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啸龙吟》“虚君实相”，就真的能保蜀汉长治久安吗？

这次托孤，可说是他们之间的交接班仪式。刘备交了一个益州疲惫的烂摊子，压了一付安国、灭魏的重担子，发了一个授与军国全权的印把子。这个权无限大，包括可以自行废立甚至取代；也无限期，可说是终身制。前两项还属于一般托孤范畴，而第三项却是打破常规的特例，并且是在曹家才篡了汉朝之后，就更加难能可贵，从而证明了他不愧为识时务、善补过的乱世英雄。

一、刘备翻了筋斗明了理。他一生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是否执行诸葛亮《隆中对》所提出的战略，特别是联孙制曹的方针，执行了就翻身崛起，十多年工夫，得了地跨荆益、汉中称王的三分天下；违反了就连遭惨败，在两三年内，不仅错失曹丕篡汉后的良机，使“两路进兵，直取中原”的一统宏图化为泡影；反而造成荆州人地两失，益州元气大丧的恶果。而挽救当前危局，实现兴汉安民目标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诸葛亮身上，形势和任务决定了必须授与决策大权。

二、刘备一生重理想、讲信义、轻权利。典型事例有：刘琮降曹后，他不听诸葛亮攻占襄阳夺回荆州主权的建议，在逃跑中兵败当阳；带兵入蜀时，不用庞统袭取益州可无用兵之劳的策略，耗于“三年内战”；称帝以后，放过曹魏篡汉的国仇，而拒和伐吴，先为关羽雪恨。这样，虽使事业受挫，但也感动和团结了一批忠臣义士，能够紧密追随终身不渝。所以，他能够放权。

三、刘禅虽有17岁，已够执政年龄，但追求安乐，难当重任。刘备除在遗诏中，用“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勿为，唯德与贤，可以服人”来进行正面教导外，又授与诸葛亮可以废立和取代之权，以免他倚仗皇权，横加干涉，甚至胡作非为，有害大局。

四、刘备同诸葛亮是政治理念相通的道义之交。诸葛亮自比管乐，只想依附明主来治国安邦，并无做皇帝的野心。在当前形势下，也只有高举兴汉安民的大旗，才能与曹魏相对抗而取得成功。而且当群臣反对伐吴时，他尊重皇权，明知不对，也不参与这一大合唱。所以刘备相信他不会夺位，只是借以表示自己的歉意和决心。

当然，刘备也会掌握分寸。一是明确身份，希望诸葛亮念父子之情而爱心呵护，守君臣之义而忠诚辅佐。二是留有余地，万一老大不才，还有老二和老三作替补。三是配备副手，同受顾命的还有尚书令李严。他是南阳人，在刘表部下当过郡县官吏，以才干著称；刘琮降曹后投奔刘璋，先做成都令复有能名；防守绵竹时又投降刘备。用此刘家“三朝元老”，希望可以起到协助和制衡的双重作用。

乐不思蜀刘禅

刘禅甩手放权

刘禅是类似纨绔子弟的“帝二代”。他胸无大志，贪图享受，并非弱智，而是 “但为安乐故，权位皆可抛”，因此受用终身，在继位后自然谨遵父皇遗命不敢有违。《魏略》载有“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说法，表露了他的心声和政治智慧。这话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主权属我，治权给你”，反正你的政绩，就是我的红利；无治国之劳，享国治之福，何乐而不为！反之，如若插手干预，坏了事受害的是自己，甚至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因此，他趋利避害，愿意做个安乐尊荣的甩手皇帝，给予诸葛亮以全力配合与支持。

一、加强诸葛亮的地位与权威。称他相父，封为武乡（县）侯，在原先丞相、录尚书事、假节的基础上，再加开府治事，领益州牧。于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即把国家政务中心由宫中移到相府，以统一事权，减少层次，提高行政效率。

二、尊重诸葛亮的意见和决策。派邓芝使吴，重建抗魏联盟一事非同小可。此前刘备虽同意孙权再次求和，但只是停战协议。毕竟袭取荆州，是吴方背盟；大败先帝，更是国耻父仇。对这个180度的大转变，他没有提出异议。后来孙权称帝，又挑动了蜀汉以正统自居的情结，朝议引发了“绝其盟好”的呼声。他便派人去前线请诸葛亮定夺，按其“绝交将会两面对敌，续约则北伐无东顾之忧，魏方不能用全力对我”的意见。再派陈震使吴订立共同伐魏、平分其土的《盟约》。载在《吴主传》的文本中，只字未提两国皇帝。只说：“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吴）西（蜀）士民咸使闻之。”

三、信任诸葛亮选拔的重要官员。刘禅在亮临终前派专人请指定其接班人，并在一年之内“三级跳”提拔蒋琬，先从丞相长史升为尚书令，接着假节、封侯、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剌史，再加大司马、开府治事。同时用费祎作他的副手，琬死后由祎继任。刘禅也都授与大权，“虽自身在外（前线督师），庆赏刑威，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他们也“咸承亮之遗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还有担任侍中的董允，能“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后来又兼住尚书令，为费祎副手。蜀人合称为“四相”。在其先后去世后，刘禅自己主政，任性而为，宠信陈祗和黄晧才导致蜀汉走下坡路直至263年亡国。

四、维护诸葛亮的荣誉，厚待他的亲属。刘禅在亮逝世后，素服发哀三日，追谥为忠武侯，举国震悼。有个不识时务的官员李邈，却上书说“亮身仗强兵，狼顾虎视，臣尝危之；今亮殒灭，盖宗族得全，大小当庆。”刘禅大怒诛之。诸葛亮的嗣子诸葛乔，官拜驸马都尉，北伐时与诸将子弟一道领兵转运粮草，在首次北伐时殉职。诸葛瞻年十七尚公主，后来做到卫将军，与董厥并录尚书事，蜀亡时与子诸葛尚一起殉国。亮弟诸葛均也被任为长水校尉。

但是刘禅也坚守他的底线，即维护皇家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诸葛亮初亡，所在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所限不准。百姓就因时节私祭于巷陌之上。有人建议可立庙于成都，刘禅又不从。直到有人上疏说：“若尽顺民心，则滥而无典，建之京师，又逼宗庙，此圣怀之所以惟疑也。宜近其墓，立之于沔阳，以时祭祀。”于是立即同意。可见他坚守的是政治原则，并非发泄对诸葛亮不满的感情问题。但后来成都“武侯祠”还是取代前面的“汉昭烈庙”，而闻名于世。张继写诗咏叹：“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烈，丞相功高百代思”。

诸葛亮

诸葛亮善于掌权

诸葛亮再次奉命于危难之间，感知遇之恩以忠诚相报，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也展现了德才兼备、文武兼资的品格，将皇权与相权完美结合，共创双赢，从而为此次政体改革的成功起了决定性作用。具体表现在“守本份，不谋私，会用权”三个方面。

一、尊重刘禅，谨守臣节。他对重大问题一定请示报告，经刘禅同意发令施行。由他写成并同载于《诸葛亮集》的两份文件就是例证。《出师表》是他出发前的报告，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忠陛下之职分也”以表示此行的目的，又用“光先帝之遗德”来劝导刘禅，然后报告对后方留守事宜的全面安排。《为后帝伐魏诏》是用刘禅名义发布对内的动员令和对外的讨伐令，以彰显汉帝的威严，鼓军民的志气，灭曹魏的威风。当同受托孤重任的李严来信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时，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其实质是请他走曹操之路，图自己拥戴之功，并作为权利交换的筹码。他当即回信加以拒绝。因为他代行部分皇权但不驾空皇帝，维护皇权并尊重皇帝，所以“行君事而国人不疑”。

二、严以律己，以身作则。马谡“违亮节度”致有街亭之败。他带头问责，自贬三等；又说出刘备曾有“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人事机密，显自己之过而彰先帝之明；并下发文件说，自己任重才轻，故多疏漏，希望大家对我不足之处，多加批评监督。他克己奉公，生活简朴，实行供给制，不领厚禄，并主动如实上报家庭财产。他积劳成疾，以身殉职，并倡导薄葬，遗命就近葬在定军山。而且教子有方，二子一孙都为蜀汉捐躯。

三、励精图治，整军经武。一是选贤任能，知人善任，能助成功业，继其遗志。蒋琬更是刘备将要下令处斩，他叫刀下留人才得以保全下来的。二是以法治国，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这就是老百姓所期盼的太平治世，能在乱世中营造出一方平安净土，是难得一见的奇迹。所以，晋人袁准说：“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三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重视农工商业，兴修水利交通，改进生产技术，做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能保证军需民用。四是选拔将校，编组新军，通过严格训练，严明军纪，短期内重建了一支“出入如宾，行不寇，止如山，进退如风”的十万雄师，为南征北伐奠定了基础。

诸葛亮首先解决了黄元的叛乱，对南方少数民族抚而不讨，闭关息民，务农殖谷，使国家迅速恢复了元气。接着率军南征，用攻心为上之策，迅即加以平定；并大力开发，建成了“军资所出，国以富饶”的后方基地。然后进行了六出汉中的北伐战争。他以益州一隅之力，在难攻易守之地，向拥有九州之众的曹魏发动攻击，难度可想而知。首次因误用马谡，失利而返；但收降姜维，识拔王平，都成了著名的将帅，也算不虚此行。其后虽都因粮运不继主动收兵，还是取得武都、阴平二郡，斩了王双、张郃二将。司马懿兵多粮足，以逸待劳，在几次损兵折将后，只能坚守不战，被部将讥为“畏蜀如虎”。最后一次，运粮积谷3年，并屯田魏境，作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可惜于234年秋病逝军中，壮志未酬，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的遗憾。

诸葛亮和刘禅

“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

这是陈寿在《先主传》后的评语，赞扬他们君臣视皇权为公器，都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家族和个人权位为轻的高尚品德，创造了古往今来的光辉典范，从而充分肯定了这次政体改革的成果。

有比较才好鉴别，魏国托孤又是另一种情形。曹丕父子两次托孤于司马懿，特别是曹睿临终前改变托孤与皇叔曹宇的决定，急召司马懿属以后事，令八岁养子曹芳抱其颈，自己执其手说“朕忍死待君，君其与（曹）爽共辅少子。”懿也顿首流涕表示会像“先帝属臣以陛下”一样效忠，可谓恩深、义重、情切。但今非昔比，曹家已无能人，全靠司马氏西挡东*。于是三代四人用接力的办法，活学活用其篡汉的成功经验，而且下手更狠，懿*爽独掌大权，师废芳树立威权，昭*髦巩固成果，炎代奂建立晋朝。从而创造了“能人—权臣—禅代”的魏晋模式。因其易学样、代价小、获利多，成了此后南北朝至隋三百多年间频繁改朝换代的通例。正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你方唱罢我登场，百姓死活管他娘！

由此可见蜀汉这次“政改”的意义非比寻常。由于刘备能够审时度势，主动改制授权；刘禅深谙自处之道，甘愿大权旁落；诸葛亮坚持自己理念，德能勤绩俱佳；三人紧密配合，才取得如此辉煌成果。这种缺一不可的黄金组合，是千载难逢的机率，所以曲高和寡，史上只此一例。他们所创造的“庸主统而不治国，贤相治而不夺位”的模式，能限制因“立嫡以长不以贤”而继位的昏暴之君滥权作恶，可选贤任能来治理国家，也不会篡权夺位引发动乱，从而保持长治久安。这与后来西方的君主立宪制相类似，而且时间早了一千多年。尽管发生在基于人治而非法治的封建时代，对于这项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应该加以珍惜和借鉴。

后人对刘备知人善任，多以三顾茅庐作为例证。其实，他去请出诸葛亮后，只作为师爷、管家使用，大事还是乾纲独断，对其良策又听又不听，所以虽然三分，未能一统，反陷危局。到了白帝托孤时知过能改，付与全权，才得转危为安，化弱为强，使三国鼎立局面维持了半个世纪。应该说：“改制放权”难于和高于“礼贤下士”。

刘禅因晚年宠信黄皓而致亡国，被称为“扶不起的阿斗”。其实他不但成全了诸葛功业，使其德才能全面展现出来；也使自己成为最大受益者，安居帝位长达40年，享尽荣华富贵。甚至连司马炎都羡慕说：“善哉，使我得此人（诸葛亮）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因此，刘禅先能克己放权而民安国泰，末了纵欲滥权使民困国亡，堪称具有正反两面的“风云宝鉴”。

最后补充几句。陈寿由蜀入晋，所说大都亲见亲闻的第一手史料。而其父陈式因街亭之败曾被诸葛亮处以髡刑，自己也被诸葛瞻所轻视。身为晋臣，“吹捧故主，影射新朝”，在文字狱时代，是要*头灭族的。他能不计私怨，不避嫌疑，秉笔直书，这个赞语就更有权威性。

注：由于有人著文说诸葛亮通过“开府、领牧、上表三步夺权”为刘禅打抱不平。更有人在某文史杂志上发表了《〈出师表〉与〈刘禅诏〉》一文，胡说刘禅见《出师表》后，认为诸葛亮竟教训自己，又夺了人事任命权，于是大怒亲写《伐魏诏》，大摆大汉皇帝威风，明骂曹魏，实为反击和警示诸葛亮，使亮精神受到压抑失利而返。因作此文。并告编者，《出师表》和《为后帝伐魏诏》都载在《诸葛亮集》，如此戏说“诸葛亮斗诸葛亮”，是比“关公战秦琼”还要荒唐可笑而且可鄙！从而误导了读者，希望能刊登此文以资补救，可惜该刊护短，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