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散文：初中生活琐忆
文：乔玉璞
我上初中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已40多年了。上学期间的一些细节，早已不很清晰，但有些片段还记得。
上初中也得靠“推荐”
那个时候，小学毕业上初中，由小学向大队提供毕业生成绩单，再由大队定夺谁上。一般贫下中农出身，推荐上初中没大问题，那些成分高或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也有可能推荐不上，还得靠家长扒门子、托关系，去学区外上学。
上的是“戴帽”初中，又叫“联中”
啥叫“戴帽”初中？在当时，几个邻近的大队（人民公社时期的叫法，不叫XXX村）共同组成一个管理区，在管理区所在地的小学基础上再办初中班，谓之“戴帽”初中。啥叫“联中”？几个大队联合举办的初中，极有可能是几个大队共同出钱盖校舍，绝不像今天意义上的每个乡镇都有的独立初中。当时，大队都有自己的小学，小学在哪个大队，哪个大队出钱盖校舍。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教育投入体制。我上初中的颜营联中就是一所这样的“戴帽”初中或“联中”。学生来自颜营、东堤、刘什庄、赵店四个大队。“戴帽”初中或“联中”对于我的同龄人（农村）来说，都倍儿清楚，再做解释就多余，但对于九零后、零零后来说，不做解释则可能一头雾水，所以有必要解释一下。
教室不够用，非常拥挤
我上学的颜营联中有两口红色瓦房又叫起脊房，作教室，与小学在同一院里，小学的教室则是那镶门镶窗户的低矮土房，与这起脊瓦房相比着实有些寒碜，瓦房的教室则显得高大上，在瓦房读书，比小学生有“优越感”。这两口瓦房的教室各容纳一个班，即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各一个班。当时，初中两年学制。每口教室最多容纳50人，但来自这四个大队的学生一个年级就有70多人，要多挤有多挤。若装50人，课桌摆放成三个“方块”，南北靠墙各一“块”、中间一“块”，“块”与“块”之间有两条过道，学生出进方便。为了让这“装”50人的教室“装”下70多人，再这样摆放就不行了。于是，将课桌的三个“方块”改成一个“大方块”，摆在教室中间，两侧靠墙留过道。这样，每一排可多放几张课桌，但得压缩前后排的间距，最前排桌腿、人腿抵住讲台，后排桌前边缘抵住前排学生的脊梁。最后排的同学脊梁则紧靠后墙，成天蹭一脊梁石灰（当时用石灰泥墙，没用水泥泥墙），讲究点儿的同学，则用白纸或旧报纸糊墙，少蹭点儿石灰沫子。时间一长，墙上石灰墙皮子掉了，用白纸或旧报纸糊上，也撑不了天，糊了掉，掉了糊，一直坚持到毕业。非最后排学生的脊梁，长期在后排课桌上沿摩擦，衣服后背则有一道明显的褶皱，熨斗熨不下去。前后排间距过小，里边的同学出进不便，若靠外边讲点儿礼貌的同学会主动从座位上离开，好让里边的同学出进，离开人数的多少，取决于要出进同学的位置，返回时重复此动作。若外边的同学不主动离开，不愿提供方便，里边要出进的同学也就不客气了，则从课桌上面踩着同学的桌面出进，还可能踩到书本、学习用具，甚至踩碎钢笔，极有可能发生口角。有时候，靠里边出进的同学，故意 “胡绞毛（胡闹）”，偏“舍近求远”，在人多的一端出进，让更多的同学为其出进提供方便，专门气人。踩桌子出进的同学多选在自习课上，老师上课期间不敢如此“放肆”。有的同学，为减少解手次数，少渴汤水，尽量少出进。“生存”空间狭小，没点办法。如此上学，两年下来没少“受罪”。最重要是学生多，人声吵杂，相互干扰，老师难以关注每个学生，肯定不利于学习。
吃住在家，全是走读生
这所联中离东堤大队一里多地儿，离刘什庄有二里多地，离我村赵店的最近点一里多，最远点足有三里多。那个时候，极个别学生有自行车，多为破的，家长也不舍得让学生占用好车子，在这来回的土路上“唏里花啦”地来回骑行。多数同学没有自行车，靠两条腿。骑车上学只能走大道、直道，步行的可走田间小路、近路。颜营联中在我大队的东南方向，有一条抗日时期挖的交通壕，又叫葫芦沟，与两村相连，上学时葫芦沟里常年有水，可岸上有条与葫芦沟平行的羊肠小道，可这条小道要穿过一条南北大沟子，这条大沟子上原来有一砖拱桥，后来坏掉拆除，在沟底只留下一些破砖头块，在旱季沟底有少量水时，踩着破砖头通过，少走路，很方便，雨季或放水灌溉时时则绕行。我村与颜营村两村间主要通道为先东西，后南北道的直角边通道，若走此路当然要远许多，三角形两之和大于第三边。踏入颜营地盘儿不远，跳过一条小沟儿，我们便在田间“开辟”了一条通向学校的羊肠小道儿、近道儿，连地排车都无法通行。这条小道不光供学生走，颜营村图走近路的干活的社员也走，正如鲁迅说的“世上本没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不过，村上刚犁过地，耩过地后，绝不让走，还让专人看着，时日一长看也看不住，一旦有了路眼（路迹），走的人多了，越来越清晰，大胆地走就是了。再后来，实行生产责任制，地分到户，就没人敢在地里走了，你走，人家真给你恼火。再说，后来，路也好了，学生也都有自行车了，不用活撑人家眼皮了，这当然是后话。
上学步行，不是快步走，就是一溜小跑，每天四个来回，跑八趟，要比现在在微信计步器监督下跑的远。到学校还要跑早操，实为超标锻炼，上体育课搞长跑，那都不是事儿。
前面说了，要想走近道儿、斜道儿，非得跳过一条东西向小沟不可，如果不到灌溉的时候，这条小沟的水很少，使劲迈步即可过去，若赶上大雨或放水灌溉，涨满了水，非得跳才行，以退为进，后退有段距离的助跑，两米多宽的沟子只轻盈一跳便过去了。个别女生也跳老远，也有一些个小的女生，只会望“沟”兴叹，绕大道而行，跑不少“冤”路，怕迟到，还得一路小跑，到学校出一头汗。不过，跳的时候，也不会每次都成功，有时，跳不过去，一只脚陷泥里，弄一鞋泥，鞋也湿透；有时，跳过去了，但身子没向前倾，却向后仰，整个人淹水里，被同行的同学笑话，成为笑谈；若没有同行的同学看见，回家换衣，严格保密。那个时候，想有小胖墩都难，多数学生都瘦瘦的，除了当时营养没有“剩余”，跟这长期快步行走、跳沟子有直接关系。
老师教课也尽力
那时的初中老师有几个是正式的，也有几个是民办，他们教课都尽力。教语文的郭老师，板书有板有眼，大小匀称，非常秀气，课讲的生动，功底深厚。他不大批评学生，在他上课前，教室里常常一片喧哗，老静不下来，他不像其他老师要么敲黑板，要么敲桌子，他则一直看屋顶，直到安静下来，才慢悠悠地打开教案上课。沉默也是“抗议”，这一招也很管，没几次，他上课前，班里再不喧哗。教数学的孙老师，他是文革初期的老初中毕业生，很温和，总是笑盈盈的，他的代数、几何教的都受欢迎。教理化的刘老师是正式老师，很有几分冯巩的气质，幽默风趣，尤其面部表情、体态语言超强丰富，用眼神传递信息，有学生做小动作，他瞟一眼，学生立马纠正，由此就能掌控课堂纪律。他的课上总是笑声不断，没有磕头打盹的。当时上化学课连试管都没有，他从阳谷五中借来用。他不光课教的好，修理无线电也是高手，办公桌上、地上放满了附近村上送来的待修的收音机、留声机，从不收费，给盒毛八钱的烟就行了。他还弹一手好风琴，教音乐也是好样的，可惜学校里没让他教，不能太让“能者多劳”。史老师教生理卫生，在当时是“副科”，他的课非常娴熟，有的示意图在黑板上几笔就画的与课本上相差无几。后来，有两个民办老师，一个接替了郭老师的语文，一个接替了刘老师的物理，他们教起来似乎有些吃力，但也异常尽力，也将课程一节不落地教完了。那时候，没有现在意义上的校际通考，教学结果不好评价，学生只能从老师的授课中，凭感性做出评价。
史老师不仅教我们生理卫生，还当班主任，他治班非常严格，脾气大，说话也难听，学生都怕他。70多人上自习课，起初鸦雀无声，时间一长，个别同学嗓子眼儿痒痒，憋不住，像小雀（麻雀）“唧唧喳喳”，不大会儿就人声鼎沸，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办公室就在我们教室的北面，很容易能听到教室里嘈杂声。只要他听到，他则大步流星地奔向教室，用板擦“当当当”敲黑板，差点儿将板擦敲烂，班里才静下来。“不说话，能当哑吧卖你呀？”他是真生气了，本来好脸红，这时红的更很了。他发一次火，撑不了几天，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有一天，教室里嘈杂声振耳，他在教室窗户上向学生训斥：“是您家发丧哩，咋地，这么央央（音）个没完？”这回他比上次更生气。究竟是哪些学生不学习“好说话”，非逮住不行，于是，他俯在窗下听，搞个突然袭击，抓个现行，结果真抓了几个，一齐揪到办公室里“审”，到底是谁先“说话”，愣是审不出来，几个学生相互推脱，最终没抓到“源头”“真凶”，只好 “各打五十大板”，都批了一顿。70多人的班级，如此“乱”下去，如何是好？没隔几天，办法有了，他突然开班会，宣布将班级纪律管理权下放到班里，实行班级“自治”，由班长和纪律委员负责，其他班委配合。要求班长和纪律委员每天记下当天“好说话”、好违纪的，上报给他，第二天“算帐”。起初，班长和纪律委员两个想当“老好人”，不想得罪人，只是泛泛地要求，反复劝告不要“说话”，不顶用，又不肯如实记录，就挨了史老师几次“批”，并以“撤职查办”相“威胁”给他两个“施压”。此后，他两个才“红”起来脸，昭告全班，“上自习谁要是再乱说话，就真记了，不然不好给史老师交代”。还不顶用，有学生认为是虚晃一招，雷声大、雨点儿小，自习课上照样大声喧哗。这次真撞枪口上了，班长、纪律委员第一次当了黑包公，将“好说话”的记录在案，史老师召开全班批斗会，将犯错的同学批的“体无完肤”，也为这两位班干部撑了腰，树立了正气，并且将犯错的同学上报学校，学校对其进行了“稳准狠”的“打击”。从此，自习课安静下来，更成为全校连同小学在内所有班级学习的榜样。这样的管法，班长和纪律委员真的“得罪”人，几度想“撂挑子”不干，经过史老师和学校反复做工作，为其鼓劲，给其“撑腰”，他俩当到我们毕业。若没有史老师的铁腕“治乱”，这个班撑不到毕业，肯定“散板儿”，因为，当时知道学习的同学太少了，不学习的、贪玩的、混日子的居多，“正”不压“邪”。当时，像史老师这样的班主任不多。
“白天串门子，晚上补裙子”
那时候，晚上也要上自习。一些同学白天都不学习，但晚自习倒不缺席，倒没忘记自己的角色是个学生。当学生就得有个学生“样”，晚上来上自习，没到处乱“野”去，也是给家长一个很好的交代。白天不学，晚上学，谓之“白天串门子，晚上补裙子”，其实，有些同学晚上也不学，也不“补裙子”。
那时候，没有高压电，上晚自习，靠点汽灯照明，这汽灯可比现在的日光灯亮多了，不能直视，直视刺眼，直视后，再看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好几分钟才恢复。
汽灯，外形是一尺多高的金属圆柱体，从上到下分为三部分，上部是个像草帽一样的遮光灯罩，中间是灯头，喷嘴下缀一白色纱罩，灯头外部装有提手及防风玻璃罩；下部是灯座，也就是油罐，在灯座外留有加油口、打气筒以及喷雾开关，还有两根通气管与灯的头尾部相连。点汽灯是个技术活，先是各班的班主任在老师办公室操作，后来慢慢地交给了各班的班长。我班由班长颜同学来完成，一般不会换人，因为换人，得鼓捣老大会子还点不着。
记得当时，汽灯高高挂在屋脊梁垂下的铁钩上，不停地发出“嘶嘶嘶”的响声。夏天，招来虫蛾、蠓虫子围着转，笨拙的蟋蟀落在下面一片。夏天，本来就热，汽灯一点又给增温不少，热上加热，同学身上都汗浸浸的。冬天，则可当个小煤炉子用，也会提高室温。现在的孩子们不晓得汽灯是啥玩意儿，只能去博物馆看了。
已经恢复高考，但考学的动力不足
那个时候，已经恢复高考制度，但招生数量极为有限，录取率极低，大多数同学都觉得考学无望，不是考学的“料”，考学是个遥不可及的事儿，有一种莫名的自卑感。老师也尽力教了，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努力不够。
上完初中干啥去，多数同学回家“扯牛尾巴（种地）”。那时候，“三大差别”非常严重，农村户口的孩子看不到任何“出路”。可是，有些同学命运却是另一个样子。有的同学父母是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全家“非农业”，初中毕业可以招工到国营单位，有份正式工作，用不着使劲儿学习；有的同学自己不是“非农业”，爹娘有一人是国家正式干部职工，可通过家长安排正式工作。一男同学父亲是县供销社正式职工，初中没上完就安排到县供销社下属酱菜厂当了正式工。一男同学、三女同学初中没上完都因父亲在国营商业部门工作，也被安排到父亲所在的商业部门当了正式工。一同学的父亲在邮电局工作，他被安排到邮电局当投递员，成了正式工。一同学学习很好，初中没上完，就进了公社放映队，当了放映员，还是农业户口的合同工。在全公社每个村巡回放电影，晚上大队管饭，白天睡觉，能领工资，能吃公饭。后来，听说令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的本家弟兄很是“难受”，睡了好几天，“人家有工作了，肯定能找个好媳妇，咱啥也不是”。上述同学，初中没毕业就当了工人，成了“领导阶级”，为“人上人”。在当时，让我们这些还在“等毕业”的铁壳的“贫下中农”羡慕死喽。在今天看来，他们当时所拥有的这份工作，稀松平常，无足轻重，但在那时却贵如千金。有了正式工作的男同学或能找个同样有正式工作的媳妇，即便不如此，找朵“向阳花”的媳妇，就有了挑挑捡捡的本钱；有正式工作的女同学肯定不会找社员为夫，有几个女同学嫁给了有学历的正式干部，后来还当了领导干部，如果她们当时没这份正式工作，找啥样的女婿就不好说了。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再一一列举。当时，同学的共识是，考学的多如牛毛，考上的少如牛角，多数同学仍相信“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所以，学习没动力，昏昏度日，不求上进。
当时，户口本（农业、非农业之分）是身份的标志，是阻止男女恋爱结婚的“法海”，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户口本决定着人生的走向，甚至是命运。我上一级有一女同学是“校花”，扎一马尾辫，高挑个儿，白白净净，特别俊秀，脖颈里常常系着一条粉红色纱巾，穿着雪白雪白的回力鞋，走路高昂着头，还打着响指儿，哼着小曲，大大方方，志得圆满、无忧无虑，一看就是干部家的女孩，回头率极高。不像是土里土气的贫下中农出身的女孩，走路低着个头，一副腼腆的样子。她歌唱的好，是班里的音乐委员。还有一男同学同为班干部，头发黑又亮，向一边梳成一道弯儿，外穿一军上衣，内穿海军蓝色横杠杠汗衫，脚穿雪白雪白的运动鞋，英俊、潇洒、帅气，如电影《人生》中的高家林，《山楂树之恋》的中老三。他擅长篮球，打球时，观看者女生多于男生。可能因为她两个人常在一起开会，研究班级活动，交往多吧，就有人说他两个谈恋爱，在校期间，并没有表现出来。多人说他俩是“天生一对，地造一双”。他俩学习不一定强，说不上郎才女貌，却算得上“郎貌女也貌”，确实是一对俊男靓女。据说，到毕业时，他们两个真的想确定恋爱关系，说明他俩原来真谈过恋爱，却因女方父母坚决反对，强拆鸳鸯，如“梁祝”般分手。原因是女孩是“非农业”，父亲又是当时的公社干部，能招工，当正式工人。男孩父母是社员，二者之间存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而88。后来女孩进国营企业当工人，找的什么对象，不得而知，反正不会找农民。男孩找了朵“向阳花”，据说长相一般，还没多少文化，与这女孩相比自有村姑与仙女的区别。这个男孩也不笨，成了市场经济弄潮儿，当包工头，承揽不少工程，挣了不少钱，也在城市置房安家。他二人没能走到一起，似乎有些许遗憾，但在当时这种事儿却很多，都是这“该死”的户口本给“闹”的。
有人可能要问，那时初中毕业怎么就可以招工上班，就可以谈婚论嫁？确实有这个情况。那个时候，上小学不像现在满6周岁，普遍上学晚，当时没有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可以留级，有的一个年级上好几遍，同班同学相差四五岁、三四岁的不希罕。当时我班还有一些五零后，他们上学那么晚，到现在不知何原因。现在的初中毕业生一般15岁，15岁可能有谈恋爱的，但谈婚论嫁的极少。
“散事儿”不少，耽误学习不轻
那时的劳动比较多，不少占用学习时间。给颜营生产队拾过多回棉花，拾的棉花要用小木头杆称称一称，拾的多受表扬。谁也不想落后，还想受表扬，就拼命地拾，手指甲磨出了许多“倒刺儿”（手指甲后的皮裂开，张起来）。还为学校盖房子垒坚座拾填煊的碎石头、烂砖头。上初二时秋末的一天，学校组织去金堤外河南省吴坝、晋城一带“栾（音luán）”山芋（在人家已刨过或刨过又犁起来的山芋地里，在认为有可能还埋着山芋的地方，将遗漏的山芋剜出来）。其实，那个时候，社员很会过日子，山芋可顶口粮，刨山芋，很细心，遗漏的很少。我们一整天，每人只“栾（音luán）”了三四斤，多是些在刨的时候用三齿镢捯烂的，或已经变霉烂的。回来后，交给学校喂猪。来回四十多里地，主要在比较煊头的田间走过，比单纯走路累多了。但没一个叫累的，可见那个时候，学生体质强壮、意志坚韧。去的时候，学生自带干粮，那个时候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携带的各式各样的水瓶。到了晋城村，去两三家农户家中，要了几壶白开水喝。那顿饭是啃凉干粮，喝白开水。领队老师可能动用了亲戚关系，颜营与晋城有亲戚的比较多。
还参观过农业展览馆。在初一时的秋末，老师领着几十个学生（都是团员），沿金堤骑行五十多里，参观寿张农业学大寨展览馆，看了许多似懂非懂的农业技术成果展，这可能是落实学生要“学农”的指示而为之。寄自行车，一个驮一个，轮换骑，多是“28”大轮车子，比较高，学生个子矮，够不着脚蹑子（脚踏板），屁股在车鞍子上歪来歪去，磨的通红似乎要出血。
类似这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已记不很清了。这样的活动一多，常常停课，肯定会影响学习，那时候，也没人计较这些。
除参加学校的“活动”，我还帮家里搞副业，也没少耽误学习。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社员干一年活分的粮食勉强够吃，花销更是难上加难。我父亲头脑灵活，带领我们全家搞起了打箔子的副业。打箔子的苇子是从东平湖南岸芦苇产地拉来了，打成箔子，再卖给供销社，挣钱不少。那几年，每年的年前，苇子干个差不多就去拉。要过黄河，翻金堤、邻黄堤、邻湖堤，迎风雪、战严寒，出大汗，当时，怕割资本主义尾巴，怕叫市场管理所查着给没收，主要是夜间行走，在认为重要的“危险”路段，拉着地排车如“红军飞夺卢定桥”般快跑，好多次都是有惊无险，躲过一“劫”又一“劫”。箔子打成后，父亲与收箔子的验级员早就是朋友，提前与他说好，就叫我与二哥拉着地排车送去，下半夜出发，太阳一出，就返回来了，往返五六十里路，全是两脚丈量。半夜去，一早回，为的是不耽误我上学，也不耽误二哥教学（村上民办教师）。其实，这一天都是合眯踏眼，课根本就听不进去，一两天才恢复正常。最累的一次，我与父亲拉地排车去范县卖箔子，一趟行程一百四十多华里，还是条近路。头天傍晚六点出发，第二天上午十点多就到了，卸下箔子，领钱，返回，傍晚七点到家。去时，沿金堤走，途中歇息几次，喝口水，喘喘气，累的浑身冒汗，头上冒热气，溻透衣服。去的时候，将自行车绑在苇箔上，返回时，用自行车带地排车，我则坐车上，沿范县至阿城油漆路返回，傍晚到家。父亲体力、耐力极强，第三天，照样干活。幸好返回时，偏西南风，地排车支上风篷，省劲多了。那时，我十三四岁，回来后，累得腿疼两三天，一瘸一拐。这一趟，耽误两天不能上学，上学后又一两天听不进课。“这事儿”需要请假，当时以什么理由请假已不记得了。
难以启齿的“小事儿”
“使劲儿尿，尿远子点儿、靠前点儿尿”，这是颜校长在一次校会上讲的。听后，学生笑声不止。
那个时候，学校条件差，小学初中共用一个茅子（厕所），当然是男女分开，老师与学生分开。“小便入池，大便入坑”写在茅子墙上，清清楚楚，就有学生不听话，原因是人多，茅子小，拥挤，憋急了就对着粪坑边沿上尿，尿液一多，让屙屎的下不去脚。有的往便池里尿，不靠前，尿到便池外边儿，有的离便池更远也尿，有的进茅子门就尿，尿的往门外流，可里边还有一块干地儿，下不去脚，无法入内。这个时候，就让初中学生轮流打扫。这也不是办法，必须从源头治理。学校就让我班派人不定期地去逮，逮住了，交到学校里，让学校里“批”一顿。如果逮到小学生，不一定“揍”，但可以拧他的耳朵，吓唬吓唬了事。若逮住初中的犯事儿，你拿他也没办法。为此，开校会，于是就有了前面的颜校长在校会上的讲话。这“小事儿”难以启齿，却难以忘怀。
起诨号不一定有“恶意”
我班有个从张秋公社辖区初中转来的同学，叫祝怀润（应读rùn），班里同学偏叫他猪*，其实在普通话里，“润（应读rùn）”与“运（yùn）”还差很远哩。祝同学听出了一些同学反复喊他的名字，是戏谑、耍逗，不怀“好意”，一次，忍了，两次，忍了，三次，就不忍了，恼了，骂誓说：“以后谁再喊我‘猪*’，谁没die”。其实有些同学喊他不一定有“恶意”，音发不准，没办法，也只能那样喊。打那以后，没人敢喊他的名字，称呼“你、他”。后来有个个子比他还大，好打架的同学，竟然挑战他：“喊你‘猪*’不能喊，喊你‘猪怀胎’行不？”他就更恼了，于是他两个打了一架。“官司”打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狠狠地“批”了那个“好找事儿”的同学一顿。从此，与他打交道、打招呼只能“嗯”“啊”，也就相安无事了。其实，有些同学不是故意给他起诨号，而是普通话发音不准惹的“祸”。
有一女同学，长得很白净，水灵，不知谁给她起了个诨号，叫“小白茹”，男同学都知道这是谁的诨号，很长时间她蒙在鼓里。后来，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哪个男生告诉她了，她并没在意。为什么喊她“小白茹”呢？因为她长的挺白，好看，起初同学喊她“小白脸”，她不恼。再后来，慢慢地，她这个“小白脸”竟变成了“小白茹”，她还不恼，她不知道“小白茹”是何人。这个时候，班里又出了一个“参谋长”。有一次，一男同学与“参谋长”闹着玩，大声喊：“参谋长、参谋长……”，那声调是戏谑、是逗趣；另一男同学则看着“小白脸”大声喊：“小白茹、小白茹……”，这男同学挤眉弄眼，还不断伸舌头，此时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这回她也没在意。后来她知道了“小白茹”是电影《林海雪原》中漂亮可爱的卫生员，是个正面形象；“参谋长”是《林海雪原》里的参谋长少剑波。少剑波与小白茹是情人关系。喊他两个一个叫“小白茹”，一个叫“参谋长”，意为他两个是情人关系。为此，“小白茹”快气哭了，跑到老师那里告状，要求给他们二人澄清关系，否则没完。老师则很严厉地“批”了这两个男同学，从此，老长时间没人再喊“参谋长”“小白茹”。为什么给他两个起这样的诨号，可能是他两个交往频繁，无风不起浪。那时候，男女一般不“搭腔”，一般不同桌，“男女授受不亲”，划清界限。他们两个打交道多了，即被默认为是谈恋爱了。毕业后，他两个真的成了两口子。他两个倒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但上学时，十有八九，他两个真不是谈恋爱，同学给起诨号，倒是促成了他们的姻缘。这叫“歪打正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时学生不允许谈恋爱是校规，男女生正常交往得是允许的，但有的同学捕风捉影，有风就是雨，神经过敏，受极“左”思想影响吧。现在初中男女生一起过生日，吃饭的有的是，没人说是情人、谈恋爱。这叫此一时，彼一时。
有一女同学，是学习委员，平时爱打扮，不时地卖个漂亮的发卡戴头上，有同学给她起了个诨号叫“氓卡”，取“流氓”之意，这哪是哪，足见那个时候个别同学狭隘浅陋，或嫉妒，说不出是什么心理？
我也有诨号，因为长得黑，叔伯兄弟中排行8，他们给我的诨号叫“黑8”，可能与扑克牌里黑桃8有关系。我不计较这，因为黑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又排行8，这叫“名副其实”。
我本家哥哥与我一个班，他头脑灵活，上课不用听讲，做题一做就会，一考试就考高分。其实，他听课专注，同学给他起的诨号叫“老蒙”。同学中还属他的诨号有褒义，夸他聪明，有赞颂之义，其他都不行。
几乎每个同学都自己的诨号，没有的很少。那时候学习压力小，“正事儿不多，散事儿就多”。
毕业后的去向
同班70多位同学，除上述初中未毕业参加工作的，其余极少数能考上高中。考不上高中，就得回家种地，有的男同学，可能连媳妇都寻不上，得打光棍，不是危言耸听，因为那时候，村上都有很多光棍汉子。XXX同学自知学习不好，考高中连名都没报，乖乖回家种地，家里过得穷，兄弟多，快三十岁，才找了个四川媳妇（通过中介，在本地寻不上媳妇寻个四川的，被人“看不起”）。一想到这儿，多数男同学则满心沮丧，非常绝望，打不起精神。而女同学考不上高中也很难过，因为她们就没有了如前面那些有个好爸爸的女生的命运好，但毕竟没有一些男同学难过，女生打光棍的毕竟少。尽管考大学希望渺茫，但多数男同学还是硬着头皮去初中复读考高中。后来，有部分同学果真还考上了高中，最后只有三人考上学——一个考了山师本科，另一个我本家兄长考了中师，我高中复读才考了个专科。该死的数学迟滞了我高中（zhòng）的步伐。其实，不是自我夸大，我的文史素养得是“杠杠”的，有发表的文章为证。没办法，国家高考不会因为我而拿掉数学科。复读生尝尽了辛酸与无奈、压抑与忧虑，是人生至暗时刻，唯有没复课，一路直线上升的高中（zhòng）者，才会有“金榜题名”时的高光时刻。曾几何时，未曾复读而考上学的为“生而知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多一些夸耀的“资本”，多一些“优越感”，复读后考上学的为“学而知之”，“话语权”就少多了，就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了，“优越感”也没了。其实，参加工作后，看的是工作能力与业绩，没有多少人在乎你当年求学经历，而且社会对一个人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也是多元的，考上学并不是唯一标准。
俗语道：“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上帝给你关死一扇门，就会给你开一扇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果真如此。没能考上的学的同学，有的当兵，在部队考军校当了军官，最后升到团职；有的当兵，没当上军官，当了职业兵，复员后国家给安排了工作；有的当了民办教师，后来转正，还当上了校长；有的早年在台前市场、聊城铁塔市场、香江市场搞大型批发，发了大财，在聊地买房安家，开豪车，住别墅，花钱出手阔绰，将户口转到了聊城，下一代孩子、孙辈成了城市人。
有的女同学，凭着漂亮的脸蛋，苗条的身材，或嫁给了安排工作的转业军人，在城市定居，或嫁给了大学毕业当干部的人民公仆，她们都有满满的幸福感、自足感。
按社会评价，以上同学过得比考上学的一点儿不差。
更多的同学在家种地，做小本生意，小日子也过得不错。当年，他们可以不听“计划生育”的话，多生孩子，至少生两个甚至三四个，如今家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成欢膝下，尽享天伦之乐。当年，考上大学的，则只生一个，生两个都得挨罚，现在多已感到晚年的隐隐忧虑。就凭这一点，他们幸福指数比考上学的小吗？在放开三胎生育的今天，考上学的这些独生子女户们，情可以堪？
我们这帮初中同学最大的幸运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应该说，享受了改革开放的红利，没有“受罪”，这才最大的福气，与我们的父辈相比，这福气可遇不可求。我们的父辈遭过多少罪，吃过多少苦，是因为他们脑子比我们笨吗，是他们比我们不努力吗？都不是，是时代使然。时代不提供舞台，再努力都没用！为此，我们应该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当年的同学已近人生巅峰，几近花甲之年，生命近黄昏，夕阳无限好。初中岁月已过四十载，似水流年记心间。
作者简介：乔玉璞，山东省阳谷县作家协会会员，公开发表教育专业论文30余篇，主编校本培训教材4部，与他人合作出版论著5部，现喜爱散文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