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佳忆 ‖ 欧公与绵州的关联探析（上）（诛妖乱仙录）

欧公与绵州的关联探析（上）

肖佳忆

绵州，宋初属隶西川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置益州路领绵州等十五州军[1]。景德四年（1007年），欧阳观任绵州军事推官，子欧阳修出生于绵州官舍。欧阳观皇考赐爵崇国公，欧阳修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欧公居绵三年，影响了欧阳修一生，留下了绵州千年“崇欧”史。限于个人的知见和材料不足，本文只考查了部分欧公与绵州相关的文献资料，如扩大阅读范围，相信一定会发现更多相关记载。

一、欧阳观入川惠政绵

（一）宋初西川易乱

欧阳观入川前，西蜀民变迭出，社会稳定状况堪忧。乾德三年（965年），因武将贪残，频酿事端，“两川‘贼’群起”[2]。“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绵州妖贼王禧等十人以妖法惑众，图为不轨”[3]。淳化四年（994年）王小波、李顺之变，攻成都，称蜀王。至道三年（997年），刘旴率西川戍卒，攻掠西川诸州。咸平三年（1000年）戍守益州（成都）的神卫军指挥使王均发动兵变，占领益州，称帝建元。初三（2月10日），率兵攻打绵州，不克[4]。

西川为何易于作乱？

首先，朝野上下视西川地形险要，误认为川人蛮野，民风不纯。宋初曾任绵州通判梁周翰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5]” 欧阳修也说“蜀民易摇，喜倡事以相惊謼，遂缘为乱”[6]。

其次，“赋税不均，刑法不明。吏暴于上，民怨于下。[7]”西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奏言:“蜀之乱，由赋敛迫急，农民失业，不能自存，遂入于贼”。加上“守将领戾，虐用其人，搜慝聚顽，赏罚自任。上恤之则下暴，上与之则下夺，上宥之则下罚，上通之则下塞”[7]。

再之，限制蜀人。北宋绵州录事参军唐庚在《辨蜀论》云：“自顷诸公论议多以蜀人为疑，苟可以防闲阻遏，无不为矣”[8]。宋初朝廷在采取强制移民的同时，防范蜀人，压制蜀士，“官政欺懦而经制坏败”[9]，致使蜀士仕途受阻，怨声载道。

面对“两川自李顺平后，民罹困苦，未安其业”[10]。“城无居民，库无金帛，仓无见粟，而群孽在外”[11]。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七月，宰相卢多逊等建言太宗：“西蜀远险多虞”，“如铨选拟官，必优内地。磨勘限员，亦狭川人”[12]。

（二）欧公亲友入川文治

宋太宗特定选派入川任职官员除需要突出的个人行政能力，“宜择忠厚者抚之”[13]。“以成都兼两路钤辖方面之任，最为要重，祖宗以来尤慎付与，闻之纯宽厚简静，蜀人安之”[14]。通过“存恤穷困”、“往里其俗”[15]、教化川民，使西川各州成为顺化之地。

“知州郡，文士也”[16]。自太宗以后，宋廷陆续选派了一些文人，出任西川各州县的知州、通判、推官、县令等重要地方官职。据李之亮《宋川陕大郡守臣易替考》考证，北宋时期任职西川各州县的 87位入川官员，主要是以科举入仕，这其中就有欧阳修4位父辈和5位好友，欧阳修曾著文钦佩亲朋入川治绩。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欧阳观、欧阳晔两兄弟和堂弟欧阳颍同举进士，先后分别入蜀治理。

欧阳观（952～1010年），庐陵（今江西永丰）人。1007年任绵州军事推官，在绵州三年[17]，惠政怀民，刑清讼简，勉于慎刑，爱惜民命。清乾隆《直隶绵州志》第十三卷名宦传记载欧阳观：“凡死囚、必求其生。不得，则告天而后断。”“当官明而尚恕，每决重辟，尤加审慎，苟理有可脱，必平反之[18]。”他心怀怜悯之心，非常谨慎的留心案情，总怕没有查明真实情况而冤枉无辜。居官勤政廉洁，任满离开绵州时，只带一匹蜀绢，请人画成六幅“七贤图”。待人豁达大度，乐善好施、匡贫济困，常常不顾家庭困难，备酒置菜，招待四方宾客。

欧阳观（图片来自网络）

欧阳晔（959～1037年），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欧阳修叔父。大中祥符年间，由随州转任利州路阆州（今阆中）推官，后以太常丞身份出任汉州雒县（今广汉）知县[19]，“皆有能政”。欧阳修颂其“公之临事明辨，有古良吏。所居，人皆爱思之”[20]。“所至有能称，尤长于决疑狱”[21]。欧阳晔处理事情分辨清楚，好像古代的良吏。他担任过官职地方，人们都爱戴他想念他。为人严明方质，尤以洁廉自持。从年轻时代开始，就非礼不受。及长，决不攀附权贵，“所与亲旧，后或甚贵，终身不造其门”[22]。

欧阳晔（图片来自网络）

欧阳颍（962～1034年），庐陵（今江西永丰）人，欧阳修堂叔。先后两次入川任夔州路万州、利州路阆州知州“二辞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后嘉州，以老告，不行”[23]。两次因故推辞没有到任成都府路彭州、嘉州知州，“以治闻。由万川相次九领州而治之”，“公刚果有气，外严自明，不可犯，以是施于政，亦以是持其身”[23]。欧阳修颂其“为政务严明，有威惠”[21]。

薛奎（967～1034年），绛州正平（今山西新绛）人，欧阳修岳父。992年举进士。1026年知益州，“及居蜀，尤有善政”。欧阳修《简肃薛公墓志铭》颂“人皆以公为仁恩。蜀人喜乱而易摇，公既镇以无事，又能顺其风俗，从容宴乐，及其临事，破奸发伏，逆见随决，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无一不中”[24]。薛公为政务求宽简，严敏清正，善解民疾，注重教化民风，临事持重明决，性刚毅，遇事敢言，执政谋议无所畏避，为北宋一时名臣。

薛奎（图片来自网络）

程琳（985～1054年），博野（今河北蠡县）人，大中祥符举人[25]。“知益州，捕*妖人，谤者诬其妄*人命，天子遣人查实，程琳确为诛妖止乱。仁宗知其贤能，召为给事中”[26]，景佑中拜参知政事。欧阳修赞赏他“常先制于无事，至其临时如不用意，而略其细，治其大且甚者，不过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皆不能窥其所为”[27]。

宋祁（998～1061年），安陆（今湖北安陆）人，天圣二年（1024年）进士，曾与欧阳修合修《新唐书》，二人交谊深厚，署名上有“欧阳修二让宋祁”的典故美谈。皇祐年间，宋祁知益州。尚未到任时，“蜀人积闻公名，举欣欣然东乡以镊，唯恐公交车之徐也”。在任上，“先即学官”然后设教，以束奸吏，裕农政，而厚本业。民狱平反，而不纵戎，谨严而不残”。离任时，益州民“襁幼掖老，随数十百里而后返” [28]。讣闻传至，“士民相吊。官吏缁白，争诣佛词。营斋荐严，涕泣追慕”成都士民哭于其祠者数千人”正所谓“民有去思，殁而益甚”，以至画像勒石传赞以为纪念”[29]。

宋祁（图片来自网络）

田况（1003～1061年）, 冀州信都人（今河北冀县）人，欧阳修天圣八年（1030年）同年进士，友人。1048年，知成都府二年面临着“蜀自李顺、王均再乱，人心易摇”的局面，而他“拊循教诲，非有甚恶不使迁，蜀人尤爱之”[30]。性敏捷，宽厚待人，有文武才略，数论政事，尽言无隐。

石介（1005～1045年），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欧阳修盟友。天圣八年进士，北宋理学家、文学家。主张“息民之困”，强调“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欧阳修称他“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31]。“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32]。景祐三年（1036年），石介代父任嘉州军事判官，途径绵州，写下《入蜀于左绵路次水轩暂憇》《左绵席上呈知郡王虞部》《赴任嘉州待阙左绵七十日通判吕国博日相从吟》等数首即景咏怀诗歌。

石介（图片来自网络）

韩琦（1008～1075年），河北西路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举进士，累迁右司谏。“宝元二年（1039年），益利路岁饥，为体量安抚使，加三品服。”“逐贪残不职吏，罢冗役七百六十人，为饘粥，济饥人一百九十余万。蜀人曰：‘使者之来，更生我也。’[33]”1043年，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为革新派干将。欧阳修赞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歹动声气，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34]”

韩琦（图片来自网络）

赵抃（1008～1084年），浙江衢州人。景佑元年（1034年）进士。曾先后五次入川，做过县令、转运使、知州等，官至参政知事。“公以宽治蜀，蜀人安之”“公为吏，诚心爱人。所至，崇学校，礼师儒，民有可与，与之；狱有可出，出之。[35]”赵忭《过左绵偶成》“与民共约三春乐，顾我都忘两鬓斑“。他尽量以宽简治民，爱民恤民，使川民能够安居乐业。赵抃对蜀人的宽爱，使“蜀人愈爱之”[35]。欧阳修是赵抃青州知州的前任，两人在知青州的“治政宽简”简直如出一辙。赵抃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追随者和干将，皇祐六年（1054年），他向宋仁宗建言：“近来正直的人纷纷隐退离开，像欧阳修这类的有才能的侍从没有几个了，现在这些人都想离开，因为他们凭正气置身朝廷，所以诋毁伤害他们的人就很多了。”修、黯由是得留[36]。

赵抃（图片来自网络）

通过欧阳观等名宦兴仁兴让、教孝教忠，宽简治政，西川和绵州人才、财赋都开始进入一个井喷时期，自苏易简高中状元后，状元、参知政事、签书枢密院事次第崛起，绵州有宋一朝就出了58 名进士。民安物阜，“安江二流，商贾舟楫云拥上下者盈盈”[37]。据《宋会要·食货》载熙宁十年（1077年）绵州的商税额为54376贯，所属各县和场镇的商税额为15057贯，居全川第三位。《元和郡县图志》记绵州“开元贡：对凤、两窠、独窠、白绸、绢，又贡双紃二十匹。赋：丝，绢。”北宋李昉在《太平御览》载：绵州“土产；小绫、交梭纱，锦、徘红、蜀淡、百桔、紫参。”引《游蜀记》：“左绵郡有小红，三川所尚，绵州左绵郡有汙江，所染绯红，于此水濯后益鲜，故为人之所重。”《元和郡县志》《宋史·地理志》《元丰九域志》等记载，绵州的巴西、昌明、魏城、盐泉、神泉等县均产盐。“绵州岁煮盐二十四万余斤”

（三）观公筑城御水

北宋淮南东路泗州是通往京城的水陆码头，经济繁荣。景祐三年（1036年），29岁的欧阳修，追寻父亲的足迹访泗州作文《泗州先春亭记》。欧阳观任泗州推官时，“因运使至，观傲睨不即见。郡守设食，召之不赴，因为所弹奏殆于职务，遂移西[38]”。不愿溜须拍马，左转益州路绵州。

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追随者和干将，其青州知州的继任赵忭在《过左绵偶成》感叹：“徙蜀何须问险艰”[39]，石介《入蜀于左绵路次水轩暂憇》的：“蜀道三千里巇险，宦途五十驿风波”[40]，照映了欧阳观赴任绵州时的心情。

《四川通志》载：“宋真宗时，推官欧阳观筑土城”[41]。

“观筑土城”非军事防守的需要。宋初，惩五代割据之弊，实行局部毁城。历史学家漆侠先生对宋初毁城政策论述：“为制止地方割据局面的再现，宋太祖、宋太宗又在全国统一的过程中，下令拆毁江南、荆湖、京东西、川峡、淮浙等路州郡城郭。”

“观筑土城”应为抗洪御水。“郡当涪水下流湍捍冲城”[42]，绵州城位于涪江湍急河流当冲河段，自古洪患不断。“晋咸宁三年（227年），大水”[43]。唐代绵州城“唐显庆中，规制宏阔”[41]，唐咸通年间，因三面洪水侵城之故，到了唐末宋初，南城基本水毁。唐城衰败，长期城池不修，“颓墉坏堑，若有若无，三尺之童牧可挑达而逾”[44]。宋初，唐城旧址也被迫放弃迁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八月，“江涨，坏阁道、营舍”。淳化四年（993年）涪河涨二丈五尺，壅下流入州城，坏官私庐舍万余区，溺死者甚众[45]。志载：“涪江暴涨，冲刷城垣，公廨仓库胥时波臣”，“涪水冲城，割东北二门为水国”，“绵州城水溢没田庐”，“涪水泛滥，街巷行舟，人坐城垛可濯脚，飞鱼入城”，“洪水后尸横遍野，瘟疫流行”，“绵江中，水溢城廓”[46]。

唐咸通年间（860～874），绵州刺史薛逢“始为堤以障之”，是为绵州城筑堤防涪水冲毁的最早记载。图中圆圈标示的位置，即为“薛逢堤”（税毅绘制，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景德四年，欧阳观经过多次访问绵州群众，了解灾情，分析受灾的主要原因和治理的最好办法，他发现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州城高地新筑城垣捍洪御灾。欧阳观督率全城士民昼夜筑城，州人踊跃争先，同心协力。先用石块和山冈土将地面填高，形成台地。再以土为主，采用夯土版筑的方法修筑城墙，“作城之外堤，捍暴备灾”。“观筑土城”保护了绵州百姓的生命财产，解决了州民日夜提心吊胆的洪灾之患。据《宋史》志·卷十四载：宋绍熙二年（1191年）“郪（今三台）、涪（今三台花园镇）、射洪（今金华镇)、通泉县（今射洪柳树镇）汇田为江者千余亩…七月。潼川（今三台）。绵，石泉（今北川永安）皆水…龙州（今平武）败桥阁五百余区。江油溺死者甚众”。和三年“潼川府东、南溢后，六月又溢。域外民庐，人徒於山”以及元泰定二年（1325 年）六月，“潼川府，绵江（今涪江）、中江（今凯江）水溢入城郭”，“深丈余”等的洪水为害，导致绵州上游龙州、江油、北川和下游潼川府的严重洪水灾害，而古绵州城却安然无事。

宋真宗时，绵州推官、欧阳修之父欧阳观筑土城。宋宁宗时，知州史祁“筑土堤于城之西北以捍涪趋”，绵州百姓称之为“史公堤”（税毅绘制，图片来源：史志绵阳）

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绵州知州史祁在“观筑土城”的基础上“筑土堤于城西北，以捍涪趋”[41]。宋嘉定初（1208年），知州程德降又据此大修城垣，以泥石加固，形成了“城成袤一千三百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与”[44]。周长1300丈、高2丈，城堞高5尺，防洪御敌两者兼顾。从涪城东街古城墙遗址的考古发现，城墙由上而下包括近现代、民国、清、明、两宋时期堆积层。发掘证实，“观筑土城”的城墙是其形成的历代夯筑叠压关系的基础。

清嘉庆五年（1800），知州刘印全主持重修绵州城垣，在残城和已淤塞填平的涪江故河道上向西北拓展，城垣周长七里有奇，计九百四十六丈八尺，高一丈九尺，城脚宽三丈二尺，面宽一丈四尺，城身俱用方石修砌，甚为坚固。重建的州城共五门，东曰安定，南曰会昌，西曰镇川，北曰迎恩，西北（小西门）曰长兴。图为同治《直隶绵州志》收录的绵州城池图（图片来源：方志绵阳）

欧阳观筑城垣、捍患御灾，惠泽百姓，受到绵州世代敬仰。民众为了表达对欧公仁爱之德的感激，歌颂欧公贤劳事绩，道光二十九年，州牧李象昺偕郡人熊文华修建了纪念欧阳观的祠堂，命为“欧阳崇公祠”。创修殿宇三楹，并题其楹联云“其心厚于仁、有子何惭祀百世，与我皆无憾、先生此语足千秋”，额曰积善成德[47]。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宋史》参《旧志》太祖乾德三年，诏以绵州巴西县隶西川路，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名四川路（益为西川路）。《省志》成都府路领成都、崇庆、嘉定三府，眉、彭、绵、汉、邛、简、黎、雅、茂、威、隆十一州，永康、石泉二军。《宋地理志》绵州领县五，巴西、彰明、魏城、罗江、盐泉。巴西为绵州附郭首县。

[2] [元]脱脱《宋史》太祖本纪二。

[3]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二。

[4]《绵阳通鉴》：十月初九（11月7日）益州钤辖兼绵、汉九州都巡检使张恩钧（邢州沙河人），以王均之乱，出兵保绵州。贼陷汉州，思钧进攻，克之，斩伪刺史苗进，又与石普败贼弥牟砦。

[5] 曾任绵州通判梁周翰就对四川的地理、经济、民风等进行了一番易于作乱的宣解：“夫九州之险，聚于庸蜀，为天下甲也。五方之俗，擅于繁侈，西南为域中之冠也。多犷敖骜而奸豪生，因庞杂而礼义蠹。”四川被王朝中心建构为边缘之地：这里地形险要，人心险恶，根本不能与中原上国的淳朴民风相比。《羊城晚报》2016年01月23日古代“偏见地图”

[6] [宋]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一《内殿崇班薛君墓志铭》。

[7]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四.

[8] [宋]张俞《白云集》《蜀侯赋政诗》。[上宥之则下罚，上通之则下塞。诏令不布，王泽不充。于是三盗乘而互乱，顺、均、旰也。”

[9] [宋]张俞《送张安道赴成都序》《成都文类》卷二十二。

[10] [元]脱脱《宋史》卷二百七十七列传第三十六.

[11] [宋]刘敞撰《公是集》卷一《巷议》。

[12] [宋]李流谦《澹斋集》。

[13] [元]脱脱《宋史》许骧传。

[14] 范纯仁《论李之纯蔡京札子》。

[15] [宋]张咏《张乖崖集》卷二。

[16] [宋]蔡襄《端明集》。

[17] [宋]欧阳修《文忠集》卷六十五《七贤画序》，《欧阳修全集》第六十五卷第951页。