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那一次走掉了，可能以后也就不会再见面了。”回忆旧事时，常会这么想。然而“如果”对已经过去的事情是无效的，这谁都知道。
和君的交往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刺激。我们是高中同校同学，她是美术班，我是平行班，只是一起挤公交车上学放学。她看我坐在好不容易抢到的座位上看安妮宝贝，我看她发呆，然后就顺溜地搭讪上了，迟早的事。我俩高中三年干得最多的事就是一起去淘CD。有次摸到平克·弗洛伊德的一张专辑《月之暗面》，封套上彩虹穿过三棱镜折射为一条线的设计实在迷人。奇怪的是，专辑里并没有《月之暗面》这样一首歌，它只是一首名叫《脑损伤》的歌里的最后一句歌词：我将在月之暗面看见你，重复唱两遍，就结束了，像个神秘的预言。我买下了这张专辑，拿出CD机播放，把左边的那只耳机递给她。我们一起听音乐，消磨掉放学后坐公车的一小段时间，然后各自回家。
我和她其实没有更多的交流，那年代，手机和短信都还没有普及。我只是刚刚学会上BBS跟帖，写一点小文章。但我们却觉得彼此都已经足够了解对方，可以无话不谈到相互交换日记本，连做早操排在不同的队伍里，都要努力寻找对方的身影。那年代，还不是一个喜欢去定义什么的年代，喜欢一个人，走得很近，不过是一种状态，不会认为这样或那样的就是“闺蜜”。我们只是会分享耳机一起听音乐的好朋友，但我们也会把这段关系看得很深，放得很大，觉得全世界最纯粹的友谊也不过如此。把寻常事物神圣化，总是少年人的特权。如果我去她家，她母亲会招待我包着香菇和虾仁馅儿的大馄饨；她来我这儿的话，我爸则会炸上几个大鸡腿。
直挨到高考，我因为叛逆而选择离开上海去外地，她则颇为不顺地被一家本地艺术院校录取。离开上海前，她带我去徐家汇地铁站里的一家首饰店打了耳洞。因为耳垂厚，打耳洞的地方当晚发炎，肿得老大，只能把串好的耳环取下来。从此我再没打过耳洞。一个月后，坐火车南下。我继续疯狂地读书，她继续疯狂地画画，我们几乎同时交上男友，却没意识到这终究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
见她男友那天，我其实是高兴的，当然也很好奇，那个男孩长得什么样。约在人民广场见面后，天下起细雨，她挽着男友的手走在前面，我独自打伞跟着，看他们亲密无间地说笑，走过从一号线出口到南京路上小饭馆的那一段路。突然，我对自己说：如果她一直不回头，那就回家吧，默默走掉，不要出声。公交车站就在旁边，她不会发现的，她再也不会发现我已经走掉了。
如今想来，我依然觉得自己并不是出于妒忌，毕竟我也有自己的恋爱经历。那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对一件本来美好的事情突然丧失接受的能力呢？只是因为它与自己无关而感到屈辱吗？或因为再也不能独占好友而心有不甘？《月之暗面》，再听这张专辑时，有点明白了为什么它不只是某一首歌的名字。乐手们显然在尽可能地细数他们可以感知到的各种阴暗面，那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毫无道理的，总有一些地方是无法被照到的，人的心也是。
当然，那次的最后我没有走掉，但之后，又因为别的事走掉过，又在另外的时间不期而遇，发现手里都已经抱了孩子。我知道，这种想要“走掉”的状态始终没有完全离开我，一次次，我想走掉，想躲到月亮的阴暗面里去，我想她或许也是一样吧。如果是这样，那么我想对她说：我将在月之暗面看见你，不，应该是请你在月之暗面等着我，因为我们至少还可以共听这样一首歌，不是吗？（黑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