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念叨8月份怎么过得这么慢？等到9月份，天凉快些，我们这个大家庭就又可以一起开会，一起出去郊游了。”今年71岁，患乳腺癌的刘招娣说。
这个让刘招娣念念不忘的“大家庭”是杨浦区爱康癌症康复中心，里面有互帮互助的癌症病友。他们在康复中心参加各类活动，健康讲座、唱歌、朗诵诗词、舞蹈……有时候，他们还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康复中心给他们带来希望与快乐。近年来，在新力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支持下，爱康癌症康复中心拿到多笔“公益创投”项目奖金，使这份公益事业越做越好。
永夜
1996年夏天，施歌被确诊得了乳腺癌。
看着才3岁的女儿，施歌心如刀绞。“我走了以后，你爸爸这么年轻，肯定要为你找后妈的。你一定要早早有自理能力，照顾好自己。”深夜里，施歌抱着女儿呜咽着说。
施歌婚前在浦东临港地区务农，文化程度不高，但在“谈癌色变”的年代，她仍明白自己得的是绝症，每到夜里便一人偷偷哭泣。
20岁刚出头正是花一样的年纪，但病魔啮噬着她的生命。每天感受死神在逼近，呃住咽喉的绳索越拉越紧，无助而又绝望。
哪怕初为人母，但情知自己时日不多的她，一直在尽量培养女儿独立。哪怕只是生活中微不足道地自己一人睡觉、洗澡、买早饭。看着哭闹撒娇地女儿，施歌心中酸涩，与女儿抱成一团哭泣。
后来，女儿经常看到母亲被病魔折磨地脸色发白，不停流出冷汗。她渐渐也懂事了，知道心疼母亲了，主动帮忙去买止痛片，回来后躲在门外不安地看着母亲吃着止痛片。
2014年9月，刘招娣看完杨浦区妇联福利检查报告，眼前一黑，瘫倒在地。她得了乳腺癌。
对已经71岁高龄的刘招娣来说，进手术室做肿瘤切除这样的大手术无异是“上战场”。怀着对死亡的恐惧，刘招娣木然地进入手术室。
手术后，切除掉女性象征器官的她总感觉身上缺了什么空落落地。于是，她产生了自卑感，神经敏感而脆弱。
原先在家中帮忙料理家务的钟点工主动请辞，回了老家。“她就是嫌弃我，所以找了借口走了。”刘招娣对着儿子凄然道。
后来，刘招娣便经常一人呆呆地看着已逝去20多年的老伴遗像，一看就是半天。她越来越讨厌出门，跟原来的亲朋邻居打交道也越来越少。三个儿子忙于工作，只能节假日来看望她。他们对于母亲藏在内心深处的痛苦隐隐能够感觉，但却不知从何安慰。无人交流的刘招娣更加封闭自己，眼中的生活慢慢变成了黯淡的灰色。怀着对癌症复发的恐惧，她一度想过自*。
黄美芳的癌症也是2014年妇科普查出来的。对于仅靠退休工资过活的老两口来说，这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灾难。
“家里从没人生过这个病。为什么会轮到我？”黄美芳躺在病床上，不知是自责还是抱怨命运不公，口中喃喃不休地向家人说着这两句话。
从医院回家后，黄美芳便得了抑郁症，在床上躺了足足半年。
黄美芳家的房子不大，位于杨浦区长海路街道。老两口和儿子、儿媳妇挤在一起住。患病前，她包办了家务，但后来却每天茶饭不思，精神不振。平日里沉默寡言，只是每日站在家门口望着外边。
晨曦
日子总是要往前过的。
施歌靠着自己在写作上的天分，在上海市癌症俱乐部找到了一份工作。在这里，她看到了另一片天空。
1998年，癌症俱乐部第八期康复开班。班中一位病友刚得癌症没几个月，就转移扩散了。下了课后，这位病友坐在躺椅上伤心地痛哭。施歌看到后，想到自己同样是刚得癌症，说不定也会很快转移，不禁悲从中来，跟着她一起落下泪来。
“你们哭啥呢？我都得了胰腺癌，这可是癌症之王，但不也活了5年嘛。对抗癌症，我们得先开朗乐观起来。”俱乐部的一位抗癌明星走了过来，告诉她们自己曾收到过18次病危通知，但依然挺了过来。
借着在癌症俱乐部工作的机会，施歌又见到了很多从容乐观面对病魔的癌症患者。一位肠癌晚期的患者告诉她，既然不幸得了癌症，那就更要珍惜剩下的时间。
“当时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刚退休就生了癌症？按常理，我只剩下3个月的生命了，我辛苦了大半辈子，晚年为何会这样？但后来我想通了，既然命运这样安排，我就更要把剩下的日子过得有意义，才不辜负这辈子。”
后来，这位患者活了足足11年才去世。这给了施歌莫大的震撼和鼓舞。她想要将这份爱传递下去，鼓励更多癌症患者乐观面对病魔，重树生命的信心。于是，她便在杨浦区的帮助下成立了爱康癌症康复中心。
在家郁郁寡欢的刘招娣受到了爱康癌症康复中心的病友结对邀请。
接到电话后，刘招娣的第一反应是遇到骗子了。“你们是不是骗人的？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情？像癌症这种事情，平常人躲都来不及，谁会这么好心来无偿开解你？天上会掉馅饼么？”
即便是当地妇联出面邀请，刘招娣依旧不为所动，一个人窝在家里，谁也不理睬。
施歌知道后，亲自上门做了工作。“我一进来，就告诉她，我患了癌症23年，但做了20年的公益。”
刘招娣听了，眼前一亮。一直以来，她心里一方面为无人理解自己的痛苦感到苦闷，另一方面又留恋世间的美好，想要看着孙子长大成人，结婚生子。
来到爱康癌症康复中心，看到数百位癌症病友们集结一堂、欢声笑语后，刘招娣心中那根一直紧绷着的弦松了。“以前在家，我生怕癌症转移，天天盼着能够早点过5年不复发这一关。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的病例，大家相互交流后发现，只要乐观积极配合治疗，都能活得很好。我心放下了，睡觉都踏实了。”
黄美芳加入爱康，更具戏剧性。她一开始同样不相信有人会无偿关心自己，但一年以后便成为了康复中心里的志愿者。
“为何一定要做志愿者？就因为我受到了大家的关怀，我就要把温暖传递给别人。”说到这里，黄美芳哽咽了，“病魔让我们成为亲人。”
黄美芳结对过一个67岁的病友，平时经常去医院关心她。有一次病友进行二次手术，但手术后就失联了。黄美芳急了，电话打不进，就跑到医院、属地街道问，但都没有消息。不死心的她最后还去了残联，询问病友是否申请过去世的相关补贴。
黄美芳确信病友没有去世后，心头顿时一松，随后又一趟趟地出去寻找，终于在杨浦区延吉西路的一家护理院里找到了她。
这位病友看到黄美芳后，激动地连声叫道“黄老师！”。据家属说，她已经神志不清，连家里人都不认识了，但依旧对仅相识不到一年的黄美芳印象深刻。“我生病后，多亏了你照顾我啊。但我这次可能挺不过去了，如果能挺过去出院，就请你吃饭。”
彼岸花
黄美芳终究还是没等到那顿饭。
同样，她也没为这位千辛万苦才找到的病友“送行”，甚至经常连遗愿都难以面上先应承下来。“我的儿子，现在还没找到对象，因为我的病拖累了他”，这个要求黄美芳不敢大包大揽应下来。
邱海娣的日子不多了。
作为邱海娣的癌症病友结伴对象，施歌收到了医院的通知。邱海娣胸腔积水，癌症已转移到全身，腿上、食道、眼睛里都有肿瘤，全身出现黑斑。
“今晚我还要要去看看她。”这一夜过得很慢，施歌帮着完全无行动能力的邱海娣擦洗身体、上厕所，安抚疼痛难忍的她入眠。
第二天早晨，邱海娣刚醒来便请施歌帮她对着镜子梳头、洗脸、刷牙，把自己弄得尽量体面。“我下个星期再来看你。”邱海娣用布满黑斑的手紧紧抓住施歌，许久才松开。
第二周，邱海娣去世了。因为癌症患者圈子的“潜规则”，施歌没有去送病友最后一程。“她去世，我不会来了。”施歌在电话里对邱海娣家属说。
“面对生老病死，我们只能保证病友活着的时候，照顾好她。”施歌说，因为大家都是“绝症”患者，所以虽然不忌讳“死”，但坚决不送最后一程。
“去年除夕，我们从慈善组织那里领到一批新羽绒服，便送到还在医院的病友床头。那位病友因为癌症，家中一贫如洗，看到新的羽绒服，心里喜悦，但还是想收藏起来。‘你身体不好，羽绒服是大家特意送来给你过年穿的，赶紧穿上’，说着我就帮她把羽绒服穿上。那天她穿着新衣裳，笑得可开心了。”
施歌说，在爱康癌症康复中心，为了让病友生前吃好喝好，经常会先行帮他们垫付部分需要时间报销的医药费用。
在这个癌症患者互助组织里，很多病人都坚强地令人难以想象。
汤传友患了癌症8年，这期间“开了18刀”，仍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他的癌细胞不停地转移，从最初的肾部，转移到手上、脸上、眼睛、鼻子，甚至是肛肠。
“他是哪里都痛，只要动手术，开出来就是癌症。有一次我去看他，见他趴在床上，问他为什么。他笑着和我讲，不能坐下来，一旦坐下来屁股就痛。”刘招娣的话语中不带一丝情绪波动。
“有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汤传友刚生病时，亲朋好友都来看他。但后来动的手术实在太多了，亲朋好友也不能经常来看望，我们便成了他下半辈子的亲人，时常去看望照料他。”在刘招娣看来，用“同病相怜”和“同命相连”形容病友之间的关系，再恰当不过。
“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家互相没有歧视，只有感同身受地为对方的遭遇喜悦或难过。我们都是一家人，比亲人还亲。”说到爱康这个癌症患者互助组织，刘招娣情绪变得高昂起来，“我喜欢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忘记烦恼和痛苦，听到的都是欢声笑语。儿子都说我和前几年判若两人，他们也放心了。”
“我马上要过五岁生日了！我要请大家吃饭，还要给大家唱个孟姜女。”说到这里，刘招娣忽然害羞了，像个孩子一样捂着脸，乐不可支。
因为每种肿瘤或癌症都或多或少存在转移或复发的风险，所以在医学上一般用5年来作为癌症临床治愈的时间节点，这也被称为“五年生存率”，而对癌症患者来说便意味着“新生”。
栏目主编：栾吟之 文字编辑：李成东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雍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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