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了康有为让他避难日本的建议，毅然留在中国，慷慨赴死，留下了一段壮烈的传说。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请自嗣同始！”这种舍我其谁的责任感，即使过了百年，读之仍让人壮心不已。
然而，谭嗣同慷慨赴死的心路历程又是怎么样的呢？为何在变法失败后，康有为选择了跑路，而谭嗣同却选择了牺牲呢？上世纪30年代出现的一本笔记，为我们揭示了答案。
1932年，有学者探寻了谭嗣同位于湖南浏阳的故居，从一个旧箱子内，发现了谭嗣同的一本笔记。在笔记中，学者们竟惊讶的发现：谭嗣同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改良派，而是和孙中山一样，都是革命派。
众所周知，康有为主张依靠光绪皇帝，变法强国，是个十足的保皇派。而在谭嗣同的笔记中，他却没有丝毫的“忠君”思想，相反他还将清朝皇帝骂的狗血淋头。例如他在笔记中 反复回顾清军入关以来对汉人的种种暴行——
“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糜矣，……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志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
一方面，满清在开国初期，对江南百姓*戮过多，扬州十日、江阴之屠，犯下的罪行简直罄竹难书；同时，满清为了维护自己的异族统治，竭力打压士人的思想，制造了惨烈的文字狱。在他看来，对于中国的落后，满清统治者必须负主要责任。
为此，谭嗣同在笔记中大骂满清统治者。他斥责满清皇族爱新觉罗为“客帝”（即外国皇帝）甚至“贱类”。很显然谭嗣同与将清朝视为圣朝的康有为完全不同。
此外，对“中兴”清廷的曾国藩、左宗棠等湖南籍名臣，同为湖南人的谭嗣同也极为厌恶，骂他们“负天下之大罪”，指责其效命异族“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在他看来，曾国藩和左宗棠不过是异族屠*汉族的刽子手而已。
谭嗣同那么憎恨清朝，为何不直接选择武装革命，反而还和康有为一起维新变法呢？原来，康有为的一句政治口号，深深将他吸引。这句话便是“ 保中国不保大清”。他希望利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打入到清廷内部。
就如著名学者章士钊曾评价的那样，：“谭氏北上的用意，绝非效忠清廷”，而是“ 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召天下 。……在他看来，以谭嗣同的天纵之才，岂能为区区满清皇室所收买？
此外，谭嗣同在从事维新事业期间，还利用各种手段，将士人们潜移默化成革命党。例如，他在开办新式学堂时，专门将 《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反清书籍，秘密散发给学生阅读 。
由于谭嗣同是个真正的革命派，因此他在维新革命中，变得最为积极。例如威胁袁世凯发动政变，抓捕慈禧和荣禄，就是他的手笔。除了谭嗣同以外，维新派之中，无人有这种胆气。而正是这种胆气，也让谭嗣同毅然留在中国慷慨赴死。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鲜血有助于国人认清满清的腐朽、愚昧与不可救药。后来的许多革命党，确实是感动于谭嗣同的牺牲，才走上了反清的道路。
最终，直到谭嗣同牺牲时，他仍是个坚定的革命派。例如他在给反清志士毕永年的绝笔信中曾这样写道：“此行足为贵种觅一遗种之处乎？”也就是说，希望他给汉人在海外找到一块存身之地。
总而言之，谭嗣同是个伟大的革命先驱，满清王朝的覆灭，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功劳，正是因为他的鲜血和生命，才感染了世人，让这场维新革命永垂不朽。相比于保皇的康有为，他对满清没有丝毫的幻想。因此，康有为才会逃亡日本，希望重新被满清起用。而谭嗣同，却以死报国，打消国人对此王朝的幻想。而这才是，康有为跑路，而谭嗣同慷慨赴死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