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蒙古草原的狂烈风暴——复合弓、弯刀和诡计的战争“艺术”（浴血焚城）

公元1206年，孛尔只斤*铁木真打败了乃蛮人，经过十多年的浴血拼搏，他终于成为了蒙古草原的主人。

这年召开的大忽里勒台——即草原所有部落的国会上，他被一致尊为“成吉思汗”，即“不可战胜的统治者、皇帝”。

也就是在这一年，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开始了征服世界的旅程。

成吉思汗及后代树状图，国外书籍插图

1206年，灭高昌回鹘王国、灭西哈剌鲁汗国、灭东哈剌鲁汗国，1218年，灭西辽帝国、喀喇契丹国，1220年灭花剌子模帝国，灭后辽帝国，1227年灭西夏，1231年灭高丽王国，1233年灭东夏帝国，1234年灭金， 1239年，灭罗姆苏丹国，1240年，灭基辅罗斯公国，1241年，灭波兰公国、灭匈牙利大公国、灭波西米亚王国、灭亚美尼亚王国、灭格鲁吉亚王国、灭奥地利大公国、灭保加利亚、灭摩达维亚、灭威尼斯共和国，1254年灭大理国、1258年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1279年灭南宋……开始于1218年、结束于1260年的三次西征总共灭掉40多个国家。

蒙古士兵与欧洲军队鏖战，弓箭、弯刀、长矛、蒙古马，让他们在身着锁子甲、手执长剑的欧洲骑士面前占尽先机

征服世界的途中，蒙古人建立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在华夏建立大元帝国。

草原帝国概貌

如此煊赫的战绩，仿佛鼎盛时期的大神极*手——美国拳王迈克泰森，遇佛*佛，遇神*神，所向披靡，就像一场席卷欧亚大陆的凶猛风暴，起自朔风怒号的蒙古草原，狂风裹挟着冰雪，无情地扫荡着胆敢阻挡在它面前的一切。

手捧圣经、跪在祭坛前喃喃祷告的欧洲人，颤抖着失去血色的嘴唇，送给他们一个听起来十分响亮的绰号——上帝之鞭，仿佛蒙古大军就是仁慈的上帝派来惩罚自己一切罪行的愤怒使者。

他们究竟是靠着什么样的超级武器或者独门绝技攻无不克、横行欧亚、征服世界的呢？

长期以来，十三世纪蒙古部落简单原始的游牧生活以及相对落后的草原文明，使很多的人产生了一种联想，或是一种理念：蒙古人的战争方式一定是简单而原始的。

而历史和事实告诉我们，恰恰相反。简陋的生活条件并未简化他们的大脑和思维，在严苛甚至严酷的游牧生活环境下，为了生存为了拓展更广阔的空间，蒙古人逐渐形成、不断完善一整套复杂、实用、诡诈多变、攻无不克的战术战略，正是基于此，他们在西起中国东北、东至多瑙河的广袤地区创立了庞大的草原帝国，时间跨越13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一百多年。

孙子兵法曰：兵者，诡道也。战争是人与人的较量，更是心理的较量。成吉思汗的军队和其统帅，都是洞悉人心和人性的心理分析大师，心理战从来都是蒙古人的最主要的战争法宝。

蒙古军队计划攻打一座城池或者一个部落，都会预先造势：首先是招降和恐吓，送达招降书或放出风声：声明投降是最佳选项，如果抵抗、哪怕是微弱的抵抗，破城那一刻就是屠城的开始。

明代王维贤撰写的《九贤祠记》里有这样的记载:“蒙古军制，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只要遇到哪怕轻微抵抗，蒙古人必会以屠城报复。

由于遭到抵抗，公元1219年在征服花剌子模帝国（位于中亚阿姆河下游、咸海南岸的传奇古国，鼎盛期国土涵盖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东部及以色列等地）的过程中，蒙古人展开了血腥、残酷而彻底的屠*，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幸存者，男人被屠*殆尽，孕妇被*后，肚子还被利刃剖开，以确定体内的胎儿已毙命，共有120万多人丧生于蒙古弯刀之下。

1221年2月，花剌子模帝国的梅尔夫城（今土库曼斯坦马雷市附近）被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的大军攻破，这位被大汗父亲委以监国重任的皇子，坐在黄金装饰的椅子上，面带微笑看着手下军卒砍下城民的脑袋，并按男女儿童分别堆成高高三座血淋淋的人头金字塔，惨绝人寰、阿鼻地狱般的场景让人魂飞胆裂。

1258年，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拖雷第五子，与忽必烈、蒙哥、阿里不哥为同母兄弟，伊利汗国的缔造者）领军攻陷巴格达城，下令血洗全城，共屠*约120万人，以致底格里斯河都被染成了红色；为确保灭绝政策的贯彻实施，他们还挖渠引幼发拉底河水灌入城中，在彻底毁灭巴格达这一四大文明发祥地的同时，淹死可能逃过屠刀的幸存者。

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军攻打西夏的肃州城（今甘肃酒泉），遭到抵抗，肃州被攻克后，他下令屠城，除去侥幸逃生的一百多户几百人外，城内军民全部被*。

1227年8月，“不可战胜的”大汗在攻打西夏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期间终于被死神战胜了：据说他死前对于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十分愤怒和羞耻——民间流传似乎与一位被俘的西夏王妃有关；他临死前立下遗嘱：*死每一个党项人！虽然西夏最后一任皇帝李睍以自缚投降显示他的诚恳和臣服，但还是没有躲过自身被*和灭国灭族的悲惨下场：党项人几乎全部被*，仅有极少数逃入云南、西藏，隐姓埋名，苟延残喘。

波斯细密画，蒙古军征战

金朝太和七年（1207年），据相关权威记录，全国户籍统计数字为七百六十八万户，人口为四千五百八十一万人，而蒙古人灭金的1234年，据其官方统计资料，仅剩八十七万户，人口四百七十五万余人，仅为原有人口的10%多……

即使假设27年间人口自然净增长为零，加上因躲避战火百姓逃亡死亡，再刨去金人征战宋朝的兵力损耗，仍然可以肯定：绝大部分人口的消亡都应归功于蒙古人屠城灭种的“伟业”，而金朝皇族宗室完颜氏则被全部屠*净尽。

在灭亡南宋的过程中，这股来自草原的风暴更加肆虐无忌、残酷无情。

弓刀马，蒙古军三大利器

1231年元军攻掠四川，成都沦陷，全城被*一百四十万人，整个巴蜀地区人口因被屠减少一千四百多万；

1274年，蒙古军队在南宋都城、欧亚第一大城市临安（今浙江杭州）烧*抢掠，无恶不作，锦绣江南几成废墟一片，这一辉煌的“勋业”就是由“仁厚”、“戒*”而“享誉天下”的忽必烈亲自下令造就的；

1275年，江南重镇常州在激烈的防御抵抗后被攻陷，元军兽性大发，疯狂屠城，全城几十万人仅有七人逃脱，鲜血汇流成河，导致死人的鞋子都漂浮起来......

事实上，屠城并不只是简单的嗜血和暴虐，更主要是蒙古人精心设计和安排的心理威慑：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极力渲染刻意制造的血腥惨景和恐怖气氛，使屠城和*戮造成的极端恐怖气氛，像肆虐的病毒一样在欲征服目标地区快速传播，摧毁人们的抵抗意志，促使其选择投降或者逃亡。

勒内*格鲁塞，20世纪法国著名亚洲史学家，在其巨著《草原帝国》中认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之所以采用屠城、毁城、肆意劫掠、摧毁和践踏文明这些极端残酷的方式，是由于他们面对文明世界的不知所措以及没有治理被征服文明地区的良策，这种观点实在不能让人苟同。

蒙古帝国历史的扛鼎之作

——正如勒内*格鲁塞自己指出，成吉思汗早在统一蒙古草原之初的公元1206年，就通过大忽里勒台制定了治国的法典和规章“扎撒（yasaq)”,它“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即它是管理社会的有效纪律”，这部法典十分严厉而周密，在其约束下以及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统治下，草原社会秩序井然，“如果有人不小心丢了牲畜，捡到的人很可能会物归原主，而绝不会据为己有”。

既然能制定法典法规，又治理有方、路不拾遗，怎么面对文明程度更高的被征服社会，反而束手无策、只会屠城、焚城、摧毁文明呢？！又为何经过短短几十年、忽必烈征服了整个中原后，瞬间就有了“良策”、天下治理得“海晏升平”了呢？！

答案显而易见，屠城还有一个终极目的：那就是预谋*尽被征服地区的原住民族，掐断其血缘和宗族的传续，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在当地植入自认如黄金般闪耀和尊贵的蒙古血统，同时又为日后降低统治的复杂程度做铺垫——这应该才是孛尔只斤黄金家族鲜少提及或不便表露的真实内心。

蒙古军队并不只是用屠城制造恐怖的高手，他们还是挑拨离间的行家。面对敌人，他们往往在交战或攻城之前，就通过密探、内应和间谍，准确掌握敌方的内部动态，充分利用对手的内部分歧，暗中支持少数派一方或另一方，充当其后盾，挑起、激化矛盾，催化内讧，以消弱敌人力量，从中渔翁得利，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来自草原的狂烈风暴

军队的规模和士兵的数量，从来都是蒙古军队的弱项，这是大漠草原严苛的生存条件决定的。

确切的史料记载，1206年成吉思汗的军队总人数为95，000人，1241年蒙古帝国的人口普查显示，蒙古人口为723，910人，军队人数为97，575人。蒙古军队倾全力攻打金朝时，总兵力也没有超过15万人；三次西征，最大规模也就不到20万人。

但蒙古军队用他们诡谲多变、层出不穷的战争计谋弥补了数量上的不足，以致远远超出兵力优势带来的效果。

面对几倍于己的敌人，蒙古人常常会在备用马匹上放置大量草编的假人，或者逼迫早已丧失反抗心理的俘虏骑在马上，在距离敌方较远的位置一字型列阵或者行进；他们还会在马尾上捆扎树枝和灌木，让马匹在来回奔跑中荡起遮天的尘雾；在夜晚，蒙古人燃起篝火，数量常常是所需要的十几至数十倍……

这些屡试不爽的“作弊”行为，往往引起敌方对其兵力的错误判断，不单产生畏惧心理，更会做出错误的军事部署。

蒙古大军还是世界军事史上最早利用“人肉盾牌”的组织：他们在攻城或交战时，通常都会逼迫不幸被其俘获的本地或已征服地区的士兵、平民打头阵，而这些可怜人在大屠*的极端恐怖压迫下，丝毫不敢反抗，硬着头皮扮演起“肉盾”以及“炮灰”的角色，在身后蒙古人的弓箭弯刀的威胁下，攻打祖国的城市、砍*本国的人民。

在征战花剌子模帝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就驱使从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文化名城布拉哈）抓获的俘虏攻打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撒马尔罕州首府），然后又逼迫撒马尔罕的俘虏攻打玉龙杰赤（当时花剌子模帝国的首都之一，今土库曼斯坦的乌尔根奇），而他最喜爱的小儿子托雷，也曾驱使呼罗珊（今伊朗境内，一部分在阿富汗赫拉特一带和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雷一带）的平民去攻打梅尔夫城。

蒙古军队并不只是用屠城制造恐怖的高手，他们还是挑拨离间的行家。面对敌人，他们往往在交战或攻城之前，就通过密探、内应准确掌握敌方的内部动态，充分利用内部分歧，暗中支持少数派一方或另一方，充当其后盾，挑起、激化矛盾，催化内讧，以消弱敌人力量，从中渔翁得利，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蒙古人的战争利器

利器一、双曲复合弓

这种弓箭是蒙古军队的头号致命武器，所谓“复合”指的是弓体的材质，由竹、木、动物角骨和筋腱等多种材料“复合”组成，所谓“双曲”指的是拉满弓后，弓身呈现两个弧形，整个弓体重量较轻，但拉满这种弓大约需要施加90-100斤的拉力，它的一般射程为150-200米，最大射程可达300米以外，能够轻易射穿欧洲人常用的锁子甲以及其他类型的铠甲，例如中原汉人军队常用的各类皮铠和铁甲。

箭的类型有多种，主要的有两种：一种箭头较轻且尖，射出的箭矢飞行距离远，用于射击较远的目标；一种箭头较重而宽，射距较短但对人体伤害较重，专门用于近战。

现存俄罗斯的蒙古箭袋，有着典型的北元帝国风格

蒙古复合弓在当时世界同类型武器中，以其拉力大、射程远成为佼佼者。

这种起源于狩猎的原始工具，经过不断地改良，到了13世纪，成为蒙古人的头号大*器。

古老的细密画，真实刻画了蒙古复合弓、箭囊、铠甲的形象

14世纪的多幅波斯细密画以及明初的许多图卷，都描绘了蒙古人的形象和战斗场景，他们或搭弓射箭，或挥砍冲锋，几乎每一个人都身挎箭囊，说明弓箭是每一个蒙古士兵的必备武器，弓和箭成为蒙古人的象征。

利器二蒙古弯刀

弯刀是蒙古人的另一个标志，它的发展历程体现了蒙古人十分擅长学习的特质。

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蒙古弯刀，与后期的形制和材质有较大的差异。早期刀身的弧度较平直，与南方中原人使用的刀非常接近。随着蒙古军队西征，13世纪中叶，蒙古旭烈兀部大军攻打巴格达、大马士革，与阿拉伯军队交战，敌方新月形的弯刀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结合自身特点和战术需要，在蒙古刀匠尤其是被俘的叙利亚、中亚工匠的勤奋努力下，打造出独树一帜的蒙古弯刀。

影视剧中的蒙古弯刀，征服世界的利器

蒙古弯刀是马战武器的典范：新月型的刀身非常适合骑兵在马上的劈砍动作，借助战马巨大的惯性冲力，锋利、弯曲的刀身能够很轻易地劈开敌人的铠甲，重创敌人身体，造成致命的伤害；其次，圆弧形的设计使得士兵在连续砍*敌人的时候，不会因刀身嵌入敌人肢体而导致武器脱手，或者坠落马下。

虽然突厥人最早使用弯刀，但蒙古人征服世界的长途跋涉才使蒙古弯刀为欧洲人所识，逐渐成为各国骑兵首选的武器样式，直到20世纪初，脱胎于此的马刀仍然是马背上士兵的必备武器。

利器三蒙古马

蒙古马，相比其他的马种，身高、体长、奔跑速度都处于劣势，但其有着一个突出的特点：耐久力。

无论北边大漠的凌冽风雪，还是南亚印度的暖湿海风，不论中东沙漠的酷热干燥，或是小亚细亚的峻岭严寒，它都能轻松适应，日行数百里、长距离跋涉更是它的强项，而且对饲料的要求极低。

马是蒙古人的生活伴侣，也是战友

蒙古军队通常会按照士兵数量的3-5倍配置马匹，在确保灵活机动性的同时，解决辎重和给养的问题；充足的马奶还可以为士兵提供源源不断的口粮和营养，而遇到特殊情况，马肉还可以成为救急的军粮；后方辽阔的草原以及历史悠久的游牧生活方式，又为蒙古军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马匹供应。

马背上的民族名不虚传，马，日常生活中的亲密伙伴，在战争中变身为忠实的战友，成为纵横天下的永不停歇的发动机以及屠*帮凶。

利器四抛石机

14世纪的大型城市一般都有高大厚实的城墙，蒙古人用来攻城的抛石机通常有两种式样：

一种是普通抛石机，由支架、杠杆和牵引绳组成，靠人力拉动引绳，将杠杆另一端的石头或可燃物抛掷到敌阵中或城墙上。

另一种是配重式抛石机，杠杆的一头是装满大石的配重箱，当其被松开，杠杆另一端猛然升到最高位时带动牵引绳抛射出所载的发射物。

波斯细密画，蒙古军攻城，投石机由最左边的中亚阿拉伯技师操作

面对金朝、南宋高大厚实的城墙和兵力强盛的守军，善于骑射和挥舞弯刀的蒙古人，把这种公元12世纪前发明于欧洲的攻城机器运用得无比娴熟和充分，小山似的巨石、点燃的大油罐和其他可燃物被砸向城墙、守军和城内，巨大的破坏力、漫天飞溅的油火，在摧毁城墙爆燃大火的同时，更摧毁了防守军民的意志，在死亡和溃逃之前，他们终于认识到一点：蒙古人只善骑射不会攻城的传说，纯粹是偏见和胡扯。

1273年，南宋重镇襄阳，经过前后十几年、累计几十万蒙古大军的围攻后，终于沦陷，侵略者心悦诚服地公认第一功臣就是配重式抛石机以及操纵它们的中亚阿拉伯技师，当时南宋地臣民把这种从未见过的巨大怪物叫做“回回炮”。

在围攻襄阳的数年里，蒙古人建造了数千架抛石机，把城外能找到的石头全部砸向城墙、抛进了城内，大量的沥青、油脂被点着抛洒到城里；厚实的城墙坍塌，人员伤亡惨重，火光冲天，坚守了数年的军民终于崩溃，南宋第二大城市被攻破。紧接着，第二年，都城临安陷落，蒙古人一统天下。

人力拉动引绳的抛石机模型，展出于俄罗斯境内的博物馆

此后，在西征途中攻打卡法城（今乌克兰的费罗多西亚）的时候，蒙古人又为抛石机赋予了一种令人心惊肉跳的崭新用途。

公元1346年，被围困了近三年的克里米亚海港城市卡法的居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与围城的蒙古人签订和平协议，然而，他们并不知道此时的蒙古大营里已经爆发了可怕的瘟疫，每天都有大批的士兵满身溃烂、打着哆嗦痛苦地死去……

这种瘟疫就是黑死病，应该是由蒙古商队传播的：他们跟随蒙古军队远征，四处进行贸易，首要的任务是保障蒙古军队的后勤供应，同时军队也保证了他们的安全和贸易的顺畅。不过这一次，他们不仅带来了大批的牛羊骆驼和辎重，还带来了死神锋利的镰刀——鼠疫耶尔森菌！

卡法城内的人们没有等到停战协议，等来的却是令他们魂飞魄散的一幕：一天早上，无数的尸体、残肢混合着血浆、体液，天女散花一般，砸落在屋顶上、人群中、市场里、甚至是人们的餐桌上......原来，蒙古人将病死士兵的尸体装入抛石机，像抛石头一样扔进城中，用他们惊人的想象力和幽默感以及对死去战友剩余价值的充分利用，给予敌人以特别的打击。

波斯细密画：蒙古人围城

这种只有在但丁《神曲》里描写的地狱中才能见到的恐怖景象，彻底地击溃了卡法人，他们神哭鬼嚎，四散奔逃......

但这些只是城外的蒙古人所要的部分效果；几天后，飘散在空气和水中的致命病菌显示出比蒙古人还要可怕的*伤力，城里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病倒，又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活着的人们乘船、徒步纷纷逃离这个可怕的炼狱，于是，这些行走的病菌播种机，很快就把整个欧洲变成了真正的炼狱……

描绘黑死病的欧洲画作

——14世纪下半叶，这场据后世学者研判、可能由蒙古人西征传播的淋巴腺鼠疫*死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欧洲人，直到18世纪，欧洲人听到“黑死病”（Black death）这个词汇仍然会心有余悸、不寒而栗。

多少年来，抛石机的此次特殊用法，始终震撼和刺激着后世的军事从业人员和蒙古史学者，他们无不为草原游牧部落“绝不浪费任何资源”的优良品质所震撼，被其“蒙古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革命精神所折服。

补充一点，蒙古人对死尸的利用向来非常有心得:每当屠城结束，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他们通常都会把敌我双方阵亡者、平民的尸体投入井中或水源中，以毒化饮水、传播疾病、灭绝幸存者，这种阴毒、狡黠、人类不齿为伍、彘犬羞于同列的行径，恐怕让20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军队都自愧不如哩。

利器五弓骑兵和机动战术

蒙古人一辈子生活在马背上，每个蒙古男人在三四岁时，就会开始学习骑马和射箭，这已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待到成年，他们就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一名优秀的弓骑兵。

马和弓，蒙古人的生活

他们身穿皮革和金属混合制成的轻甲，一方面有效地防范弓箭的伤害，一方面减轻战马的负担，确保机动能力。

公元13世纪，具备一定规模的国家和王朝，都拥有骑兵，但蒙古弓骑兵的战术却独树一帜，非常特别。

战斗开始，他们从来不会呼喊着、挥舞马刀直冲敌阵，依靠冲击力*入敌群，伤敌八百，自损三千；他们要的是*敌无数，自己丝毫无损或最低程度受损。

他们独特的战术是这样的：逐渐接近敌方，到达弓箭的射程之内后，发起多波次的攻击：一个波次的箭雨射向敌阵后，士兵会在距敌方50米左右之前，射出尽可能多的箭矢，然后快速拨马返回己方，下一波次重复攻击，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敌军溃败……

箭雨战术，在近身交战之前，最大限度*伤敌方有生力量

这样，既能在最短的距离内让弓箭的*伤程度达到最佳效果，确保射穿最厚的铠甲使敌方战斗减员，又能够借助快速移动尽可能地避开敌方的攻击，直到敌方因此阵型大乱、出现大量伤亡和溃散，才集中兵力近距离交战。

在多波次的攻击中，他们还会适时地更换马匹，以保证速度和效率，而每个弓骑兵配备的3-5匹蒙古马就显现出敌人没有持久战斗力。

这种攻击方式，与后来的欧洲、北美前膛装火枪轮流发射装弹的战法十分神似，而蒙古人把这种游击战术和箭雨相结合的战法叫做“失兀赤”。

此外，面对倍数于己的敌人，他们经常运用一种“钳形攻势”，在敌方阵营两翼，快速深入包抄，行进当中不间断地发射大量箭矢，*伤敌人，但保持一定距离，不发生近身战，直至合围完成；然后仍以箭雨*伤敌人并开始向中心不断压缩、聚拢，给予重创。

蒙古人骄傲地把这种战术模式称作“捏儿格”，实际上，就是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围猎”的战场版运用，只是围猎的对象由鹿群、草原狼、野马换做了人。

围猎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故意在包围圈上留出一个缺口，诱使被围的敌人从此处逃走，实际上却是一个可怕而致命的陷阱：惊慌失措的敌军在紧密的包围圈中发现一个缺口，都会放弃拼死抵抗，选择从此处突围，如此一来，就会阵型大乱、指挥失灵、溃不成军，此时，蒙古人发起猛攻，箭射刀砍，在背后掩*，彻底将敌人击溃。

典型的战例：公元1241年，正是使用这种战术，蒙古人在穆希（今匈牙利塞约河穆希镇附近）之战中彻底击败了匈牙利人。

现代插图作品，描绘了蒙古军队在塞约河的战斗场面

这种高度机动性的战术，在注重兵力数量的冷兵器时代，显示出非常凌厉的效果，为蒙古军队带来了辉煌的战绩，成为一种独有的不可复制的战争模式，一直持续到18世纪现代火炮大量出现在战场，才渐渐失去了犀利的光芒。

而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蒙古人的这种战术，还直接启发了德国人——古德里安的机械化纵深穿插战术就是其现代版的灵活运用，可以不夸张地说：闪电战，就是20世纪纳粹德国学生向13世纪的蒙古导师虚心讨教的成果——还别说，还真是学得有模有样……

利器六重骑兵、长矛与马甲

蒙古人擅长弓骑兵机动战术，但他们根据面对的不同敌人，会派出精心装备的又一*器——重骑兵。

蒙古重骑兵

现在回过头看，在冷兵器时代，重骑兵充当的无疑就是坦克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下的坐骑，从头至尾挂满特制的马甲，以避免或减轻敌人弓箭、刀枪的伤害；骑兵则身披重骑甲——他们称其为“鳞甲”，手执一种特制的长矛，这种矛长约2-3米，凭借锋利的矛尖、借助奔马的巨大冲力，可以轻易刺穿任何一种当时的铠甲，一枪毙敌之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