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基因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在中国历史上，“中”“中和”的理念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及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密切相关。“中”“中和”理念既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基因”，也是中华文化的“根”与“魂”。

中国先民对“中”的信仰与追求，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1987年发现的距今6400年的河南濮阳西水坡墓葬中，墓主人足下的蚌壳堆塑成“北斗”图案。山西襄汾陶寺城址（距今4300—1900年左右）发现的墓葬（M2200与ⅡM22）中出土的“槷表”等遗物，应与“求中”乃至建都密切相关。

《清华简·保训》载，虞舜、夏禹先后“求中”于“鬲茅”（即“历山”，今河南濮阳一带）。《保训》又载，商汤的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追中”（即“求中”）于“河”。“河”即“河洛”，即现在所说的“大嵩山”地区（包括洛阳市、郑州市）。上述活动均与都邑选址有关。

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嵩山周围发现登封王城岗城址、新密新砦城址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学术界一般认为它们应分别为夏代早、中、晚期的都城遗址。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均分布在“大嵩山”地区，这是都城“求中”的继续。80年代初，偃师市塔庄考古发现商代早期都城遗址，城址由郭城与宫城组成，考古发现的宫庙建筑遗址十分重要。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国）”，是周王朝都城选址“择中”的物证。

秦汉王朝开启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自秦汉至唐宋，都城在长安、洛阳与开封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原则。金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定都于此才是“以应天地之中”。这开启了元、明、清定都北京之先河。

在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的理念不断扩展、强化与深化，即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都城城门、宫城宫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一门五道”。

“择中建宫”是继“择中建都”发展而来的。早期偃师商城的宫城在都城南部东西居中位置，洹北商城的宫城基本在都城中部。战国时代，魏国都城安邑之宫城基本在都城中央，郑韩故城西城的宫城位于西城的东西居中。魏晋与北朝洛阳城及唐长安城之宫城一般均在都城北部东西居中位置，北宋东京城的宫城则居外郭城的中央，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的宫城一般在都城东西居中位置。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居于坐北朝南的都城东西居中位置，这无疑是其核心地位的体现。

在宫城之内“择中建殿”，实际上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时代与封邦建国时代都城布局的重大政治区别：即国家从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相结合的“二元政治”，发展成以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的“一元政治”。“中”的意识体现了中央集权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至高无上。

国家认同的强化，可以从都城城门、宫门由“单门道”发展为“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得到充分体现。就已发现的古代都城城门与宫城宫门遗址来看，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的都城一般为“单门道”。都城外郭城的四面城墙各辟3座城门，都城一般由12座城门组成，均为“一门三道”的“定制”，应该始于汉长安城。宫城正门“一门三道”形成“定制”，始于魏晋及北魏洛阳城的宫门“阊阖门”。此规制一直延续至明清北京城。进入中古时期，部分朝代的都城与宫城之正门出现“一门五道”的形制。

都城与宫城城门、宫门的“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是象征国家至高无上地位的符号。目前考古发现，宫城宫门一般比都城城门更宏伟，宫城的宫门一般是都城各门类建筑中规模最大、最雄伟的，这一特点折射出宫城作为国家政治中枢的特殊政治地位。而从“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则是国家认同理念的“升级版”。

《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途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这被认为是自周代以来中国古代都城主体布局的“金科玉律”。然而，从考古发现来看，按照“左祖右社”规制营建的都城，以西汉晚期的汉长安城（遗址）为最早，目前尚无“左祖右社”始于周代的确切证据。先秦时期，都城和宫城之内“右宫左庙”并列，如二里头宫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东周时期的秦雍城遗址等均属此类情况。

进入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时代后，宫庙布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唯有宫殿（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而“宗庙”则在宫城甚或都城之外的情况。如文献记载的秦咸阳城，其“宫庙”安排在城外的“渭南”或在秦雍城；考古发现，西汉大朝正殿——“前殿”在未央宫中央，宗庙则在未央宫或都城之外。考古发现的西汉晚期宗庙与“社稷”遗址，在汉长安城之南，北对未央宫前殿，形成目前所见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规制。这一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所继承。上述诸都城的大朝正殿均在宫城中央，宗庙与社稷均安排在宫城之外，形成以大朝正殿为中心的“左祖右社”的都城布局，进一步突出了以大朝正殿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国家的核心地位。都城“东西南北”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彰显、固化并世代传承。

中国古代国家物化载体的最高体现，是从“择中建国（都城）”到“择中建宫（宫城）”，再到“择中建殿（大朝正殿）”。从“择中建庙（宫庙）”到“择中建殿（大朝正殿）”，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最重要的“政治标识”之考古学佐证。

汉长安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宫城形成四面营建城门、宫门规制的最早都城。都城与宫城的“四门”，象征国家的东西南北“四方”。“四门”相对都城之内的宫城及大朝正殿的“居中”而言，既体现了“中”对“四方”的“公允”“公正”，又强化了“四方”对“中”的国家认同。两千多年来，上述都城规制基本延续不变，体现了国家认同感与凝聚力，有利于维系中华5000多年文明绵延不绝。

如果说“四门”所代表的“四方”是“多元”，那么都城、宫城和大朝正殿则是“一体”。它们是国家之“中”的集中体现，使四方的“多元”“和”于国家的“一体”。“多元”归宿于“一体”，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与政治信念，构成中华5000多年文明的“核心文化”。

“中”与“中和”基因主要体现在都城选址与都城布局形制两个方面。历代王朝营建都城选址之所以必须“择中建都”，就是“中和”理念的要求。都城营建于“天下（即国家）之中”，是相对于东西南北“四方”而言的。“择中建都”之“中”体现国家相对于“东西南北”的至高至尊，同时“中”相对于“四方”又反映了国家对“四方”的“公平”“公允”“公正”，从而达到国家之“和”。这种“和”是国家“一统”的基础、国家认同的根本，也是“四方”凝聚于中央的体现。

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蕴含的“中”“中和”理念，在5000多年历史发展中被中华大地各个民族所认同。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都城，北魏洛阳城、金中都、元大都、清北京城也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理念，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从国家“宫城”到民居“四合院”的布局，大小虽然不一，但是理念相同，反映出“家国相通”“家国一体”的历史文化理念，折射出中华民族“国家认同”的核心理念。可以说，“中”“中和”理念缔造了中华5000多年不断裂文明的辉煌历史。

（作者：刘庆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电子版 原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9月30日总第2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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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