版本，必定受其影响。朱家第一次因为抄写时间过早，内容不全，而且借丢了。朱家第二次抄写人殿春亭主人朱崇典和高凤翰是好兄弟。高凤翰，号西园，雍正元年在济南朱家看过《聊斋志异》后，发表了点评言论。此时朱家刚第二次抄写完《聊斋志异》。《聊斋志异》殿春亭版本传抄人，也就是殿春亭主人朱崇典，认为高凤翰说的很有道理，就把“高西园云”也放进了《聊斋志异》中，记载了下来。原文如下：
高西园云：“向读渔洋先生‘池北偶谈’，见有记心头小人者，为安丘张某事。余素善安丘张卯君，意必其宗属也。一日，晤间问及，始知即卯君事。询其本末，云当病起时，所记昆山曲者，无一字遗，皆手录成册，后其嫂夫人以为不祥语，焚弃之。每从酒边茶余，犹能记其尾声，常举以诵客。今并识之，以广异闻。其词云：‘诗云子曰都休讲，不过是都都平丈。全凭着佛留一百二十行（相传一村塾师训童子读论语，字多讹谬。其尤堪笑者，读“郁郁乎文哉”为“都都平丈我”。村塾中有训蒙要书，名“庄农杂学”。其开章云：佛留一百二十行，惟有庄农打头强，最为鄙俚）。’玩其语意，似自道其生平寥落，晚为农家作塾师，主人慢之，而为是曲。意者：夙世老儒，其卯君前身乎？卯君名在辛，善汉隶篆印。”
有些版本，王渔洋则有一句点评：“岂杞园耶？大奇！”。青柯亭版本浓缩为22字：“高西园晤杞园先生，曾细询之，犹述其曲文，惜不能全忆。”虽然青柯亭版本在书中已经说明：“闻之张君西圃君云：济南朱氏家藏《志异》数十卷，行将求访”。实际上青柯亭出书者已经拿到了济南历城朱家的版本了。证据就是这段关于高西园的话。青柯亭版本如果不是殿春亭版本，或者没有济南朱家版本参考，是无法加入“高西园”这段话的。其实青柯亭本22字这段话是不对的，山东安丘的杞园先生张贞和张卯君是父子俩，绝不可混为一人。
这个高凤翰不是一般人，他是扬州八怪之一，和郑板桥是好朋友，
他为《聊斋志异》跋云:“余读《聊斋志异》竞，不禁推案起立，浩然而叹日:嗟乎!文人之不可穷如是夫!聊斋少负艳才，牢落名场无所遇，胸填气结，不得已为是书。今观其寓意之言，十因八九，何其悲以深也!向使聊斋早脱耕去，奋笔知渠天禄间，为一代史局大作手，岂暇作此郁郁语?托街谈巷议，以自写其胸中磊块诙奇哉!文士失职而志不平，毋亦当事者之责也。后有读者，苟具心眼，当与予同慨矣。雍正癸卯秋七月南村题跋。”
为《聊斋志异》题诗曰:“庭梧叶老秋声干，庭花月黑秋阴寒。《聊斋》一卷破岑寂，灯光变绿秋窗前。搜神洞冥常惯见，胡为对此生辛酸?生抱奇才不见用，雕空镂影摧心肝。不堪悲愤向人说，呵壁自问灵均天。庐家冢内黄金碗，邻舍桑根白玉环。亦复何与君家事，长篇短札劳千言。忆昔见君正寥落，丰颐虽好多愁颜。弹指响终二十载，亦与异物成周旋。不知相逢九地下，新鬼旧鬼谁烦冤!须臾月坠风生树，一杯酹君如有悟。投枕灭烛与君别，黑塞青林君何处?”
高凤翰还于乾隆十一年书写的《人境园腹稿记》，设计了一个园林，被邓云乡、冯其庸等认为是大观园原型。人境园就是陶渊明的桃花源，大家都熟悉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高凤翰还有一方印：“柴门临水稻花香”，和贾宝玉在大观园题词题诗时所说的“柴门临水稻花香”一样，把“野门”，改成了“柴门”，修改了唐诗一个字。这些元素，能在乾隆十一年之后加入《红楼梦》中，只有高凤翰和他的学生朱文震。高凤翰还是王渔洋的学生（是王渔洋生前遗嘱，是经过批准的），他们大有影响《红楼梦》创作嫌疑。不过高凤翰在这个时间，年龄已经很老了，他在乾隆十四年去世，从这一点来推论，只有高凤翰的学生朱文震才能接过担子，完成最后《红楼梦》成书工作了。
这里有必要再详细列举一下《聊斋志异》的版本。我们目前所掌握的主要有：《聊斋志异》半部手稿本，作者亲自手订。不过此本直到解放前后才发现，并未直接广泛刻印传播。直接广泛刻印传播者，还是根据蒲松龄手稿本抄写的济南朱家等版本。
乾隆十六年(1752)，张希杰根据济南朱氏殿春亭抄本过录了一次，即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此本共12卷，有目488篇，实际有文474篇，丢失了14篇，也附有王渔洋评语。此本当时铸雪斋抄本也没有怎么传播出去，但让我们能够看到济南朱家殿春亭版本的原貌。
现存最早、流传最广的《聊斋志异》刻本，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时任浙江严州知府赵起杲的青柯亭本。他在“弁言”和“例言”中，说明了底本来源和刻者所作工作。书共16卷， 431篇，比原稿少40多篇。这应该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个刻本。
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他很早就喜欢读《聊斋志异》，并且搜集了不少手抄本。他从杭州调任严州知府后，开始编刻此书。据他自己介绍，他有一个篇章较少的抄本，被王闰轩夺去。后来又从福建人郑荔芗那里得到一个抄本，以此为底本，并与浙江人周季和的一个残本作过一番校订，还借到了吴颖思的又一个抄本来勘定。郑荔芗即郑方坤，在山东做官多年，和济南朱家熟悉，他还拿到过济南朱家一本藏书，即王渔洋初编的《五代诗话》，他增加了一些内容后给予出版。周季和也曾在济南泺源书院教书生活，在乾隆十一年解馆回家，和济南朱家看来也不陌生。朱家读书人颇多，出了多位举人、贡生，出版有多部诗文著作。
蒲松龄及其家人对《聊斋志异》手稿非常珍贵，并不怎么外接。青柯亭本出后，一般通行本都据此翻印。也就是说，后来人们看到的《聊斋志异》，几乎都是来源于此本，其他版本流传很少。所以《聊斋志异》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就是济南朱家版本衍生者。
就目前看到的，已经能够证明，《聊斋志异》早期版本，尤其有影响的版本，基本都是来源济南朱家，而且多数和高凤翰有关。就目前掌握资料分析，康熙抄本和铸雪斋本都是或者来自济南朱家版本。清初抄本《异史》（此本把 唐梦赉序、高高凤翰跋两文中的《聊斋志异》书名字都改为《异史》，按说此本大有造假嫌疑），有高凤翰跋，说明也出自济南朱家版本。王金范刻本有王乔、包薰题诗，自序中说“假得曾氏家藏抄本”，这个曾氏就是乾隆元年进士后任郴州知州的济南人曾尚增，和济南朱家殿春亭主人朱崇典、弟弟朱崇禧、侄子朱琦是同学，都是张元张榆村的学生。曾尚增和朱崇禧、朱琦，还一起整理了张元的诗集。
曾尚增(1708－1760)，字谦益，号南村，雍正十三年举人，乾隆二年丁巳(1737)恩科三甲第一百七十五名进士。改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和袁枚同时改官外任，授芜湖知县，后任郴州知州。女儿为救火中母亲，一起被烧死。乾隆二十五年(1760)，曾尚增卒于任所，年五十三。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称曾尚增为张元之高弟。
二十四卷抄本后和王金范刻本后都有王乔、包薰两人题诗，而且二十四卷抄本目录次序和十二卷本的铸雪斋本基本相同（卷数不同而已，基本是每回一分为二了)，也说明两者关系很近，和朱家版本有关。尤其和铸雪斋目录顺序大致一样，却和手稿不一致，更说明二十四卷抄本来源于济南朱家。
带有“高西园”的青柯亭本，出自济南朱家版本，此本一出，基本占据了所有市场。四川黄炎熙抄本来自福建郑荔芗家，郑家和济南朱家熟悉，曾拿到过《五代诗话》本子。道光四年的遗稿本自序中也说是“来自济南朱氏”。再晚的版本，和《红楼梦》没有什么关系了，此处不再列举。由此基本可以证明，聊斋志异版本都源于济南朱家。
两百多年来，《红楼梦》影响最大、普及最广的是程本及其衍生版本。脂本《红楼梦》没有几个读者，只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才开始广为人知，此时已经落后程本100多年了。而且之后读者绝大多数还是买120回的《红楼梦》，而非80回的脂本《红楼梦》或《石头记》。后四十回贾宝玉出家和林黛玉之死，让读者魂绕梦牵，唏嘘不止。这也说明了被主流红学家们看做“狗尾续貂”的程本红楼梦，是有文学艺术生命力、感染力的，是受读者欢迎、认可、肯定而推崇的。那些红学家的谩骂，并不能削减程本《红楼梦》的任何地位和吸引力。
3、曹雪芹看的《聊斋志异》是哪个版本？有京本《聊斋志异》存在吗？
目前红学家多数认为，曹雪芹出生于康熙末年，大约1715年，成长于雍正时期。死于乾隆二十七年即1763年前后。多认同曹雪芹是乾隆九年开始创作《红楼梦》，至乾隆十九年初步写成。如果说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那么曹雪芹看到过《聊斋志异》，按照现有的红学研究成果，有这么几个时间节点需要把握：起码在乾隆十九年之前，应该在乾隆九年之前，甚至最早在雍正年间，曹雪芹案头已经有一部《聊斋志异》，他经过长时间阅读学习，已对《聊斋志异》了然于心，熟悉程度已经到了耳熟能详，对其中故事、人物、情节、细节等顺手拈来，甚至学会了文学创作的“吸星大法”、“化骨绵掌”等技巧，达到了不露痕迹、化为我有的地步。而不是马瑞芳所说的那样：好像有种“小说之魂”先是附在了蒲松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聊斋志异》这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而在蒲松龄死后，这“小说之魂”又附到了曹雪芹的身上，让他创作出了《红楼梦》这部优秀的白话长篇小说。
现有资料证明，曹雪芹老先生并没有在山东学习工作过。按照一般的创作规律，他在北京（南京、扬州不可能，他年龄太小）创作《红楼梦》时，如果听别人讲过一遍或者几篇《聊斋志异》，就把其相关元素大量吸收揉入《红楼梦》写作，不大容易做到，似乎不是大文豪作为。如果曹雪芹边阅读学习《聊斋志异》，边把相关素材揉搓进去写《红楼梦》，似乎也不大符合大文豪的身份。应该说“天才”、“神童”曹雪芹起码五六岁之后，即雍正初年之后，乾隆九年之前，就已经能看到《聊斋志异》，或者案头有一部《聊斋志异》才行，而且基本是全本《聊斋志异》，并非常喜欢，然后不知不觉影响了自己写作《红楼梦》。不过，如果真的这样，我们不但要改写《红楼梦》研究史，而且也要改变《聊斋志异》版本学和研究史了。
但是有个问题，《聊斋志异》存在曹雪芹这个“京本”吗？目前，从来没有发现，也从来没人研究过曹雪芹“京本”《聊斋志异》。但这个事实似乎是存在的。不然，那就不是“京本”《聊斋志异》一书在北京，而是有一个非常熟悉《聊斋志异》的山东人，在北京参与《红楼梦》写作了。这一点，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也是一项学术空白。
有没有熟悉《聊斋志异》而且在北京工作、或者生活过的这个山东人呢？要知道，当时在北京、且能看到《聊斋志异》，还不大容易，纪晓岚父子看到的《聊斋志异》，已经是乾隆三十年后的刻本了，曹雪芹此时已经去世多时了。但是看过《聊斋志异》、而且居住在北京的人，肯定还是有的。笔者经过研究，认为王渔洋、朱缃、朱文震最有可能。其他人在曹雪芹出生之前，很早就已经去世了，如高珩、唐梦赉等。
我们再仔细了解一下王渔洋、朱缃、朱文震和《聊斋志异》的关系。先说蒲松龄与王渔洋。王士禛，号渔洋山人，后人习惯称其王渔洋，桓台新城人，曾任康熙朝刑部尚书。他一生好学嗜诗，著述不倦，交游甚广，是清初一代诗坛盟主，文学泰斗，著有《带经堂集》、《池北偶谈》等三四十种诗文集。他家里很早就建有大观楼，他也写过扬州大观亭毁灭记、西墅十二咏等文章。在他家附近另外一个县市章丘，有一个女郎山，山也有一个大观楼，还有一个除邪疗疾的石大夫庙，神主就是一块很大的孤石，上有明朝嘉靖时期章丘县令，陕西汉中人刘凤池题写的两首诗。
据袁世硕先生考证，康熙二十六年，王士禛和蒲松龄见了面，他正在写作《池北偶谈》，看了《聊斋志异》，给予高度赞美：“卓乎成家，其可传于后无疑也。”
王渔洋曾两次致函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稿本，对31篇文稿作了评点，计有36条批语。王渔洋是《聊斋志异》首位点评者，还收录了《聊斋志异》中的《张贡士》、《赤字》、《小猎犬》等文章，放入他的《池北偶谈》书中，并题诗一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作《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回赠，诗云：“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康熙四十年（1701年），王渔洋索要《聊斋志异》部分篇章，蒲松龄于此年春天寄去二册抄本，并附上信，说自己是“私淑者”。王渔洋在复信中没有答应也没有完全拒绝为蒲松龄作序。康熙五十年（1711年）五月十一日，王渔洋去世。蒲松龄作诗4首《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宾客数日矣》，还应其馆东毕盛钜之请，代写了一篇祭文《毕韦仲祭王司寇》。文章说：“天下之士，生有轻于鸿毛，死有重于泰山，此其言如河汉而无极也，而余于今日确信其然”，“故其存也，山川为之生色；其没也，天地为之黯然”，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
蒲松龄与王渔洋的交往，主要是书信往来、诗歌赠答。由于两人社会地位差别，蒲松龄对王渔洋的评价，是十分看重的，不但把他对《聊斋志异》的评语，过录到自己的手稿里，还在一些在诗文中由衷地表达感激、敬仰。王渔洋对蒲松龄的赞语和褒扬，对蒲松龄坚定创作信念，从康熙十年前后，到康熙五十年前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聊斋志异》创作，扩大《聊斋志异》知名度和美誉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王渔洋嗜书如命。有很多记载，他不管在哪里，都喜欢购书，最后还建立了他自己的池北书库，并对他自己的书进行编目保存，整理为《池北书目》。王渔洋曾经两次看过《聊斋志异》，尽管不是全本，但他有没有可能借鉴《聊斋志异》，开始创作了《红楼梦》？是不是在自己看后，把《聊斋志异》又借给别人进行抄写，后来传到曹雪芹手里？目前没有什么证据，似乎没有这个可能。这里姑且存疑，有待于以后考证。
朱缃，字子青，号橡村。他生于康熙九年（1670）。伯父朱昌祚，明朝末年12岁时，被清军掳走，入镶白旗，后来跟多尔衮入关，一路升迁，最后官至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总督，康熙初年被鳌拜处死，后来康熙给予平反，隆重下葬。朱缃其父朱宏祚官至浙闽总督，两个弟弟分别做到广东布政使、云南巡抚。朱缃却做了富贵闲人，援例捐了个一个主事的头衔，留在济南持家，闲暇喜欢写诗，而且富有文采，是诗坛盟主王渔洋的入门弟子，出版了好几部诗集，爱好结交文人墨客，喜欢接待八方宾朋，是当时济南一位风流倜傥的名士。
蒲松龄与朱缃感情深厚，朱缃是其第一知音。朱缃第一次借阅《聊斋志异》部分手稿，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读后爱不释手，让人抄录了下来。
朱缃第二次借阅《聊斋志异》手稿，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朱缃写信，表示要继续借阅《聊斋志异》手稿。此前已借阅过七册，“尚有八册”未看。朱缃随信赠送蒲松龄一把折扇，题诗一首。
朱缃第三次借阅《聊斋志异》手稿，在康熙四十年（1701）。朱缃去过淄川，带去一封信，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剩余篇章，也就是上面说的那十五册以外部分。朱缃赞扬蒲松龄“书著山中老更勤”，表明蒲松龄还在撰写《聊斋志异》其他篇章。
朱缃第四次借阅《聊斋志异》手稿，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朱缃再次写信，希望借阅《聊斋志异》全部手稿，同时赠送了新刻个人所著《云根清壑山房诗集》（云根就是山中石头，有时指云起之处、道观寺庙）。主要目的是用《聊斋志异》手稿，校正自己抄本。
这年秋天，朱缃在校完《聊斋志异》的抄本后，在篇末题写了三首七绝。朱缃深刻理解蒲松龄著书谈鬼说狐的“孤愤”，是有所“寄托”，他把蒲松龄与屈原、庄子、司马迁、韩愈等人并列，给予高度赞扬，现在看并不为过，这表明朱缃真是蒲松龄的第一知音、最佳知己。（蒲立德《书〈聊斋志异〉朱刻卷后》。康熙四十六年（1707）二月，三十八岁的朱缃抄录完《聊斋志异》几个月后，年纪轻轻，就因病去世了。
朱缃抄录的《聊斋志异》，后来被人借走丢失。雍正元年（1723），他的四儿殿春亭主人朱崇典，又通过淄川人张元（朱崇典的老师）之子张作哲，从蒲松龄家借来《聊斋志异》全本，抄录后准备刻印，蒲立德曾作序一篇。不过最终朱家未能把《聊斋志异》刻印出版，但是《聊斋志异》却由此广泛流传开来，济南朱家实属功不可没。
严格说来，从两书关系来看，朱缃是很有染指《红楼梦》创作嫌疑的。《聊斋志异》、《红楼梦》两书多次出现“相思”一词，思，是思念故国明朝。崇祯皇帝，就是明思宗。朱缃之“缃”，由“相丝”两字组成,就有“相思”含义。他不但如饥似渴地多次阅读抄写了《聊斋志异》，而且两人心灵相通，心心相印，他有充分的时间条件、高超的文学水平和生活储备，在《聊斋志异》的基础上，进行了《红楼梦》初期创作。
这些人当中，尤其是朱文震，最有可能参与其中。他和两次抄写《聊斋志异》的济南朱家同族同宗，非常熟悉。他和朱缃、贾宝玉一样，不屑于科举。朱文震和早期“红学家”永忠、弘晓是认识的，有诗为证，而是和允禧、永瑢非常熟悉，从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长期在两人家中做门客。永瑢曾是四库全书总裁，是纪晓岚、朱文震的直接领导。“荣禧堂”包含了永瑢、允禧两人名字（谐音，一些红学家认为北静王是这两人的化身）。乾隆二十三年，允禧去世，乾隆二十四年，乾隆命令第六子永瑢，过继给允禧为孙。贾琏、贾璜中的“琏”、“璜”，名字都是乾隆之子名字用字。在那个时候来看，《红楼梦》作者这个行为真是犯上作乱，胆大妄为。不过这也证明《红楼梦》肯定成书于乾隆中期，而非康熙雍正时期。不然曹雪芹就是神仙，能掐会算，提前预测到了允禧、永瑢的过继关系，而且和雍正、乾隆不谋而合，给人取名都想到一块去了。不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会是朱文震吗？还是其他人？朱文震是谁？请看另外一篇文章：《朱文震：曹雪芹的影子？》（吴修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