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同风：墓志所见唐代的民族交流融合

作者：蒋爱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开放的唐朝留给后世遐想无限的辉煌背影，其中民族交流融合的多样性更是灿然生光。唐太宗“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的开明民族政策，表明统治阶层突破“夷夏之防”，秉持“天下一家”的治理态度。强盛的国力、先进的文化、繁荣的社会，吸引周边族群纷至沓来，诚心归附者不在少数。他们或为蕃将，或为使者，或为质子，或为商人，共同绘就了绚丽多彩的盛唐气象。

传统的史籍不会刻意留存某些个体生命的生活痕迹，作为地下文物的墓志则寄托了生人对逝者的哀思，因真实性与纪念性兼具而备受学界的关注。墓志常以固定的格式记述志主的出身背景、生平经历、仕宦生涯、家庭生活等内容，末尾以铭文对志主的一生进行概括，故又称墓志铭。唐朝开放包容，不少胡人寓居中土，甚至终老华夏，他们的墓志书写透露出当时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真实细节。

蕃兵蕃将“朝士相半”

唐朝建立伊始，已有重用蕃将的做法。李唐君主开诚布公，对才能卓著的外族将士委以重任，具体表现在：蕃将既可以拥兵节制一方，也可以进入亲近天子的禁军。在平定突厥后，李世民没有对突厥旧部刻意限制防范，反而优待有加，任用突厥上层贵族为州之都督，其余酋长各有封赏，一时之间竟“殆与朝士相半”。大量胡人前往中原生活乃至定居，使得唐代社会“大有胡气”。初唐时期的尉迟敬德、李多祚，就是其中显例。

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道路阻隔，不少外族使者留居长安数十年无法返归故土。唐朝供给衣食，对他们予以优待。德宗时期，宰相李泌曾经建议将胡客悉数送归故土，一来慰藉旅人们的思乡愁苦；二来削减府库的额外开支。然而，多数外族来客早已在当地娶妻生子，扎根唐土，乐于寄居中原，无人愿意返回。德宗只好因势利导，将其中的精壮者编入神策军，于是“禁旅益壮”。这些现象均反映了唐朝民族观念之独特以及民族融合程度之深。

唐廷对外族将领信任有加，“任职禁军，救君主于危难”的何文哲是其中代表。墓志记载何文哲系粟特何国人，先祖于高宗永徽年间入华，其后历代皆供职于唐朝。何文哲本人在德宗时期补为神策左军马军副将，成为天子禁军，精诚报国、历仕多朝的历程从此开启。唐穆宗亲口称赞他“翊卫心膂，为朕爪牙”。后来，染工张韶起事，唐敬宗仓皇呼救“今日投卿，安危斯在，还宫之后，必议甄酬”。之后的文宗更是礼遇有加，称赞他“有莫大之功，社稷今存是卿之力”。足见在皇室安危的问题上，粟特将领何文哲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何文哲的表现固然与个人能力相关，也与族群间交流融合的时代背景不无关系。

多民族交融的情形还可从蕃兵蕃将的交游网络一探究竟，粟特人康君的履历具有代表性。其墓志称康氏源于康国皇室，父祖皆为中原的军官。他本人容貌雄伟，颇有游侠之风，一生未曾入仕。相传，粟特有这样的风俗，婴儿出生后，长辈要在其口中放入冰糖，手掌涂上一种“粘胶”，希望他们以后“口舌如蜜”，善于经商。墓志记载，他具有粟特人善于言谈的品性，凭借殷实的家境出手阔绰，往来于皇室贵胄间。“金鞍宝马，去来三市之傍；绥颊高谈，出入五侯之第。陆大夫之宴喜，愿得分庭；孙丞相之招贤，方齐置驿。”志文以古代名士陆贾和公孙弘的典故为例，称赞他出口不凡，深得士大夫敬重。在经历数代的中原生活后，外来胡人除了在样貌上保留某些本族的特征外，生活习惯与交往交游已与汉人无异。

官员选授“胡汉无差”

魏晋以来中原板荡，五胡入华客观上掀起了新一轮的民族融合潮流，胡汉之间的差别由此前的血缘之别转为文化认同。即陈寅恪所说的“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隋唐王朝继承了此前民族融合的基调。唐朝对内附的蕃将一般授予三种官职：武散官、武职事官、员外武官。鸿胪寺对他们的选授进行安排，其中一项即依据“蕃望大小”“比类流例”授官。太宗时期，阿史那忠入唐内附，因擒获颉利可汗而被授左屯卫将军；后因为平定薛延陀的进犯立功，迁右武卫大将军。在某一品阶的武官满额的情况下，唐朝对内附者授予员外武官，使其获得同等的俸禄和待遇。泉献诚墓志记载，“天授元年九月，制授左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

定居中土的蕃将在唐朝中央政府获得了展现军事才能、实现个人抱负的机会，世代为将者谓之“蕃将世家”。唐律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依此，蕃将的范围限定为初次进入唐朝中央的蕃族将领，而蕃族后裔在编户入籍时则视同唐人。他们在后续的科举考试与官职授予方面，已经与中原本土人士“胡汉无差”。粟特民族善于经商的同时也颇具勇武之风，来华粟特人中担任武职的亦不在少数。浸染汉地风俗后，粟特后裔仅隔一两代便已经诗书为业、倾心科第，先辈崇尚军功的习气在他们身上不复存在。比如安令节的先祖是纯粹的武人，安令节本人却“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康敬本的祖父与父亲曾在隋朝充任军将，康敬本本人则担任唐朝的“文林郎”，其学养精深以致被称作“弘文大儒”。他们的文化取向与心理认同已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在唐代，不同族群的精英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中央的行政系统，军队将帅的任命也打破了华夷之隔。中晚唐以后党争不断，朝官拉帮结派互相倾轧。比较之下胡人没有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无法对朝政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胡人侍从就成了君主倚赖的重要力量。神策军原为西北戍军，后入京师成为唐王朝所倚重的禁军，负责拱卫京师和戍守宫廷以及行征伐事。在这样一支关乎唐王朝国祚延续的军队中，左神策大将军康艺全、右神策大将军康志睦、左神策军正将康日华等皆来自粟特。《新唐书》专辟《诸夷蕃将传》，集中介绍了颇负盛名的21位蕃将，赞扬他们维护唐朝“大一统”秩序的功勋与贡献，反映出各族将领对“天下一家”的强烈认同，也体现出选官制度“胡汉无差”的特征。除蕃将外，唐朝统治者对各族士兵也格外信任，驻守西北边疆的朔方军便是胡汉杂用。不仅如此，少数民族将帅还积极助唐平叛：原本出身于突骑施族的哥舒翰、契丹族的李光弼、铁勒族的仆固怀恩等均表现英勇。757年，内外交困的唐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郭子仪建议唐肃宗向回纥借兵，回纥葛勒可汗派其子叶护与大将帝德率精兵四千赴凤翔与郭子仪汇合；回纥前后共四次出兵助唐，其中三次直接与叛军交战，对平定叛乱起到外援作用。

公孙思观的墓志记载，“其先辽西襄平人，家代因官，居于河洛”，家族来自藩部地区，进入唐廷任职后迁徙到河洛。公孙思观的祖父为右卫将军，从三品；他的父亲为武康县令，也官至六品。公孙思观依靠祖父的门荫“宿卫严廊”，后“以武艺超伦，其年擢第，敕授翊麾校尉、行右金吾卫左司戈”，参加唐朝的武举而成功入仕。米继芬的墓志记载，“其先西域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公承袭质子，身处禁军”，终任官为左神策军故散副将、游骑将军、守左武卫大将军同正兼试太常卿。墓志中特意用“信行为远迩所称，德义实闾里咸荷”夸赞米继芬，说明他与周围的同僚相处和谐，充分融入了唐朝的官僚群体。

相较于门荫、科举等常规方式，辟署则为中后期武职的重要遴选方式。米文辩的墓志记载，“长庆初祀，署排衙将”，祖为“河东中军将”，父珍宝为“皇魏博节度诸使、马军都知兵马使兼将”，均为长期活动在藩镇的将领。在家族历史的追忆方面，米珍宝“力扶王室，声振大名”，米文辩“心存节义，德惟深厚”，“以公忠克佐，善政名彰”。米氏家族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思想影响，当所处的魏博镇与朝廷处在博弈状态时，米文辩既要顺从藩镇的利益，又不完全违背朝廷，所以米文辩的墓志呈现出忠君、节义的描写。

这一时期，汉族与周边族群在军事、政治等体系中互相交融，具体而丰富的案例证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向心力。他们对王朝国家政治的忠诚和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无论是身处边疆，还是来到中原腹地，他们在多民族混居的社会群体中持续互动交融。除军事精英外，唐代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学者中，出自鲜卑或鲜卑化胡族之后裔者更是繁多，如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他们既是民族大融合的产儿，同时又为唐代兼容并包的文化盛况作出重要贡献。

日常生活“无隔华夷”

隋唐是统一而强盛的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之一，其繁荣的重要原因在于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这一时期北方胡汉文化融合，构建起了跨越农耕和草原地区的复合型王朝。正如前面所言，蕃兵蕃将在保卫唐代中原地区的和平与安宁方面表现卓著。安史之乱后，因为叛乱者的民族身份问题，使得民族交融的序曲中出现不和谐的音符，社会上一度掀起抵制胡人的风潮，但终究无碍于大局，各族人民交融的大潮仍持续不断，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无隔华夷”的特征。

外来民族进入中原后，随着生活以及心态、文化等向汉地的靠拢，“胡”的形象渐次消退，“汉”的特质日益完备。粟特人原是居住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商业民族，多信仰源自西亚的祆教、景教，入华后，部分粟特人的思想发生变化，转向信仰中国化的佛教。康庭兰墓志铭中称志主“暨于晚岁，耽思禅宗。勇施罄于珍财，慧解穷于法要”，晚年时沉醉禅宗，散财供养寺庙。又如安思温“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回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精通儒释两家，书法也颇有造诣，一派中原文士之风。安思温妻史氏亦为粟特后裔，“少以知礼，四德备闲”。

边疆民族对中原的倾慕，常常体现在他们在家族记忆中乐于追溯中原始祖为本根。唐代奚人质子热瓌墓志载：“原夫轩丘有子，朔垂分王，代雄辽碣，厥胤繁昌。”轩丘即轩辕之丘，相传为黄帝居所。志文将奚人先祖追溯为黄帝，这种攀附始祖为炎黄等三皇五帝的情形，在古代各民族并不鲜见。如唐代康远墓志中就称“其先卫康叔之门华”，将根脉嫁接于周代卫国的创始人文王的儿子卫康叔。但志主康远却是地地道道的中亚粟特后裔。热瓌墓志一方面或许是有意塑造奚族的汉地源流，体现了当时“华戎一家”的包容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奚人仰慕中原风华，渴望融入华夏体系的表现。无论何种情形，墓志所言均是唐代民族交融的生动例证。

不同于正史文献，墓志本身并不能为外人所广为阅读，是私密性较强的文本，这恰恰反映了墓志中的追根溯源是不同族群的人们汉化之后对自己族属渊源的一种总结。唐朝的繁荣是多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华文化篇章，也是中华大家庭血脉相亲的共同回忆。“大一统”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各族人民共同的心理自觉，唐代的多民族交流融合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为此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开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五代十国时局不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转入低潮，但社会中仍保持着隋唐以来各族人民深度融合的基调。隋唐传统并未在其衰败后烟消云散，而是将文化血脉赋予五代封存，最终才能“造极于赵宋之世”。

《光明日报》（2023年12月18日 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