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古人的信仰

东北古人，主要信俸的是道教和佛教。至于儒教等，则是政权机关向人们推崇的信仰学问。而东北古人极少重视文化，所以儒教在东北古人的生活中树立不起信仰的形象和偶像。倒是山神、土地、上天、鬼魂、妖仙、神灵……的法力，极易在东北古人的心目中建立起权威来。

道教

东北古代人，最早信奉的应该是道教。他们以天神为自己崇拜的对象，把升仙成神当作人间的终极目标。他们相信，自己与神仙有一定关联。经过修仙和吃丹药，是能够成为神仙的。东北人最初的道教是广义上的道教，是道教萌发的、大自然的全部动态内容，是泛滥的信仰。在东北古人心中，天、地、雷、电、水、火、山、风、泽、川、河、湖、海、日、月等，也包括动物和植物等等，都是崇拜对象，都被赋予了灵魂和生命。后来由于道教的发展，才逐步归入了正统的道教之中。

至今，包括我国东北地区在内的东北亚多数民族，基本都崇尚太阳和火。这种现象，与其说这是古老民族因生活环境寒冷，从而产生的的自然信仰和崇拜；不如说崇信太阳和火，是炎帝部族及后代的标志性信仰。

自五帝和夏商周时期，阴阳五行和八卦学说及政权更替的五行相生属性，就已经在华夏民族中广为流传。炎帝政权多代相传，具有众多后裔和族人。而东北这块土地，一直未被中原人重视，这里多是原封未动的古老民族，他们受原始的炎帝影响较多，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直到现在，在北方或东北地区的传说中，无论是幽间的赤、白、黑、青、黄五帝，还是人间政权传拯的五帝，属火的太阳都是炎帝的象征。在神话传说中，上天的玉皇大帝在人们的信仰中也各有差别，中原的上帝多指黄帝，而东北古人的上帝则主要是炎帝。传说炎帝在南天，是人们向往的天堂。南天门则是在泰山，似乎北方民族的天地有限的。南方民族的南天在什么地方？应该是在南海吧。这些中华民族的基本传说，都是东北民族的原始信仰。并从这里出发，又派生出更多的崇拜和信仰。

东北古人称自己是太阳的后代，太阳的儿子金乌是自己的旗帜。只有血统高贵的族人才能称得上太阳或金乌的概念，所以只有皇族或酋长才能树立金乌的旗帜。这些太阳的后代一直延续着炎帝的衣钵，传拯着炎帝的信念。他们把五方天帝中的炎帝捧为最高的玉皇大帝，把自己说为天神的传人。

东北的萨满教，是服务于当地民族的一种信仰。虽然这种信仰应用极广，但也只是在地方政治或文化方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萨满教不过是先人头脑中的道教思维在民间应用的手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巫术。萨满中，有地方官所用的正式的萨满，也有民间非正式的萨满。二者都是在古代东北人日常应用的拜神仪式中，经常出现的重要对象。不同的是，官事或权威人士家的场面，还是民间百姓家的场面而已。在每一个萨满单位中，都有大萨满、助理人员和若干弟子。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一定的事件中，迎神送仙，驱除鬼祟，用通天、通地的方式让人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神通。萨满教最大的的实用性，是把古代巫术与传统医药相结合，这样就成就了神仙在人们思想中的地位和威信。在整个萨满活动中，充满着神、仙、妖、魔、鬼的力量。这种信仰方式，完全是道教中的内容。

既，萨满教不过是道教之中的一个别种。

相关东北古代的传说中，具有道教影响的是：

《山海经·北次三经》记载，从太行山往东北3500里左右（相当于现在一千多公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晈。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这种神话，无疑是道教之中的一个范例。精卫填起的山东半岛再往东北方向，便是现在的东北地区。所以精卫填海，不能不说与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朝鲜，于公元前2333年，在东北南部建国，是首先发展起来的东北民族。古朝鲜人称：他们是天照大神与神熊化成的女人的后代，所以他们自称熊国。他们的先祖王俭，被称谓“仙人王俭”。是东北民族把祖先称为神仙的一个典型，至今仍留传着王俭的著多“仙人”遗迹。

在现实生活中，这个民族，也真的像仙人一样优雅。虽然在一百多年前，他们借助日本势力独立出去；但他们是中华民族一支重要血脉的支系，是我们的亲兄弟。

息（肃）慎，及后裔邑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等，都信奉太阳、火和红色。因为炎帝是太阳，太阳的儿子是金乌鸟，所以他们称自己是太阳的后代，是金乌鸟的转世。直到满清时，他们的皇族还以金乌旗号作为皇家的特有标志。在他们的眼里，金乌的标志不是一般人能用得了的神圣符号。

因为有这样一种信仰，这个民族十分顽强枭勇，以至于在中国的金、清朝代，两度成为国家政权的主宰。

《北史·卷一·魏本纪第一》还说：自始均后，“积六七十代，至成皇帝讳毛立，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

从尧舜时代的始均以后，鲜卑“帝王”经过了六七十代的时间，到了秦汉时的鲜卑成帝的时代。鲜卑之下已有36个属国，大的部族就有99个，威振中国北方。其中主要大部族有：慕容部、没鹿回部、弥加部、阙机部、素利部、槐头部、柯最部、阙居部、置鞬落罗部、日律推演部、宴荔游部等”。

鲜卑成帝之后，又有：节帝、庄帝、明帝、安帝、宣帝、景帝、元帝、和帝、定帝、僖帝、威帝、献帝、圣武帝等十三代“帝王”当政。这些“帝王”都是北魏皇帝追封的，是鲜卑人的王。到圣武帝时，东汉走向最后的汉献帝时期，天下大乱，魏晋一统。接着便是鲜卑人的北魏时代。

鲜卑献帝时，因有“神仙”指说“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开始计划举国南迁。后来的鲜卑献帝因自己年事已高，让位给儿子诘汾——就是鲜卑所谓的圣武帝。从圣武帝开始，鲜卑部族南迁，正式走向扩张时期。

诘汾没当帝王前，曾在山泽间作田务，突见一豪宅从天而降。走过去一看，里面有一美女。美女自称是仙女，说是受命与他结合，两人睡了一晚。第二天早晨，仙女说：“请你回家吧，明年再来这里相会。”

第二年的这个时间，诘汾又来到他们相约的地方，果然看见那位仙女在那里等他。天女把自己抱着的小孩交给他，说：“这是你的孩子，以后会世代当帝王的。”说完就不见了。

后来诘汾的父王献帝传位给他，他当了中国北方的帝王，封号为圣武帝。

圣武帝诘汾，给仙女的孩子取名叫“力微”。后来，力微接了圣武皇帝的班，是谓神元皇帝。神元皇帝为鲜卑后人奠定了一统北方大业的基础，成了北魏开国的著名先人。他的后代拓跋圭，最终统一北方十六国，实现了鲜卑人的愿望，成立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北魏朝廷。

这就是当时人们说：“诘汾皇帝无妇家，力微皇帝无舅家”谚语的由来。

在鲜卑人的最大部落中，曾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檀石槐。三国志等有关史料说檀石槐的出身，书中介绍为：他的父亲投鹿侯在匈奴从军三年，其妻在家，生了个儿子。投鹿侯归，怪欲*之。妻言：“尝昼行闻雷震，仰天视而电入其口，因吞之，遂妊身，十月而产，此子必有奇异，且长之。”投鹿侯初不信，但令收养，号檀石槐。长大后十分勇健，智略绝众。年龄十四五时，外部族抢夺他们很多牛羊。檀石槐策骑追击，所向无前，夺回全部被抢的牛羊。从此，檀石槐成为鲜卑一个部族的首领。

《魏略》载：北方有个索离国，国王的侍婢有孕，国王问她怎么有的孕？侍婢说：“有气如鸡子来下，我故有孕”。“后生子，王捐之于溷中，猪以喙嘘之，徙置马闲，马以气嘘之，不死。王以为天子也，乃命其母收畜之，名曰东明，常令牧马”。后来，这个东明借助神灵保佑，向南逃过了松花江，经夫余为自己的王城，建立了夫余国。

也就是，古夫余国的神灵是像鸡蛋一样的“气”。

《北史·卷第九十四·列传第八十二》载：“高句丽，其先出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与豕，豕不食；弃于路，牛马避之；弃于野，众鸟以毛茹之。王剖之不能破，逐还其母。母以物裹置暖处，有一男破而出。及长，字之曰朱蒙”。所以，朱蒙称自己为：“我是日子，河伯外孙”。这些与卵有关的传说，不能说与殷商先祖的传说无关，应该是一脉传承下来的神话传说。

雄霸东北八百年的高氏句丽国，把自己称为太阳的儿子，河伯的外孙。以此说，东北的一些民族多与太阳、阳光有关。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一》载：永州“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云。”

契丹，成为北方盛大的强国，与他们的自信、自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说，乘白马者就是奇首可汗，骑青牛的就是可敦夫人。因为奇首可汗与可敦生有八子，后为契丹八部，应该是契丹的实际情况。“青牛、白马”之说，是契丹人固有的信奉，应该是有其来源的。据传，奇首便是“神人”，可敦既是“天女”。契丹人坚信自己是神人和仙女的后代，以表示自己身份的神圣。他们把自己的先祖父母说成是神人和仙女，应该是东北古代人常用的宣传方法。

土河和潢河是现在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仑河，交汇处有木叶山，这里是契丹人的发源地。但先秦的《逸周书·王会篇》提到“东胡黄罴 山戎戎菽”，也在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现代考古发现，东胡人曾在这个地方活动，鲜卑人也曾在这个地方活动。看来，那位骑青牛的“仙女”出现时间不会太早，不会早于东晋。也就是说，奇首可汗应该是北魏以后的人。

《元史·卷一·纪一·太祖传》载：“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讳铁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

还说：元太祖的十世祖叫孛端义儿，其母“阿兰寡居，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兰惊觉，遂有娠，产一子，即孛端义儿也”。正是这个孛端义儿开始成就了蒙古人的宏伟大业。孛端义儿应该是唐朝末期的人，他的十世孙就是我们熟知的铁木真。

蒙古起源于东北西侧，是室韦的后裔。元太祖铁木真以智慧和武力统一了北方全部蒙古民族，成立大蒙古国。他训练了勇往无前的强大军队，为他的孙子忽必烈横征南北，建立强大的元朝，成为元世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这种浪漫的出生，与东北很多部族的开国皇帝说法是一致的。都是先给这些开国的人插上神灵的标签，树立起崇拜的偶像。

……，如此例子在东北民族之中，几乎彼彼皆是，不可胜举。

当汉朝的张道陵以老子为崇拜对象，树立起华夏民族的国教——道教以后；特别是道教的内容，恰恰是东北古人信仰的基本内容，是东北民族自然崇拜的基本内核。所以道教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东北古代民族信仰的主要内容。

东北古代民族把自己与神仙拉上关系，从意识上建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思维，物质上也自然要强于别的民族。所以他们不惜用暴力获得自己想要占有的一切，并且他们也确是无敌的。也许，这是道教思想在古代东北民族心中的强大作用。

佛教

佛教在东北地区的发展则稍晚一些时间。自东汉明帝开始，佛教广泛传入中国，但传入东北地区应该在此之后。到了北魏时期，附属北魏的东北人民有了稳定性的生活，宗教信仰肯定会发展起来。

据《北史》记载，仅在孝明帝和胡太后执政时，佛教在北魏广泛发展。

灵（胡）太后曾派太史令宋云与洛阳白马寺里的法力及慧生等和尚与其它寺院和尚共数十人，从京城出发，经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求取真经。出行时，胡太后为取经者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仅法事就作三天，胡太后亲自送出京城。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派出官员，以“西天”为目的地，与佛教僧人共同去天竺取经的使团，较以后的唐僧去西天取经早一百二十年。

取经途中，他们历经风险，艰苦跋涉，从魏国的赤巅出境，经吐谷浑、鄯善、于阗、喝达、朱居、渴槃陀、克孜尔、钵和、波知、赊弥、乌苌、乾陁、乾罗、高昌、龟兹等国，行程四千多里。后来，因魏国内发生了政权变化，再加之宋云没有多年旅行的决心等因素，这些取经人中途而返，没能到达天竺，成为历史的遗憾。虽然他们没能走完全部的西天路途，但他们曾在乾罗国取得真经一百七十部，带回国内，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此之前，东汉明帝曾派蔡愔等人到天竺去求取真经，带回四十二章佛教和佛主释伽牟尼的铜像一尊；后来，他们还在大月氏等地求取了转译的佛家经卷。东晋法显法师也曾带着十个人从长安出发去西天取经，还在天竺住了三年时间，面见过天竺月护二世王；学得最新度世的大乘佛教中瑜伽系，和原来的大乘佛教龙树派的中观系；虽然他对梵语十分熟悉，曾译出一百多万字的梵文佛经，还写了《佛国记》。这些都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基础，是佛教进入中国的阶段。

到北魏后期，西方的大乘佛教又有更新的发展。中国的佛教也是必然要发展的，继续去西天取经是顺应历史的发展。

为光大佛教，胡太后在洛阳崇训宫旁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很快就竣工完毕。这座寺院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辉煌的寺院。永宁寺外造型和装饰十分灿烂辉煌，寺内设置备极华贵。寺院建有十九层宝塔，塔身高达四十丈，宝塔上柱又高三丈多。共合现在的一百多米，有四、五个大烟囱高。塔的四面八方都悬挂着精致的铜铃，每当夜深人静，铃锋被风吹动，叮玲玲的铃声可传达到十里之外。寺院灰壁黄瓦琉璃闪光，四周红墙蜿蜒，绿树掩映。真是内藏天外佛陀，莲座霞光无限。佛殿僧堂历历鲜明，炫饰崭新。窗檐檀栋，珠玉锦绣。佛尊菩萨玉面金身，晃如九霄天上刚下凡。寺中仅禅房就达一千多间，内中布置得令人堂目结舌，善缘佛具一应俱全。真个是金盘映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五光十色。那辉煌境界，天上神仙也会羡慕。

永宁寺的光彩让人惊叹天功巧匠，同时也有人对寺中的辉豪奢华感到咋舌。自汉朝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永宁寺的气派是独树一帜的。当时从波斯国前来祝贺的僧人达摩，看见寺院的规模和装饰，也叹为观止地说：

“这里真是极尽佛家境界，再也没有的了。”

当时南方梁朝的皇帝，也非常信奉佛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很多的描述，梁朝也曾与北魏比着建寺尊佛，但始终没能赶上魏国，更没有能与永宁寺这样规模相比较的寺院。

寺院落成那天，胡太后带领朝庭中的全部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前来参加开光大典。人们纷纷拈香祈祷，口念太平，那仪式的宏大，震动京城内外，围观者人山人海。

胡太后当众下诏：“凡尼僧士女，不论皇亲国戚、黎民百姓，不分南北东西、不计内外汉夷，只要是真心向佛者，俱可入寺瞻仰。”

一时间，洛阳内外，人流不息，络绎不绝。当天，就有近十万人前来朝拜。甚至有的南朝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前来洛阳朝拜。这一举动，无疑极大地推动了东北民间和官方信奉佛教的思潮。

《北史》中说，北魏曾经有，一天度千人出家当和尚的事迹。

当时的文人，杨衒之写出了《洛阳伽兰记》一书。其中“伽兰”是梵语中佛庙、寺院的意思。书中共有五卷，详细记录了当时北魏，特别是洛阳寺院及佛教盛行的情况。其中，第五卷中主要是写宋云和慧生等人西天取经的事。这本书给后人留下了北方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时期的可靠考证资料。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北魏发源地的老家——东北地区的佛教，必定受到深刻的影响。东北古代的佛教,应该是从北魏时期得以发展。

《辽史·卷八·本纪第八》载：辽保宁六年12月“以沙门昭敏为三京诸道僧尼都总管，加兼侍中”。这个诸道僧尼的都总管，昭敏被皇上加封上侍中的官职，是可随时见皇上的，也是皇上最知己的高参之一。也就是说，皇上的一些有关国家的政策和指示，都可能与昭敏和尚有关系。现在出土的一些辽代佛教石刻、铁卷等文物，也都有力地说明，辽代时候，东北的佛教信仰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应该说，在历代执政者的有意推崇下，佛教的缘与因果教育，使“静”的思维深入百姓心中，创造了人心的顺从，保证了社会的安定。佛教思想虽然千年不变其根本，但却一直是政权保持者理政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佛教维护自身生存和延续的妙法之一，给世人一个寄托灵魂的地方。

——不可小看了佛教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