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宋代青白瓷皈依瓶作为江南地区极具特色的丧葬名器，以景德镇窑制品最有代表性。通过对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皈依瓶的道教纹饰分析，探讨其背后蕴含的道教文化内涵。
道教始于东汉，在隋唐时期较为兴盛，两宋时期是继隋唐后的又一个高峰。此时的道教在南方地区尤为盛行，其中以江西、四川等较为复活跃。
道教在江西繁盛不仅基于其崇尚道教的传统，更得益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和扶持。自宋仁宗起，多位皇帝敕封江西贵溪龙虎山的张天师，给予免除赋役等特权，且屡次修建龙虎山上清正一宫。
龙虎山是我国南方道教的中心，所以江西民间的丧葬活动深受神仙道术的影响，如设法事道场、葬地勘舆、筑室埋地券和置放明器神煞等，有着十分浓厚的道教色彩。
《大汉原陵秘葬经》有载：“凡大藏后墓内不立明器神煞，亡灵不安，天曹不管，地府不收，恍惚不定，生人不吉，大殃咎也。”而此时景德镇窑出土的大量“明器神煞”和压胜物就是这种道教思想的反映。
青白瓷皈依瓶作为诸多明器神煞的一类，是江南地区极具地域特色的丧葬明器，以景德镇窑制品最有代表性。
根据大量的考古文献和纪年资料，青白瓷皈依瓶作为江西地区社会文化的真实写照，其丰富多样的装饰内容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丧葬礼俗、宗教信仰、制瓷工艺等多方面的因素，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
宋代青白瓷皈依瓶的道教纹饰青白瓷皈依瓶始见于北宋中晚期，在南宋时期发展到鼎盛。北宋时期，青白瓷皈依瓶的颈部装饰简单疏朗，弦纹地上盘绕龙、虎，颈、肩之间，常有弧形系，肩部环绕一圈荷叶边，盖顶饰有立鸟，颈长与腹长相等。
南宋时期，皈依瓶的瓶体造型修长秀美，堆塑内容繁复有节。颈部常满饰弦纹，堆饰有龙、虎、凤凰、鸡、犬、十二生肖俑、文武俑、伏听俑、流云托日月等内容，盖顶以立鸟为蒂，颈长大于腹长。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演变中，青白瓷皈依瓶的装饰纹样以对偶立鸟、龙虎盘绕以及十二生肖俑较为典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的道教信仰。
盖顶分饰俯仰立鸟的堆塑装饰是宋代青白瓷皈依瓶的典型特征，最早见于江西南城县北宋嘉祐二年墓的一对皈依瓶。
陈定荣先生认为青白瓷皈依瓶与古代的谷仓罐有直接的联系，其盖顶的鸟雀源于西汉时期谷仓顶上的立鸟。
如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陶仓制作精细，盖顶上就饰有一只振翅陶鸟。江西南昌蛟桥东汉墓出土绿釉陶仓一件，顶设一只飞鸟。
此时的立鸟作为粮仓的寄生者和守护者，寄托了人们的美好愿望。关于谷仓罐与青白瓷皈依瓶之间的联系，除了立鸟这一标志性的装饰以外，在墓葬出土的实物中还有其他印证。
另外在1985年南昌县博物馆发现的一只皈依瓶，它的颈部刻有“东仓”“西库”的字样，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表达了诗人希冀在死后世界粮食充盈的心愿。
青白瓷皈依瓶装饰的演变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虽然它在历史的进程中与谷仓有一定的联系，但其盖顶上的立鸟绝非谷仓的守护者这么简单。
在古人眼中，鸟类被视为能翱翔于天地之间且具有沟通神鬼能力的神物。此外，《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更视其为引魂鸟，并对这一魂归路线以及引魂之兽做了记载。
另外，在江西宋墓的考古资料中，不乏青白瓷皈依瓶与谷仓同出的例证，如东乡县南宋淳祐十年墓出土青白釉圆形仓两件、皈依瓶一对；樟树市南宋景定元年墓出土青白釉圆形仓一件并伴有皈依瓶一对。
上述资料可以说明此时青白瓷皈依瓶“谷仓”的功能有所减弱，而这一时期的立鸟应与灵魂观念更为密切，是道教葬仪中引魂升天的理想之物。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龙虎的崇拜历史久远。“龙虎”本为道家语，专指水火、铅汞之属。《周易参同契》中载：“古记题龙虎，黄帝美金华。”
青白瓷皈依瓶上的龙虎装饰与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县龙虎山天师道密切相关。一是因为青白瓷皈依瓶的产生和发展与龙虎山天师道的兴衰时间相吻合。
龙虎山天师道的初创期在唐末五代，晚唐诗人李翔在《献龙虎山张天师》一诗中写道：“东汉天师直下孙，久依科戒住玄门。寰中有位逢皆拜，世上无人见不尊。
三洞吏兵潜稽首，六宫魔幻暗销魂。可能授予长生箓，浩劫铭记敢忘恩。”可以作为这一论断的一个佐证。至北宋时期，龙虎山天师道已屡见于官方正史。
第一位觐见宋代皇帝的是二十四代天师张正随，而第二十五代天师张乾曜在天圣八年觐见仁宗时被封为“虚静先生”。
直至徽宗时期，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把握时机迎来了龙虎山天师道的第一次辉煌。由此可见，北宋中晚期青白瓷皈依瓶的出现正值龙虎山天师道的兴盛之际。
二是1950年在贵溪县陈家村，发现至元三十年道教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墓，其中随葬有青白瓷皈依瓶一对。
据1951年出土于贵溪县的天师张宗演圹记载：“……先考年十九，嗣教为三十六代天师。至元乙亥，混一区域，奉诏北觐，留阙下逾年而归，授演道灵应冲和真人号，以二品银印管领江南诸路道教。复有玉冠、霞服、宝剑、瑶圭之赐。”
从此得知，元代对道教也是极为推崇的。地位尊贵的天师身故后的葬礼需依从严格的道教葬仪制度，所以青白瓷皈依瓶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正巧说明了它与道教的紧密联系。
十二生肖又称十二属相，指代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对应的十二种动物，中国古代常将十二生肖和十二地支结合起来用以纪年。
十二生肖像常在墓葬中以壁画、墓俑、墓志边饰或铜镜图案等多种形式出现，用来保护墓主安宁，起到趋吉避凶的作用。
生肖像出现于北朝，盛行于隋唐，在中古时期的丧葬艺术中相当普遍。隋唐时期，陶质生肖俑在南方地区多以兽首人身的形象出现。
而晚唐至五代这一时期，生肖俑经历了由兽首人身到文官立像的变化。在《唐会要》卷三十八中明确规定了九品以上官员即可用“四神十二时”明器陪葬。
至两宋时期，这一题材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丰富，以文官形象为主，兼有兽首人身，偶见写实动物。《宋史》卷一百二十四中载：“三品以上加石人二人。入坟有当圹、当野、祖名、祖思、地轴、十二时神。”
而《大汉原陵秘葬经》中更详细记载了从天子至庶人的墓仪制度中十二元辰的尺寸、摆放位置和使用等级。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后期，江西地区青白瓷皈依瓶的出现丰富了生肖墓俑以单独立象出现的形式，而是采用集体贴塑的方式饰于皈依瓶的颈部。
从考古资料显示，江西抚州市南宋庆元四年墓、江西宜黄县南宋嘉泰元年墓以及江西东乡县南宋淳祐十年墓等出土皈依瓶上均立塑有十二生肖俑，它们沿袭了早期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传统，具有相同的功能寓意。
作为十二地支的化身，十二生肖俑对应墓葬中的不同位置，具有压胜驱邪、保护墓主灵魂安宁的功效。它们环绕皈依瓶一周，与十二时、十二月等时间元素相对应，表达了周而复始的时间观念，以祈求岁月无穷，永无灾苦。
根据以往的研究，中国古代关于人死后世界的观念有以下两种：一、畏惧死亡，人们认为死亡就意味着与现世生活告别；二、灵魂不灭，这一观点认为人死后还有灵魂的存在且可以通过某种手段重获新生的。
在这两种观念的作用下，古代先民的埋葬形式由空洞—棺—椁墓—室墓逐渐发展。由于墓葬空间的逐步增大，人们可以满足自身延迟且最终逃脱死亡的*并将这个空间精致化为身后的理想家园。
比如人们认为通过某种手段可以在死后升入仙界，故以墓葬中描绘飞升成仙的图画或是置入灵魂再生的随葬明器等形式来昭示心中的祈愿。
道教的死亡观念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死亡观和古代求仙之风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在葛兆光看来，一切宗教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信仰，被成千上万的信仰者如痴如醉地遵奉。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无论哪一种宗教思想都包含了对人类最深沉的也是最原始的心灵隐患“死亡”的最终解决的允诺。
自道教兴起之后，人们对死亡的思想观念由最初的生死异路逐渐转向生死轮回，他们害怕在死亡世界里接受今世的道德审判和残酷的灵魂拷问，希冀躲过死亡世界，飞升成仙。
樟树市南宋宝庆三号墓出土的一对青白瓷皈依瓶，瓶身自上而下可分为盖、颈、腹三个部分，分别塑饰有仰俯立鸟、流云日月、龙虎盘绕、神鹿朱雀、十二生肖俑、文武俑以及伏听俑等，形象生动地展现了道教所向往的魂神升天的情景。
盖顶的对偶立鸟既扮演着引魂兽的角色，又充当着亡灵的化身，“魂行若蜚鸟……魂神蜚驰何疾也！”盘踞于颈部的龙虎作为道教丧葬文化的表征之一，在保护祖灵的同时亦是魂归仙境的象征。
贴塑于瓶颈的日、月则是“太阳”和“太阴”，与道教的日、月崇拜关系紧密。《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六一有云：“运终练化，形归太阴”“应运灭度、身经太阴”。
《上清无关三图经》载有：“削阳罪于太阴，度阴气于太阳”；“首罪于太阴，修身于太阳”。上述可见，皈依瓶上塑有日、月的目的在于赦免死者生前所犯罪孽，早登仙界。
此外，道教认为埋葬是对诸神的触犯，所以具有“冲抵之气”的十二生肖俑是保护墓主免受其他鬼魅邪精的卫士。
置于十二生肖天神中间双腿跪卧、双臂前扑、脸耳枕地的伏听俑在宋代墓葬中较为常见，它往往不依附于皈依瓶而独立存在，或与仰观俑搭配使用。
我国堪舆之术历史悠久，主要具有仰观天文和俯察地理两大特征，正巧与“仰观”俑和“伏听”俑相对应。
道教是个“杂而多端”的宗教，在它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就融合了儒家、佛家以及民间巫术和信仰等诸多思想。宋代青白瓷皈依瓶的道教信仰只是它所蕴含的多种文化因素中的一类。
对于它的研究，需将其置入原始的墓葬空间，时下的丧葬礼仪以及多元化的宗教信仰中才能透析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现古人对黄泉下的世界惊人的想象力和浪漫主义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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